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南京大屠杀研究，是来历史所之前没有想到的，可以说是个“意外”。2000年春到历史所报到，适值当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所方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说资助是一方面，“国家项目”本身是一种评价。本来我完全没有申请项目的打算。因为虽然兴趣很杂，多年来也写过一些应景文章，但要胜任专攻一门的研究还有许多课要补；而且，我想“评价”应以结果衡量。当时对“项目”的形式也抱有偏见，以为真要有质量的完成一个学术课题，不能像生产物质产品那样限时限量。但所方语气恳切，不能不让人觉得力争获取是应尽的责任。开始拟报的题目是两宋之交的宋金折冲，这倒不是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心得，而是在我的有限阅读中，对这一时段的留意相对较多。最后怎么会选报南京大屠杀，今天已不复记忆，似乎是哪位同事说填表是件麻烦事，为免劳而无功，还是应选可能性大的题目。今天回想起来，在“前期成果”空白的情况下居然敢于申报真是有点胆大妄为。
当时对南京大屠杀其实连最浮泛的了解都谈不上，但多年来我在翻览《诸君！》、《正论》等日本右翼刊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议论时，除了“难以服人”的感受之外，确实也留下了“尚有待发之覆”的印象。如果说以后选择这一课题也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一双重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果仅仅觉得是“一派胡言”或“了无疑义”，便不大可能再有检讨这一课题的动力。
项目批下后，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从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谜》、田中正明《“南京屠杀”的虚构》到今天东中野修道《对“南京屠杀”的大疑问》等虚构派的著作和与虚构派观点接近的板仓由明《真相是这样的南京事件》、亩本正己《真相?南京事件》等中间派的著作二十余种细读一遍，再循他们援以为据的材料做一番清理，看一看这些材料是否可靠，能否证明他们的结论，能证明到什么程度。我申报的项目原题为“日本南京大屠杀论著研究”，对虚构派的检讨是其中的重点，但不是全部。着手后发现需要探讨的问题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想，因此不得不收缩战线，将范围仅限于对虚构派著述的检讨。这一工作后来结集成书时题名就叫《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不过因为相约出版正逢南京大屠杀六十五周年之前，出版社希望能赶在周年纪念日上市，所以此书虽已超过五百余页，对虚构派的检讨仍没有完成。由此之故，我在结项后继续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了“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的新项目。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即为这一项目的结项报告。本来，史料研究是较费篇幅的工作，之所以“草草收兵”，没有详细铺陈，主要是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应着力的方向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想法。这点容稍后再谈。
有关日本的战争罪行，在日本惟有南京大屠杀久争不息。走进日本的书店更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事件有“南京事件”那么多的著述，足见这一争论不再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已成了社会关注度相当高的话题。为什么在日本惟独南京大屠杀会有那么多的争论？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是南京大屠杀在日军所有暴行中规模最大，二是南京大屠杀被认为是两国间“历史纠葛”的“象征”，三是南京大屠杀由战后审判定谳（当时试验、使用生化武器等尚未曝光，未成为被控罪名），四是日本一直有人号称南京大屠杀是为符“对人道之罪”的“编造”。这些原因都和与学术无关的“立场”有关。的确，如果没有立场的因素，南京大屠杀不可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同时，如果仅仅是立场的不同，也难以形成持久的争论。我觉得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成为持续的“热点”，确实也和事发时记录的不充分以及第一手文献的“遗失”有关。事发时记录的不充分，是指事发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日军暴行的全面调查和记录；第一手文献的“遗失”是指上海派遣军法务部日志等日方文献的不传。说“遗失”而非已毁，是因为该等文献也许尚存于天壤间，正如第十军法务部日志实际未毁而曾长时间不为人所知一样。由于有人坚持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南京审判已经解决，再无疑问，所以对这一点还有必要特别说明：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包括文字、实物、影象、口传??