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情况，由于文献的漶漫，至今模糊不清。《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是在特殊情况下保留下来的特殊的记录。本文根据这一从未为学界所注意的记载，参以其他相关文献，为重建“上海情报科”的史实勾画了初步的面貌。（二）本文对“案主”李德生身陷囹圄中的“动摇”进行了分析，意在为理解历史人物在困厄中的表现提供一种解释。

关键词：上海情报科、南京组、李德生、变节、同情之了解
　　
　　中共在白区和沦陷区的情报活动，由于事涉“隐蔽战线”，虽时隔久远，长期以来一直为学术界讳言。近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日益世俗化，“政治”从中心退向边缘，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历史问题得以逐渐解禁，“地下党”的活动不再仅限于戏文的表现，严肃的研究已在多方面展开。然而，由于地下党的活动，尤其是情报工作的高度非公开性，由于凶险环境不可能凡事毕录，也由于当事人多久已凋零，更由于存世的有限资料至今仍未悉数公开，致使今天深入研究仍面临着来自材料的极大困难。由于这种种原因，《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1（下简作《记录》）就特显出了它独有的价值。

　　所谓“中共谍报团”案，是德裔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日本暴露被捕后连带牵出的案件2。佐尔格案件发生后，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日本人中共党员中西功（公开身份为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属员）、中共党员西里龙夫（公开身份为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被逮捕，上海情报科南京组负责人李德生与汪锦元、陈一峰（本名倪兆渔）、程和生等旋即亦遭逮捕。《记录》是日本警视厅特高一课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9月至次年1月对李德生十六次法庭调查的记录。李德生在调查中供出了上海情报科的组织、人员、日常活动、联络方法、工作重心、获取传递情报的途径手法以及所获情报本身。李德生的回答事无巨细，十分详尽，为我们今天全面了解上海情报科的活动提供了罕有的第一手材料。李德生在第十六次讯问中表示“悔过”，从他在讯问中的“配合”和自述被捕后的“思想转变”看，他的表示应该不是故作狡狯；而从他所供出的重要内情对上海情报科可能造成的毁灭性损失看，李德生的行为按以往的标准除了所谓“变节”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释（强调“以往标准”，是因为拙意以为今天应以更宽恕的态度看待此[类]事，下将稍及）。说明此点的意义在于，供诉的内容不是李德生为了迷惑敌方故布的烟幕，换言之，李德生的供述是可供按图索骥的实情。因此，《记录》的内容反而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记录》在日本出版已逾廿载，迄未见人道及，而国内对有关事实的记述多语焉不详，且颇有傅会，致有与事实大相径庭者，今参以相关材料，略加撮述，希望能为日据时期中共情报活动的研究提供参考。

甲、李德生简况

　　李德生，1901年生，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李家营人。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九岁时入私塾，二十岁起接受“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函授教育三年。1929年去“满洲安东省”七道沟东华大药房工作。“九?一八”后返乡。不久由中共党员李清漪引导走向革命。

　　李清漪的情况略有曲折，有必要在此作一介绍。沂水党史上有个“李清漪”，1924年入党，是沂水县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据有关记载，这位李清漪1927年死于军阀张宗昌的刀下3，与李德生所说“远亲”加“朋友”的入党介绍人李清漪理应无关。但这位李清漪与李德生的引路人不仅同名同姓，而且：一，同是沂水县诸葛镇下胡同峪人；二，同是早期中共党员；三，同是上海大学学生；四，同在上海等地和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巧合如此??尤其是“上大”1927年即被封杀，仅存在了短短几年，居然有两个里贯、经历、信仰相同的“李清漪”??，不能不让人存疑。我曾函询当地有关部门，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我猜想此事有这样几种可能：一是现有党史所说的李清漪1927年实际没有被杀，也就是说两人实为一人；二是李清漪1927年确已被杀，李德生所说的介绍人只是假托其名；三是李清漪1927年确已被杀，但李德生由李清漪介绍入党事在1927年之前，而非1931年之后。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本来最大，这既是因为时处乱局，又是“地下工作者”，讯悉误传不足为怪；也是因为李德生所述具体入微，多有史实可征，难以虚构。在此仅举一例为证。李德生说：他1931年双十节入党时宣誓的场所，是国民党沂水县党部组织部长邵德甫（孚）的房间；邵表面是国民党员，实际是中共党员。查沂水县志，邵为跨党党员，1928年“国民党沂水县指导委员会”组成时邵为宣传部长4。邵何时离开国民党不详，但今天没有材料证明1933年邵与于松泉等被捕前已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李德生若非亲历其事，在时隔十年的东京法庭不可能编出这一细节。而既然此条材料??其他许多材料亦如此??与事实无误，独独“李清漪”为编造，在道理上不能说通。所以，从这点上说这是一条有绝对意义的证据。但李清漪胞弟李清潍（松舟）1972年才去世，李清潍早年由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加入共青团前身社青团，抗战初期入党，也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揆之情理，其兄1927年如未去世，他不应该不知道（此处暂不考虑佯作不知的可能）。所以李清漪1927年未遭杀害的可能性虽然较大，却还不易断论。此事究竟，俟再考。李清漪的情况与本文关系不大，但从中可见“地下党”研究所面临的材料上的特殊困难。

