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日本国民为长期的经济低迷而感到困惑，自民党等政党为连续发生的政治丑闻而情绪低沉的时候，日本内阁却以空前的热情，于16日夜匆忙通过了包括《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在内的所谓“有事法制”三大相关法案，不久将正式提交国会审议。所谓“有事法制”三大相关法案分别为《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此间舆论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要匆忙通过三大相关法案，是为了应付一旦日本遭到所谓的武力攻击时，首相可以强有力的权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指挥动员，并保证自卫队顺利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为此，三大相关法案分别作出了如下规定。
《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规定了“有事”的定义、首相的权限、政府采取的对策及国民给予合作的义务。这里所指的“有事”不仅指“日本遭到来自外部武力攻击的事态”，甚至包括“预测可能受到的武力攻击事态”。据此，日本不仅可以在受到攻击时采取行动，而且只要预测到存在着“有可能被攻击的危险”，就可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国家、地方团体及国家指定的公共机构有义务向采取军事行动的自卫队提供物资、设施及劳务支援。
《自卫队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卫队的军事行动顺利展开。在预测到“将可能进行防卫出动时”，自卫队可征用民间土地，构筑阵地。允许自卫队在自我防卫或保护同僚时使用武器。
《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安全保障会议的机能。当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时，除首相外，只要有外相、防卫厅长官、官房长官等5名阁僚出席即可进行协议。
这是战后日本首次确立“有事法制”，关系重大。其实，“有事法制”的出笼可追溯到1977年的福田内阁时代，当时的防卫厅就已正式开始着手研究有关“有事法制”，只因其严重违背和平宪法，政府内外与社会上下反对势力强大，日本政府不得不一再缓议。
三大相关法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日本舆论大哗。除防卫厅官员和部分政治家为解决了争论多年的积案而感到欢欣鼓舞外，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日本政府的反常举动和暧昧的法案内容感到茫然与不安。
早在日本政府决定提出“有事法制”相关三大法案前后，在野党和部分民间团体就已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集会表示谴责和抗议。日本共产党16日发表谈话指出，“有事法制”完全践踏了人权、自由、议会民主制等宪法原则。自由党干事长藤井裕久指出，政府仍保留着中世纪的战争观念，没有考虑到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是逆潮流而动。社民党干事长福岛瑞穗说，“有事法制”是借有事之名行战时法制之实。政府无限扩大“有事”的概念，完全背离了和平宪法。
久拖未决的“有事法制”今天终获通过绝非日本政府无病呻吟，它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每日新闻》在其题为《决不允许通过暧昧法制》的社论中指出，政府说要认真对付大规模恐怖事件和“可疑船”侵入，但这次抛出的“有事法制”却全是用于对付像冷战时期那种来自苏联一样的大规模威胁。政府又说，今天的国际形势已不是遭到大规模攻击的时代，政府制定“有事法制”的理由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只是对付恐怖活动，只要出动警察及相关机构的力量足矣，为何一定要强调动用军队。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任意扩大对1999年通过的“周边事态法”的解释，把以往不属于日本周边事态的地域和事态重新纳入对日本有事的周边事态范围。这必将对日本的安保政策和外交政策带来重大影响。
作家边见庸更是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放弃现行的和平宪法，制定‘有事法制’，只能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与摩擦，同时使日本步入一种宪法惨遭破坏甚至是进入一种无宪法的危险状态”。边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讲，‘有事法制’与1938年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大体相似，发展下去将导致改宪与征兵。我们决不允许把战争构造传给下一代。”
一贯为日本扩军备战鼓噪的《产经新闻》则从相反的角度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该报在其题为《迈向制定安保基本法的一步》的评论中指出，小泉首相在今年2月的施政演说中指出，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整备必要的体制是国家的责任。此次通过有事法制可视为落实小泉上述讲话的具体体现。但仅此远远不够，小泉首相应进一步考虑制定一项能够对应任何事态的综合安全保障基本法。此次制定“有事法制”应视为是制定综合安全保障基本法的第一步。日本现任防卫厅长官中谷元抱怨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之一，一直没有“有事法制”，这对一个法制国家来说是不相称的。
日本确实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没有“有事法制”也是事实，但日本有和平宪法！正是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战后才走过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历程。今后，当“有事法制”逐渐替代了和平宪法，日本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个新的严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