日本军部(防卫厅)幕僚40年前偷偷摸摸策划,日本首相福田赳夫26年前正式下令着手研究的“有(战)事”法案,终于在5月15日获得众议院通过。10年来积极推动宪法修改舆论的《读卖新闻》表示:“这是第40个年头的一(大)步”。同样以鼓吹宪法修改为己任的《产经新闻》更在头版头条以“摆脱禁忌的安保论争”的醒目标题,欢呼日本从“和平的幻想”中觉醒。

  日本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改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改正案”,为什么被认为是敏感的禁忌问题?它为何历经40年之久才获得国会批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了解战后日本自卫队诞生的背景,也得略为追述世人(包括广大的日本人民)对日本拥有军力的基本态度及其变化。

偷偷摸摸策划研究

  原来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重演战前的悲剧,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得拥有军力,并否定其“国家的交战权”。1954年7月,日本以“防卫”为名,设立了“防卫厅”,统辖“自卫队”,其雏形为1950年8月创设,仅有7万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和1952年创设的“海上警备队”,当初目的只在维持治安,而无武力战斗的任务与权限。

  日本当局之所以不能明目张胆,有如今日首相小泉纯一郎宣称“自卫队”为“军队”,主要是担心被责为有违战后宪法的规定及国内外舆论的反对。不过,即使是在世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日本国内反战、厌战和恐战情绪高涨的60年代,一部分战前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职业军人在保守政客的默许与支持下,已经蠢蠢欲动,试图策划类似战前国家总动员令的备战法案。

  1963年6月,即“自卫队”成立未满10年,防卫厅的幕僚长们就秘密策划了一个名为“昭和38年度(1963年)统合方位图上研究实施计划”(俗称为“三矢研究”)的作战计划。这项作战方案的目标十分清楚,即设想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日本如何协助美国对中国和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于“三矢”,指的据说是驻扎在关岛的美军,美国的洲际导弹和装满北极星型导弹(美国战略潜地导弹)的潜艇。换句话说,防卫厅幕僚们策划下的作战计划,首先是强调美国海陆空三军(即三矢)同时采取行动,形成一股坚强的战斗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为配合美军的行动,还参考了战前日本的军事法令,准备制定和采取有如战前国家总动员令的紧急法令和措施。

  1965年2月,这项对外以中国和朝鲜为假想敌,对内实施戒严令,限制民众合法权利及发动三军,配合美国军事行动的“三矢作战计划”被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在国会暴露,舆论界为之哗然。因为,这无异是要把日本套回好不容易才摆脱的战车上。社会党国会议员指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在“恢复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体制”。特别是职业军人秘密制定作战计划和紧急法令,不仅有违和平宪法的精神,还有超越军人权限,抵触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文民统治”(即文官领导)大原则。为此,当时位处被动的佐藤荣作政府穷于答辩,只好声称“三矢研究”乃“未经大臣定夺的空想文件”,并对泄漏此文件的防卫厅干部予以一定的处罚,草草了事。

  1978年7月,曾任战前海军总务大尉的自卫队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栗栖弘臣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段掀起轩然大波的谈话。他表示,“在防卫发动命令未发出之前的阶段,如果受到外国的奇袭,自卫队应该不管是否有法律(的根据),而毫无犹疑地采取保卫国家的行动”,主张迅速制定有关的紧急法令。

军人狂言 被迫辞职

  防卫厅职业军人头号人物的上述谈话,被当时的舆论界认为是“自卫队超越法规的行动”。理由很简单,如果承认军人拥有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擅自行动的权力,无异将重蹈战前军人坐大的前辙。为此,防卫厅不得不重申自卫队在未接到出动的命令之前,不得行使武力行为的原则。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时的防卫厅长官金丸信只好当机立断,请这名公然与和平宪法唱反调的军部头头挂官而去。

  不过,以1978年栗栖的上述大胆谈话为突破口,一年前(即1977年)由当时首相福田赳夫下令进行研究的“有事法制”已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触摸不得的禁忌问题。

  尽管如此,军部参谋长梦寐以求的“有事(战争)法制”毕竟还是见不得光的敏感课题。因为,饱受战火洗礼与吃尽战败苦头的日本民众还普遍患有官方所说的谈战色变的“恐战病”与“厌战病”;与自民党政府分庭抗礼的反对党和反战市民团体对当局的备战法案还有一定的牵制力量。福田政府之所以要再三强调“有事法制”只停留在“研究”的阶段,无非是为了要削弱各方对有关法案策划的注意力。

海湾危机 提供生机

  日本“有事”法案话题之公然提出探讨和争论,可以说是在1990年海湾危机发生以后的事。当时,以“国际贡献”为名,高举“联合国”旗帜的自民党干事长(秘书长)小泽一郎及其智囊们向日本民众游说的基本论调有三:

  一、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必须扮演与其国力相匹配的角色,为国际社会作出相应的贡献,日本必须出钱出力(派兵),从而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日本打败仗时建立起来的,当时日本没有发言权。现在是日本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应该趁机突破现有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条条框框。

  三、战后日本人危机意识淡薄,陷入“一国和平主义”(即只有日本一国在执行和平主义)的泥坑,日本必须加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建立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

  换句话说,不管是从满足国民的大国梦(第一个战略目标是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从积极插手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欲望或者保卫国家的角度来看,日本都不能不与“一国和平主义”诀别。说的更加具体一些,修宪、派兵和作好一切应付危机的准备工作是刻不容缓的。“有事法制”无疑正是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精心策划的重要步骤。上述的这些理论,其实也是小泽一郎后来的论著《日本改造计划》中鼓吹“普通国家”论(即凡是其他国家可以做的事,日本没有理由不能做)的核心部分。

  由此可见,轻易赞同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看法,其实就是在变相支持小泽的“普通国家”论,不知不觉地掉入了日本新国家主义者(美其名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战略圈套。(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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