　　在第二、第三次法庭调查中，李德生详细叙述了他的入党动机和经过，虽然所述只是个人经历，作为当时中共争取民众壮大力量的一个缩影，却有相当的典型性，有关情况将另文谈论。李德生入党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在家乡开办的“李氏私立平民学校”，在让贫苦乡人断文识字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培养中共干部”（引自《记录》，下引《记录》者不另注明）。该校不仅先后有二百余名学生加入八路军，学校的党员教师后来也多为党殉难，有案可稽的即有陈善、李贵德等人??这也可证李德生所述并非虚造。开办学校的同时，李德生还担任了沂水第二区民团团长，一时部众多达三千余人。考虑到民团成员多为青帮会众，李德生在与李清漪反复协商后，率他影响的“营、连长”（原文如此??引者）全部加入青帮，“先求感情融和，再做共产主义宣传”。次年4月，李德生就任中共沂水县委军事部常委。不久，沂水受中共影响的民团和同样受中共影响的大刀会5、红樱会6等举行暴动。李德生说他认为暴动时机尚未成熟，和时任中共山东省军委委员的谢梅村（现党史称谢为中共沂水县委书记）意见不一。当韩复榘派兵来攻时，他主张“暂时散会，保全实力”，也未被谢梅村接受。他认为这是因为谢“没有考虑客观的诸情势”。其实当时正是中共中央号召“中国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时期，山东省委也在鲁南各地组织暴动。沂水的暴动正是在此背景下举行，与谢的个人意志并无关系。暴动的结果如所周知，全部失败。不仅队伍被完全打散，许多党员被杀，有幸躲过劫难也只有远避他地。1933年李德生也避往安东七道沟东华大药房。直至次年冬，局势稍稍平缓，李德生才再次潜回家乡。但家乡的“土豪劣绅”并没有就此罢休，还是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36年春“土豪劣绅”更通过县长张里元向韩复榘告发，说他仍在为中共活动。在获知这一消息后，李清漪建议他去上海工作。“数日后”（原文如此??引者），确切时间是3月9日，李清漪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通知李德生立即赶赴上海，接受任务。

　　在第四次法庭询问时，李德生谈到他1936年3月11日晚离家前夕，因感到随时可能“牺牲”，在与双亲痛别的同时，特地遗书幼儿：

　　为了挽救中国的灭亡，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我决然离开给我最大幸福的家庭，从事其事业。

    他并说从这时起已有“为了中共牺牲一切”的“觉悟”。作为远离故土、身陷法西斯囹圄的“囚犯”，李德生能正面地作如是表白，即使泄露了大量“党的机密”，即使已痛加“悔过”，以“叛徒”两字定性仍未免过于简单。有关于此，我们将在本文最后讨论。
　　
    李德生3月14日抵沪，宿于爱多亚路中南饭店，两天后如约和“老金”见面。从此成为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社会部）下属的上海情报科的成员。以后情况是本文重点，后将详述，此处仅略加交代。根据组织安排，李德生在南市王医马弄8号挂起了“国医李德生诊所”的招牌，作为收集传递情报的一个密点。情报的内容包罗万有，比如1941年春“考试院副院长江亢虎强奸某办事员”，比如“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之妾左倾思想非常浓厚，和小说《花溅泪》作者于伶（原注：进步分子）交往密切”，比如“内政部长陈群的六姨太和日本某要人私通”，比如某官员与某官员交密或不协等等，都在网罗的范围之内。当然主要是以收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满洲”、南京等亲日政权的情报为主。这段时间，为方便掩护，同样由组织安排，李德生和张鸣先结为夫妻。1937年秋起李德生负责部分科内工作，1938年底起成为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之一。1940年4月李德生作为上海情报科南京组负责人赴宁，在洪武路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以国医诊所为掩护，领导南京的对日情报工作。1942年6月中西功、西里龙夫被逮捕，接着南京组主要成员陆续被逮捕，李德生也于7月29日被逮捕。因案情重大，李德生与汪精卫秘书汪锦元、陈一峰等被押往日本东京审问。从同年9月30日至次年1月27日，李德生先后在“东京刑事地方裁判所”、东京拘留所等处由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部特高第一课审讯十六次。