今天并不在少数，比如前年和日前出版和续出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达五十五卷，我所说的不充分限于“第一时间”的记录和历史学意义上的“第一手”文献；二，“不充分”决不是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证据还不够充分，而是说作为东京审判特别是南京审判结论的根据还有待进一步充实。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之所以还有研究的价值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理由。反之也可以说，如果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已由南京审判解决，不仅今天发掘新史料的努力变得没有意义，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变得没有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没有日本右翼的挑战和今天是不是需要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2003年，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组织南大、南师大、江苏社科院、江苏省委党校等南京地区的相关学者举办了南京大屠杀研究沙龙，中心主任张连红先生邀我作第一讲。我主要谈了日本争论的由来和现状，附带提及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所谓“我们”的问题，其实是我和国内学者的分歧所在，其中不乏对这一领域的敏感度缺乏体恤的我的偏见。但南京学者包容大度，给予了最善意的理解。那天孙宅巍先生特地从郊区赶来，孙先生是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我讲毕后却特致谢意。当晚南师大的经盛鸿先生来我下榻的酒店，谈起自己的相关研究，说依我所说的“材料的脉络”，他以前的论文确有结论先行的问题。直到今年第二届南京大屠杀史料讨论会期间，南京大学的张生先生还和我说，当时我谈到的照片问题，改变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南京学者的坦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随着和南京学者交往的增多，进一步感到南京学者的实际想法比起已刊文字实有较大突破，比如江苏社科院的王卫星先生和江苏行政学院的杨夏鸣先生的许多看法已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学术以外的束缚。今年初我和张连红先生应东京财团之邀访问日本东京、京都等地，得以有机会从容交谈，虽然有些看法仍不尽相同，但在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也应接受史料检验这一点上则完全没有分歧。
南京学者的通达态度，使近年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这一变化从张宪文先生主持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二次南京大屠杀史料讨论会上最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价值已有不少文章谈及，我这里只举不为人注意的一点。史料集的第十二卷收有“自治委员会文书”，若在以往，这些文书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收入，原因一是自治委员会向被打上“伪”的印记，而文书所收内容多为有关民生的活动，与一般公共政权的职司并无区别，二是有关日军暴行的内容非常稀释，甚至有相反的内容，如要求日本宪兵“保护”的呈文（即使要求保护可以解读为防范日军暴行，就至今宪兵被作为暴行的同谋而言仍是很大不同）。这些文书从狭隘的意义上说并不能为揭露日军暴行加分，但确实有助于全面认识当时南京的实情。第一次史料讨论的情况我在本书引言注2中已略有提及，这里谨以第二次讨论会一头一尾的两次发言为例，看一下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新动向。会议第一场的报告人是孙宅巍先生，他的报告题目是《论南京大屠杀新史料的双向效应??以埋尸资料为中心》。我前面已说到，孙先生是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也是日本中间派、虚构派质疑的主要对象，但孙先生并不固执己说，他承认“我们”以前对埋尸有重复统计的问题，并特别申明“任何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都不需要人为的加以‘维护’和‘捍卫’”。会议最后由张宪文先生致闭幕辞。与通常的小结加致谢的闭幕辞不同，张先生致辞的主旨是强调南京大屠杀研究应保持不受学术以外因素干扰的独立性。不知怎么，那天的气氛让人有一种很独特的感动。如果从未涉足南京大屠杀研究，也许会以为这些话卑之无甚高论，但若身在局中，一定会体会到对待这一和民族情感纠缠最深的事件能有这样的反省所需要的担当。
