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札记前记

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张,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东京审判的辩论阶段,就有不少当事人出来做无罪辩护,有人甚至说日军在南京“秋毫无犯”1,所以从东京审判认定日军有罪的那一刻起,日本就有人表示不服。七十年代初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谜》的出版,是以“研究”面目出现的否定主张的滥觞。从那以后,否定文字连篇不断,八十年代,特别是近年,更有大量专书出笼。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到彼我之间在“观念”和事实认证两方面的巨大差距。对于这些否定议论,日本已故前辈学者洞富雄等人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应,令人钦佩。但日本“大屠杀派”未暇顾及之处尚多,近年日本否定论者(包括“虚构派”和部分“中间派”)又十分活跃,迭有“新见”,而此事为近世国史极伤痛的一页,意义非同寻常。所以,作为行外的业余读者,拾遗补阙,并不是求在“学问”上对时贤心慕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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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说否定日军暴行,日本“虚构派”胆子忒大,没有什么手段使不出来。这样说和“民族”情绪,“意识形态”立场没什么关系,不过是“虚构派”素行的写照。不久前我曾举过一个近例,指出时下“虚构派”活跃人物东中野修道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鹿为马:“支那方面舰队”军医长泰山弘道大佐的日记明明有下关和挹江门一带大量尸体的详细记载,东中野竟敢妄说泰山宏道日记中“完全没有触及这些尸体的存在”2!东中野修道的表现,已超出了可以坐下来讨论的底线,让人徒感骇然而已。本篇所举一例,只是一个误译,性质不同,本来不必穷究,但“虚构派”屡事渲染,以为抓住了“诬陷”日军的“把柄”,从一个小误译发展出了一个大结论,如此,则关乎大义,让人不能再坐视不问。

  三十年前以《“南京大屠杀”之谜》3为“虚构派”立名的铃木明,时隔二十七年,用旧著之名加一“新”字为题(《新“南京大屠杀”之谜》),著文对“南京大屠杀”提出种种新疑问,其中有一段说:

  在“东京审判”宣读的“南京的惨状”报告书,留在了“东京审判记录”中。其中代表性的东西是以“南京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身份署名的陈光虞的长文“宣誓供述书”。它分为“前文”和“本文”,“本文”有许多“屠杀”的事项和数字,但其不可思议的是“前文”的部分。首先,“前文”的日语速记从“调查之经过”开始,南京地方法院1945年11月7日(日本战败后约经过三个月)印制文书,昭告市民,调查南京市民所遭遇日军暴行,动员南京中央调查局等十四个部门召开第一次会议,开始调查。这里引用速记原文:

  “此间因敌方的欺骗、妨害激烈(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以下由引者所加者不再另注),民气销沉,不特自动举发者甚少,即派员访问,亦竟有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者。此外,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

  文章一开始就说调查异常困难。本来,敌国日本无条件投降,市民应该狂喜进而协助“调查”才是常识。然而南京的市民非但完全不予协力,反而害怕“敌方的欺骗、妨害”。战争以中国方面胜利已经经过了三个月,“敌方的妨害”指的是什么?直到派出委员,为什么市民仍闭口不言?4

  铃木明的意思一望而可知,但正如他的一贯态度5,他并不把话挑明。因为只要有隙可乘,“虚构派”中自有“解人”,不怕“明珠暗投”。果然,去年北村稔6在《“南京事件”的探究》中,对“敌方的欺骗、妨害”又加以发挥:

  日本军占领南京以来经过了近十年,搬迁而去处不明的市民不在少数。然而,“敌方的欺骗、妨害工作激烈,民气销沉”却让人无法理解。调查进行的是45年冬到46年2月,“敌方”的日本投降已经三、四个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从重庆回归到了南京,日本的统治已被扫清,日本的傀儡政权汪精卫政权成员已经或遭逮捕,或被审判。日本方面的阴影此时仍对市民发生影响,令人难以想象。所谓“敌方的欺骗、妨害工作激烈”的状况完全不存在。

  但中国语的时间观念淡漠。因此“工作激烈”是现在还是过去无法判断。如果是现在,则战败后的日本方面做过这样的工作完全不是事实,如果是过去,这种影响继续保持到战败后也极不自然。因此,以“敌方的欺骗、妨害工作……”开始的文章,不过是调查人员对当时状况的随心所欲的判断。讲到事实,则是在南京的居民对日本军人的暴行、杀人没有什么鲜明的记忆。此外,“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可以理解,但“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者”则无法理解。“噤若寒蝉”是“有所畏惧而不敢言”的意思,但畏惧什么呢?更有甚者,为什么否认调查官认为的“事实”呢?“噤若寒蝉”所描绘的状况告诉我们,居民几乎都没有告发,即便调查官诱导也多遭到否定。7

  北村稔所引同语较铃木明又衍出“工作”两字,使陈光虞“宣誓供述书”所述“调查之经过”的费解度进一步强化。日本既已投降,何能继续“欺骗、妨碍”,而且猖獗到“工作激烈”?莫非日本真是降而未退?但真实世界岂有此理?又岂有此事!陈光虞编谎也编得太不高明??如果天下只有东京审判的“日语速记”,大概谁都不能不这样看。