　　审判的结果，现多说是无期徒刑；以后的释放，也多说与日军的一时之需有关。如《南京党史大事记》说：李德生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4年因日军感到末日将临，想和新四军达成和议，派他前往接洽，经与饶漱石会面，新四军同意和日方交涉，于是而有由李德生带领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三名代表到六合县竹镇的来访和杨帆作为新四军代表到南京的回访7。此事今有扬帆本人的口述为证，应该不误，但李德生的真实角色究竟如何，还不能说完全无疑。因为李德生判刑的材料至今未见公开（既然讯问记录保存完好，应该还在），被判“无期徒刑”云云当是李德生的自白。对于处身险峻环境的“地下工作者”，任何轻易的怀疑都未免不敬，此点不必置疑；我这样说也并不是对刑期本身有所质疑，因为特高虽以赞许口吻提到李德生的“悔悟”，但因“危害绝大”，在对法院提出量刑建议时还是要求“严重处断”（严厉处罚），所以重判的可能仍然存在。此处之所以仍作“计较”，不是无端立异，而是李德生的“悔悟”，尤其是李德生的供述，实在事关重大，无法轻易放过。

　　以后李德生的去向不见于中文著述。西里龙夫后来在回忆录中称：“昭和25年朝鲜战争爆发前，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的住址，李（德生）夫妻从平壤和京城发来过两封信，从那以后联络就断绝了。”8西里龙夫的回忆是否无误？李德生是否身在朝鲜？缘何身在朝鲜（组织安排还是个人行为）？战争爆发后仍滞留于海外还是返回了中国？这些疑问都不是得到确证前可以轻易猜测的。说到这里想到一个与此有关的“望文生义”的例子。收有《国际共产党谍报机关检举报告》等文献的《佐尔格事件4》1971年出版，其卷首“解说”有以下附言：

　　李（德生）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西里（龙夫）、中西功等日本人活动家在他领导下活动。从1935年到1941年（原文如此??引者），他们的情报相当大量地传给了尾崎秀实，成为佐尔格判断的基础。反过来说，佐尔格、尾崎的情报，记录（指讯问记录，下同??引者）记载的事实，也可认为十分可能通过中西??西里??李，流向中共中央。据西里记录，将他提供的情报传达给李的陈一峰（原注：倪兆鱼[即倪兆渔]??引者）说，日本人的情报活动延安也知道。笔者自己解放后在旅大市和中国要人会见时，亲耳听此人说，战时在上海与西里和中西一同从事情报活动，对他们的献身活动深深感谢，这些情报极其有用，受到毛主席的嘉奖。关于中西的活动将另择机会叙述，尾崎和中西的二组活动，以满铁调查部为媒介交错、结合，对战斗中的苏联和中国人民给予了帮助，应该特记一笔。陈一峰记录说，西里被宪兵队逮捕，他感到危险，提议逃跑，李说：现在如果逃跑，将加重西里的嫌疑，所以不可，而且也没有上级的指示，因此决意坚守上海。可以感到是近似佐尔格那样为了减轻共同被告之罪的考虑。这位要人的姓名没有告诉笔者，但从种种之点推察，就是记录的李，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级干部之一的李德生。（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以下为引者所加者不再一一注明??引者）9

　　此处所说的李德生时任总政主任兼北京军区政委，与彼时上海情报科的李德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解说”作者石堂清伦（1904?2001）是日共早期党员，二战结束前也曾在满铁调查部任职，多次被捕，阅历丰富，之所以张冠李戴，就是因为心中先已存了“李德生”三字答案。（李德生一因文革中方得超擢，以前地位不显，外界难知底里；二因外人不知“德生”为赤县神州寻常名号，确也容易混淆。）以此为戒，石堂清伦所说没有透露姓名的某位“要人”，我们也就不必生拉硬扯，揣度是不是本文主角李德生了。
　　
乙、《记录》所见上海情报科的组成人员一览