我在前面提到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应着力方向与以往有不同的想法，触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的变化。从国内已有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看，如果不计对昔日“日本军国主义”和今天日本右翼的大批判文章，迄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掘日军暴行对中国人造成的物质精神损伤方面，二是对“原因”“性质”的探讨方面；前者几乎是在一个方向上的增量工作，后者因对事实的认定以现有结论为前提，严格说并不是一种史学的工作。所以，虽然有关的著述数量相当可观，历史学意义上的全面重建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工作其实尚未展开。我觉得重建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最基础的工作是通过研究以文献为中心的史料??而不是“寻找”为我所需的根据??来建立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东京特别是南京审判的结论。惟其如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才能颠扑不破。这一工作以前未能进行有史料积累、研究程度等学科内的原因，也有朝野承受力等学科外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研究者的“意识”本身。时到如今，由于有了前述近年的变化，我以为用学术手段正面解决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检讨日方材料和虚构派观点虽曾十分必要，今天则未免显得过于迂回，缓不济急。
写到这里，想起今年夏天一位前辈学者的一席话。今年8月23日《朝日新闻》以《南京事件议论再燃》为题，做了一个包括中日两方有关情况的“70周年”特别报道，中方部分主要是介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证明南京审判结论的困难。当天中午，著有《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等书的津田道夫先生来电，口气严峻，第一句话就是“我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批判你”。津田先生在电话中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不是‘学术’可以解决的。我也不相信南京审判的结论都符合实际，但应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太多坏事，除了直接的死难者，更多的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生活基盘被摧毁，这种无数的悲剧是无法量化的。就像如果美国对广岛、长崎死亡者数字提出疑问一定会引起日本民众的愤怒一样。所以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其实是津田先生早已向我表示过的一贯态度。我当时回答的大意是：我做的是史学的工作，与先生所说不是同一层面的事。当晚，津田先生又来电，语气已平缓，说他不否认实证研究的价值，只是实证研究不能替代感情记忆。后来他在《作为感情记忆的三十万?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谈到此事，还特别说：“作为感情记忆的三十万和作为实证研究的工作在他的思想内面是统一的。”（《人权与教育》2007年11月10日总第407号，第113页）我想津田先生这样说与其说是好意，不如说是让我不要走得太远的“希望”。津田先生是日本反省战争最彻底的极少数中的一员，也为我素所尊敬，不过，我想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权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
这篇后记写的较长，除了交代自己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经纬，也是想对正文的匆促在“态度”上作一弥补。在结束本篇后记之前还有一事觉得有必要一提。立命馆大学的澳大利亚裔学者David Askew先生曾在一篇文章谈及我的著述时提到了“尸体数字的极大化”，而我的所有文字从未提到具体数字，加上此文刊于日本右翼刊物《诸君！》（05年12月号），题目又叫“南京大屠杀的亡灵”，所以我在说到此事时用了“可笑”二字（见本书注220）。今年初在东京财团演讲时，Askew先生特地远道从大分赶来听讲，后又出席东京和京都的两次讨论会。在东京讨论会休息的间隙，我对他说“你们虚构派……”，我的话还没说完，他便打断说：“我不是虚构派，除了日本人，其他国家不会有虚构派！”隔日在京都讨论会上提及此事，Askew先生自嘲说：“我主要是对大屠杀派的结论先行不满，既然造成了这样的误解，我以后就开始写批判虚构派的文章吧。”（当天的主持人是虚构派中唯一的中国近代史专门家北村稔先生；东京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中间派的重镇秦郁彦先生）。后来Askew先生在写到我的演讲对日本相关研究提出的批评时，特地表示“没有异议”（《诸君！》2007年4月号，第174页）。Askew先生这篇文章的原稿名为“中国学界关于南京暴行解释的变化”，我的演讲部分的原题为“程兆奇的演讲”，刊出时虽然内容未作改动，但文题和节题都被断章取义地做了倾向性很强的处理，可见《诸君！》的意识形态立场。由此想到让我第一眼就把Askew先生归为虚构派的“亡灵”两字，当也是《诸君！》的改笔。但不愿和“虚构派”沾边的Askew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文章送给虚构派的大本营《诸君！》发表，仍让人不解……
最后，对在本书中提及的各位先生，特别是熊月之先生、张连红先生、杜承骏先生表示感谢！
2007年12月13日晚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载《史林》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