  幸好,“调查之经过”的原始中文文本尚存于天壤间,让陈光虞,也让当时的中国政府,免背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黑锅。原来,所谓“敌方的欺骗、妨害激烈”“敌方的欺骗、妨害工作激烈”,原文只是:

  惟此间经敌伪摧残最烈,民气销沉……8

  此句句意十分明确,不仅和北村稔的“时间观念”云云毫不相干,铃木明所谓“‘敌方的妨害’指的是什么”的疑问也完全落空。日本“虚构派”以为抓住的把柄,只不过是一场会错意的自作多情。

  然而,如果仅仅是无心的误解,人所难免,不必苛责。但“虚构派”并不那么简单。这还不是指“虚构派”的“误解”永远是单向的误解,比如杀人多少,它只会往少的方向误解,有无罪行,它只会往无的方向误解;而是指“虚构派”确实在“伺隙”误解,或者说惟恐无缘误解。就拿北村稔说,他的《南京事件的探究》,通篇都在抓可以成为把柄的“大屠杀派”的“误解”。比如洞富雄将田伯烈(H.J.Timperley)著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中文版题名改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observe”译为“目击”,北村稔便说:

  与“目击”相当的是“witness”和“eyewitness”,“observe”的适切的译语是“观察”或“监视”。将其译为“目击”,会将欧美人告发者告发的由日本兵造成的事件都被误解为“亲眼目睹”。9

  但洞富雄之所以用“目击”,是因为早在1938年与英文版同时出版的中文版已用了“目击”,而战时从中文版(中英文版颇有异同)译出的不明来路的日译本10,也用了“目击”。所以,洞富雄只是因袭了约定俗成,和北村稔对铃木明的推陈出新完全不同。

  北村稔的新著在若干处显示了“细心”。中华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并非僻书,又正属北村先生作这一题目的必读范围,陈光虞“调查之经过”的中日文不同,只要不太粗心,至多只要少许“细心”,稍稍翻览就应该发现。未能发现已有视而不见之嫌,而作为“把柄”大做文章,瓜田李下,怎能让人不生明知故犯之疑?

  5月16日
  
(原载《史林》2002年第3期)

1 如原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法庭上的证词,见洞富雄?《日中?争史?料》8“南京事件”Ⅰ,?京,河出?房新社1973年11月25日第1版,第238-240页。

2 详见拙文《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注134,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48页。

3 此书原名为《“南京大虐?”のまぼろし》(?京,文?春秋社1973年3月10日第1版),“まぼろし”从那以后被与汉字“虚幻”“虚构”同观,成为完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派??虚构派??的通名。但日本也用汉字“虚构”,如田中正明的《“南京虐?”の虚?》(?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25日第1版),如此则不易分辨。又由于铃木明近年面对种种确证,不能不说将“まぼろし”译成“虚幻”等,“是明显的误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まぼろし’,除了‘虚’‘实’‘秀’等各种各样的汉字(指对应的汉字??引者)外,还有想捕捉也无法捕捉的恍惚的意味,这一极其日本化的、‘情绪的’题名,以正确的中国语译出,我想大概是不可能的。”从铃木对《文?春秋》1951年7月号坂口安吾《??の幻》的“幻”之解释??“难解之历史之谜”,铃木现在对“まぼろし”的解释似已转为(铃木自不会承认自己有转变)“谜”(见《新“南京大虐?”のまぼろし》,?京,??新社1999年6月3日第1版,第31、32页)。是故此处不按旧译,姑从铃木自己的解释。

4 《新“南京大虐?”のまぼろし》,第302-303页。

5 铃木明虽然首开七十年代以来虚构主张的先河,但“语气”并不像后出者那样激烈。

6 北村稔1948年生,现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主治中国近现代史。在“南京事件”这一研究领域,是个“新人”。将之归于“虚构派”的根据是他的近著,他自己也许不承认为任何派,日本暂时也没有人指他为哪一派。最近日本有学者对其著之“政治”倾向进行了批判。(见山田要一著《?史改ざんの新意匠??北村稔“〈南京事件〉の探究”の?像》,《人?と教育》341号,?京,社会??社2002年5月20日,第139-149页。)

7 北村稔著《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像をもとめて》,?京,文?春秋社2001年11月20日第1版,第143-144页。

8 《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一)“调查之经过”,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7月第1版,第404页。

9 《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像をもとめて》,第117页。

10 此本没有出版事项的任何记载,据洞富雄推断:“大概是当时由军部翻译、印刷,分发给日本高层的极少数人的绝密出版物。”(洞富雄?《日中?争史?料》9[南京事件2]“解?”,?京,河出?房新社1973年11月30日第1版,第7页。)以前我以为洞氏的推断可为定论。但去年初夏起了一点疑心。当时正值“教科书事件”复炽,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辞书图书馆的底子来自旧中华书局,除大学和省级以上图书馆,其藏量罕有相匹者)恰巧在仓库中发现了一批战前的日本教科书,馆长王有朋希望我能向媒体说几句话,因而大致查看了一遍。这批书中除了教科书和教辅书,有一本英日文合刊,纸张、印工精良,不署编者、书局、出版日期,内容为日本各类教科书中侵略言论汇集的书。从田伯烈之书的中文版由当时国民党中宣部一手操办看,我疑田书日文版、此书与田书中文版或出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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