　　李德生在东京对日本特高警察说，他所从事的工作因高度机密，有不可说不可问不可与外界联系等等的严格纪律约束，所以他对许多内情所知有限。从李德生的有问必答未加抵抗看，李德生所说应该不是为了有所保留的托词。但1938年李德生成为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记录》中述及的人员组织情况，即使不是上海情报科有史以来人员组织的全璧，也应是此时至1942年夏南京组被破获期间大体完整的记录。以下我们将《记录》中有关上海情报科人员的情况作一钩稽梳理，依《记录》中出现的秩序条例于下：

　　一、刘亭，李德生说李清漪通知他赴沪时告诉他是“上海党的负责人”，1936年春至1937年秋兼任上海情报科负责人。以后更成为“中共中央的干部”。此名不见于今传记载。（刘晓1937年来上海重建地下党组织，在李德生到上海次年，应该不是刘的化名。《记录》中所说人名，今多无其他材料可征，大多当为化名。虽是化名对我们今天复圆当时情况仍有价值。）

　　二、老金，即舒某，李德生抵沪时的联系人，上海情报科负责人。上海情报科名义上虽由刘亭负责，李德生说实际由“老金”“执牛耳”。1938年春至同年冬，上海情报科脱离上海党管辖。同年末“老金”因私用福建盐务总办刘树梅给八路军的军费捐款五千元，被李德生与已去新四军的“老亓”，通过时兼八路军驻沪代表的上海党负责人柳绍文，向延安参劾，于1939年夏与妻子同时被延安招回。“据闻夫妻在延安都遭到监禁”。

　　三、老张，即张子敬，上海情报科成员。1937年冬转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党史中记载的“张子敬”不止一人，在上海工作过的有天台张子敬，但天台张子敬1935年被捕后未再来沪，一直在江浙一带活动，也不是八路军。）

　　四、柳绍文，上海党的负责人。1938年冬至1939年冬兼上海情报科负责人。（期间1937年冬短期去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柳1939年冬赴香港，李德生说：“以后未听说上海另派党代表来。”（此人情况与刘少文同，姓名又是谐音，当为刘少文。）

　　五、某，“老金”之妻，李德生说从未听老金说起过姓名和化名。老金之妻在香港担任中共中央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人。

　　六、吴戢光，又名吴元戎，日常称老吴，上海情报科负责人。（期间1937年冬短期去中共江苏省委工作。）

　　七、康生，李德生误以康的化名“赵蓉”为本名，称康为上海情报科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政治保卫局”时已改为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李德生这样说不论是否知情，当是内部沿用的说法。）

　　八、老亓，上海情报科成员。1938年夏转往新四军，为采购员。

　　九、孙全，北京大学教授，北京联络人，后去了重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多次提供孙殿英、宋哲元情况。（奇怪的是孙的通讯地址是“西四牌楼北平警察局”。）

　　十、赵尔丰，太原联系人。

　　十一、某（李德生说此人不同于老金妻的不知其名，而是遗忘），天津联系人。1936年秋沪、宁、津报纸广泛报道，日本高薪雇佣中国劳工在天津日租界内建造秘密军事设施，完工后日方背信毒杀劳工，此消息即由其提供给上海情报科转发。

　　十二、季仲夏，昆明大学学生，昆明联系人。1936?37年提供日本人和龙云接触等情况。

　　十三、潘汉年，1937年秋至同年冬任上海党的负责人，领导上海情报科。（此点与今传文献完全一致，也可证《记录》的可靠。）

　　十四、老赵，上海情报科成员，一度领导江南义勇军，因柳绍文认为秘密工作者兼顾军事工作，会带来危险，因而移交地方党（后江南义勇军并入新四军，李德生说这一问题“自然解决”）。1939年冬转往新四军，为“军法官”。“老赵”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为汉中县县长。

　　十五、老季，上海情报科成员。1939年冬转往延安本部，李德生说“据说是因为老吴告其挪用他人五十元党费”。（“老季”来上海情报科之前，1936年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书记。）

　　十六、小季，上海情报科成员，老季之弟。主要负责密写情报。1940年夏回故乡江阴。

　　十七、小许，上海情报科成员。主要负责密写情报。1940年夏回故乡。

　　十八、老宋，上海情报科成员。李德生说由于“老宋”获取的情报量少质低，所以曾让他负责因战争阻碍未能如约赴延安的南洋华侨子弟数十人的教育。约1941年6月转往江南义勇军。

　　十九、翁福绵，日常称老翁，上海情报科成员。

　　二十、程和生，上海情报科成员。1938年春一度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旋又返回上海情报科。1942年夏与李德生同时被捕，越二月，跳车自杀未死，后在审判中跳楼自杀身亡。

　　二十一、倪天骥，由老宋领导的“进步分子”。（“进步分子”似指非党员，但李德生提到倪也交党费，不知“进步分子”是否也可交党费，抑或倪是中共党员。以下倪青与某女士同。）

　　二十二、老赵之妻，上海情报科成员。1940年夏转往新四军。

　　二十三、陈一峰，即倪兆渔，上海情报科成员，公开身份为“中华联合通讯社”记者。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1942年夏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逮捕。

　　二十四、西里龙夫，上海情报科成员，公开身份为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1942年夏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逮捕。

　　二十五、中西功，化名大王，上海情报科成员，公开身份为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属员。1940年春为了方便收集情报，推动满铁上海事务所设立情报室，李德生称这是“中西功同志在上海情报科活动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事”。1942年夏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逮捕。

　　二十六、汪锦元，化名大桥，1939年前在受老翁领导时称小王。上海情报科成员，公开身份先为“大上海放送局”等处雇员，后为“外交部专员”，长居汪公馆，深得陈璧君信任，实际形同汪精卫私人秘书。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1942年夏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逮捕。

　　二十七、陈宪章，上海情报科成员。

　　二十八、倪青，倪天骥姐，也是由老宋领导的“进步分子”。

　　二十九、某女士，由老宋领导的“进步分子”，公开身份为南京“大民会书记”。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

　　三十、张明达，上海情报科成员，公开身份先后为“中国体育协会事务员”“中央电讯社联络员”。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宁沪间交通联络员。

　　三十一、陈叔良，上海情报科成员。1939年夏南京组成立前被派往南京，在南京太平路开香烟店为掩护。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同年夏去盐城抗大第五分校学习。

　　三十二、邱麟祥，上海情报科成员。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在无锡搜集情报。

　　三十三、陈三百，上海情报科成员。1940年南京组成立时为南京组成员。1942年夏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逮捕。（前些年尚健在，为武汉军区离休干部。）

　　三十四、秦鸣钧，上海情报科成员，主要负责发报。（与李德生同乡，青岛无线电学校毕业。1949年3月17日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遭破坏时遭逮捕被害。）

　　三十五、某，老吴（吴戢光）的交通员。

　　三十六、小叶，张明达之妻弟，时为“中央电讯社上海分社联络员”，1941年春至年末以私人情谊为上海情报科在沪宁间传递情报，本人并不知情，属于“被利用”（李德生原话）者。上海情报科还有一些不知情的“被利用”者，仅将“小叶”例入，是因为惟有他在一段时间内定期活动，已俨然是组织中的一员。

　　三十七、白井行幸，早年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时由“手岛”介绍加入中共，一度脱党，1941年重新通过老吴（吴戢光）接上关系，在北京为上海情报科工作。1942年夏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逮捕。

　　三十八、小学教师某，老翁领导的成员。

　　以上人员今日仍有记录的不及半数，而今日名号流传、李德生未提及的只有“张秉德”。因为当时成员多为单线联系，张三的下线未必李四尽知，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上海情报科人员是否除“张秉德”外已悉数网罗，但主要成员，尤其是1937年李德生成为科内“部分工作负责人”后的主要人员，当不致遗漏。这是我在《记录》中未见“张秉德”之名时仍有的一个顽固看法。摆着“张秉德”的例外仍坚执如此，是因为如前已述，李德生至东京时已放弃抵抗，供述又记录于第一时间，“隐瞒”“遗忘”都不可能。后来经过比对，发现“张秉德”的经历与“张明达”大致一致，“秉德”“明达”音义也接近，两人应该就是一人。说大致而不是完全，是因为李德生口中的张明达被派至南京后始终是沪宁间的“交通员”，而今传张秉德初至南京时是以小杂货铺为掩护的密点负责人；不仅如此，李德生供述中的“烟纸店主”陈叔良，今天被“移宫换羽”成了“老板”张秉德的“跟班”。传达此事的文章对此有绘声绘色的描述。10这种事若非作者的想象，大概源头总可以追述到传主的夸饰。我之所以“厚彼薄此”，坚持以为李德生的口供才更可信，理由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还找不到李德生的“犯意”，亦即找不到李德生对大量事实不加隐瞒而对一、二件事实刻意歪曲的理由。

丙、上海情报科组织关系、通讯联络方式和资金来源
　　
　　一，组织关系

　　李德生来沪后，上海情报科和上级机构的从属关系有过几次变化，科内人员也时有调动。人员变动情况，上列已详，不再重复。组织从属关系，大致情况如下：1936年3月至次年秋，上海情报科的“总负责”是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刘亭，上海情报科的老金（舒某）只是具体负责人。老金说上海情报科本来不受地方党“管理”（原文用语），但因没有电台，发报要通过地方党，于是才有了这层关系。1937年秋至同年冬，潘汉年为上海党的代表，柳绍文为秘书，同时兼管上海情报科（具体负责人仍是老金，李德生此时也成为“部分工作”负责人）。1938年春至同年冬，上海情报科脱离地方党管理，其时负责人是老金。1938年冬至1939年冬，上海情报科复由上海党的代表柳绍文兼任负责人，李德生续为“部分工作”负责人。1939年冬至事发，上海情报科直接对中央社会部负责，吴戢光（吴元戎）为负责人。1939年3月成立南京组，由李德生负责，4月移住南京。

　　上海情报科的上级为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其前身为政治保卫局，而李德生仍称为“政治保卫局”。我在前面已说过，不论是否知情，“政治保卫局”当是内部沿用的说法。但李德生未提及社会部，很可能是并不知社会部。吴戢光也误（？）将当时的上级负责人说成：“以前是康生，现在是邓发”。李特地说吴是弄错了。这样的误差当是由于高度保密和严格纪律所致。李德生赴沪前，李清漪已向他特别嘱咐：“至上海后要更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1938年冬李德生第一次和时兼上海情报科负责人的地方党代表柳绍文见面时，柳就交代：“情报科是一种秘密组织，不能以公开的名目和群众接近。”这样的一种保密状态，使情报科对敌方的机密可以如数家珍，对自己的系统反而不无隔膜。

　　二，通讯联络方式

　　上海情报科的中心任务是收集情报，处在高度的隐秘状态，所以从来没有会议，也没有以任何名目的成员集中，布置任务，搜集情报，传递文件，都是单线联系。大体情况是：

　　（一）与中央联系

　　李德生初到上海时正是国民党对中共上海党组织严厉镇压（1935年）之后，电报已无法使用，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淀酒”的材料；二是用“五倍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李德生说，当时延安至上海的交通线都有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党员保护，如在河南的孙殿英的部队和在郑州以西的孙连仲的部队中都有中共党员接应。七七事变后，上海和中央恢复电台联系。1939年冬柳绍文离沪，电台转归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情报科遇紧急重要情报，由此台迳发中央，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包装纸等物，由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7、8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至香港陷落为止通过香港与中央联系。香港沦陷后，上海情报科直接与中央联系。（1941年秋，西里龙夫报告日方有窃听装置，并准备严厉取缔，李德生向吴戢光报告后吴说：一，电台藏于租界外国巨室家中，租界警察不会搜查；二，此台费资万元，性能优良，发报员留学美国，技术高超，不会暴露。）

　　（二）南京组与上海科的联系

　　沪宁间情报主要由张明达利用南京“中央电讯社”工作之便传递。情报仍用密写药水书写，书写材料往往是中央电讯社的刊物，外套“中央通讯社”或“同盟通讯社”“中日文化协会”等日系机构和亲日机构的信封。

　　（三）上海情报科内成员的联系

　　成员间均为单线联系。联系地点一般在法租界和其他热闹场所的饭店、酒楼、茶馆等处。也有较固定的地点。如李德生和通讯员张明达及吴戢光的联络员的联系一般在共同租界爱多亚路的纱布交易所。上海新新公司的干洗部也是较多利用的接头点。易打交道的老年人的住处也常被利用作为联络点。如李德生和老亓、秦鸣钧的联系在法租界贾西义路46号陈老太家。法租界具勒路（疑误）、萨波赛路附近的李复石诊所也被作为一个日常接头点。对这些房主，视不同情况，使用不同方法“联络感情”，如陈老太经济困难，情报科每月贴资五元，李中医条件较好，每月送二、三元水果。

　　成员间初次见面，相认最常见的方法是对暗号。它如各持半张图画或纸币，按若干次门铃，开窗或关窗，等等，不一而足。早于南京组成立派往南京的陈叔良，来沪或住霞飞路的东昌旅馆，或住蒲柏路的大新公寓（旅馆），他通知李德生的办法是在具勒路电车站边电线杆贴一张当时习见的民谚：“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出太阳”。区别仅在最后三字，在一家旅馆，为“出太阳”，在另一家旅馆，为“太阳出”。这种区别，一般的过路人不易区别。总之，花样之繁多，不下于以后影视的表现。

　　组内关系是金字塔结构，成员除了工作关系，没有“私交”，各人情况只有“组织”??上级??掌握。李德生特地提到，成员的上线都有下级住所的锁匙，以备不虞，但非到万不得已不会不约而至。

　　三，资金来源

　　上海情报科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途：一是上级组织提供，二是党费和党员捐献，三是外来资源。上级提供指由延安总部下发，迄至1939年冬止，每月四百元，1940年春起增至每月八百元。党费根据个人收入因人而异。以李德生为例，初到上海时情报科每月给他生活费十三至十五元（老金说这是党员津贴的最高标准，中央委员亦不高于此额），缴纳党费二角。1936年7月起李德生诊所步入正常，到次年春为止，缴纳的数额从每月十、二十到三十元逐渐增加。1937年春夏起，每月缴纳五六十元至百余元（李每月另以余钱支援困难同志）。

　　1940年4月至南京之初，南京组的经费每月是一百至一百五十元，待李德生诊所情况好转时减为五十元。南京组每月开销约三百元，空缺部分由组员党费和李德生收入补足。1942年3月起组织经费停发，完全由组内自筹。

　　李德生有个统计，1939年春至次年春，单中西功所交党费就达四百余元。当然组内成员若有困难，组织也都尽力帮助，如西里龙夫一方面缴纳党费（李德生特别说明有几回交的是“日本金”，日圆当时币值大于国币），一方面在1940年5、6月罹伤寒之疾时，组织支付了二百元医药费。当时情报科成员，不论血统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一种为着理想献身的精神，所以南京组经费停发，不仅工作没有因此而停顿，自筹的经费经常达到每月四、五百元，超过正常开支。这些余钱，给南京组的工作带来了便利，如为了工作顺利结交南京警察总监苏成德时送了价值百元的绢制匾额。

　　外来资源主要有满铁上海事务所情报室的节余费用，具体情况容后述。

丁、上海情报科搜集情报的途径

　　上海情报科成员的职业五花八门，身份也时有变幻，只要能获取情报，或明拿，或“窃取”，随机应变，“不择手段”。
　　（略）
　　
戊、上海情报科所获主要情报
　　
　　上海情报科所获取的情报，国内相关文字虽给予高度评价，对所作“贡献”??除日本向美国开战等极个别例子??却语焉不详，《记录》中详载了李德生赴沪至南京组侦破期间上海情报科所搜集的情报。内容十分丰富。当然，因上海情报科都是单兵作战，成员间互不通气，李德生又从未担任上海情报科的总负责，而且他也说许多情报已不复记忆，所以《记录》所载还不是上海情报科所搜集情报的全部，这点也是须加说明的。对李德生有关情报的讯问，前后共进行了六次（第十至第十五次），可见日方的高度重视。以下我们依讯问秩序摘录于次：
　　（略）
　　以上情报为李德生所经眼或耳闻，不是上海情报科所获情报的全体，已一如前述。但从中仍足可看出所获情报的深入和广泛。中共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却能成百倍的壮大，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无远弗届的情报手眼，详于“知彼”，当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此处不惜篇幅详加罗列，意义已不仅仅限于展示上海情报科的成绩。

己、余论：“变节”略议

　　李德生在第十六次法庭讯问中自承“罪孽深重”“惭愧后悔”，并表示若蒙释回，愿以余生为“大东亚圣战奋斗”。不论这一表示是否只是权宜之计，甚至不论以上供述是否尚有“伏笔”，李德生的“知无不言”都已远远越出“神圣”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对“贞操”要求的底线。从这一点上说，任何理由都已无法为“变节”洗刷。另一方面，在远离硝烟和鲜血的时代，尤其是终于意识到应该“以人为本”的今天，对人物一生的表现仅仅根据最后一刻便一笔抹杀，终嫌不够体谅，也有欠公平。我在题意已尽之后觉得仍有一议的必要，其端由即在此。

　　第一次海湾战争某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在伊拉克“大骂”美国侵略，战后交换俘虏回国时受到的仍是红地毯加鲜花的英雄般的欢迎。此人在被囚时的表现未受“计较”，是因为谁都知道“大骂”出于被迫；而能不予计较，则是因为非神性的普通社会（亦即所谓“庸俗”社会）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任何群体和个人都无权要求他人成为“烈士”。这点和我们的确有很大的不同。周佛海1942年2·15日听到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无条件投降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西方人心理认为，人事已尽，投降不为辱，不如我东方人有死节之精神也。”11周佛海有没有资格谈“死节”此处不论，但连周佛海都有这样的感慨，可见“节”在我民族意识中的分量之重。王龙大律师为周作人“义务辩护”，以为周保护北大校产“受命于危难之际，临难不敢苟免，既无寸铁，又无三军，虚与委蛇，降志辱身。”“幸战后华北文化城之最高学府书籍、校舍毫无损坏，完成使命。此种受命行为，虽不足言功，亦不应受过。”王龙所谓“不足言功”是面对审判基调和嚣悍时论不得不的“权且”，其实他的不平由辩词开头“犹大害师，逢蒙杀羿，自古已然，与今为烈”12数语已表明无疑。守护校产的受命和完成，有蒋梦麟、胡适等北大前后校长的证明，法院判词也承认周“究无重大恶行”，却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13亦即“落水”本身，被重判十年。瞿秋白临刑前从容写下《多余的话》，说明心中已一片澄明，但在文革结束前的长时期，“豆腐好吃”却被认为是瞿还留恋人世，是“革命意志”动摇的表现。当时的忠贞标准之“严格”，非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那样高亢的音节不能合拍。“开放”后尺度放宽，瞿的“淡然”才被同样尊为“伟大”。但这种放宽，还不是从“人道”出发的西方式的“宽容”，与时人乐道的“同情之了解”（陈寅恪语），也完全不同。所谓“同情之了解”，不是但有同情没有原则。寅恪先生向抱“汉贼不两立”的凛然态度，在大义上守持极严，不仅终其一生如此，而且老而弥坚，此点已为今人所习知。同时，寅恪先生晚年发“贰臣”钱谦益心曲之覆，又最可见他对前人“难处”和内心曲折的体恤和洞察14。这里“同情”和“了解”相连，既有设身处地，也有细致入微，而不是简单化。简单化，以“道德”评判代替“了解”，看似方正，实际带来的只能是诬枉和虚誉。王冀民先生毕生研究顾炎武，在谈到评顾之难时说：

　　亭林缅怀唐、桂，为何终生未作西南之游？志存恢复，为何北游之后，未见密谋抗清之实据？人皆谓亭林刚严方正，为何常与清朝官员往还？深恶降臣，为何仍交史庶常与程工部？鸿博既举，为何特恕潘、李且不废《广师》？至于责人坚守志节，而己则剪发易服；避用清朔，而仍书康熙年号，尤不可解。凡此种种，似集夷清、惠和于一身，既不可置而不议或曲为回护，亦不可执其一端而妄疑大节，此注亭林诗之所以难也·15

    亭林身负沈痛，风节之高从无疑义，王先生通过精细考察，仍见其不可“曲为回护”之端，非仅可见“注亭林诗之所以难”，亦可见知人之难。

　　由李德生旁出至顾炎武，虽似枝蔓，但此节谈“节”，所以不是离题的闲笔。

　　李德生被押解至东京后的表现，未如时人所想象的那样“英勇”16。《记录》中的大量供述，特别是最后讯问时的“悔过”，都与“信守不渝”（前引文中语）适相反对。虽如此，以此“一点”??尽管是重要关节??不及其余，对李德生作完全负面的“盖棺论定”，也未免失之于苛。这样说的理由卑之无甚高论，因为从上引中所见的李德生的努力和贡献，出狱后仍回到“革命队伍”等等，都不是一笔可以抹杀的。此处只想就狱中表现谈一点看法。

　　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在形式上已是现代“法制国家”，对嫌犯的拘留、逮捕、讯问、审判等等都有严格的制度性规定。此处举一小例为证。佐尔格被捕后，“司法警察”很快知道佐尔格属于“红军第四部”（情报部），但在“调书”（记录）中却模糊地称属于“莫斯科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明书佐尔格属于红军第四部，所触犯的是拘留期限不得超过四个月的“国防保安法”；用含混的“莫斯科中心”则可以和共产国际牵连，适用拘留期限为六个月的“治安维持法”17。此例证明拘留期限的规定对司法部门确有约束。另一方面，此例的“明知故犯”又恰可说明有“法制”并不等于有“法治”。李德生在狱中是否如前引文中所说“一口牙齿都被打掉”，我们现在没有第一手证据，但刑讯逼供当未能免。

　　战前日本名义上已规定不准对犯人用刑，并规定“如司法警察对拘留者非法凌辱”要“追究上司的责任”18。战后因此有原特高警察声称“只有说服，未用暴力”。对此，亲尝过“凌辱”的石堂清伦斥责说，这种自辨等于是“盗贼自我证明的洁白”。石堂说：

　　特高警察自我证明没有拷问，从一开始就是不可信的。佐尔格事件同样也有相当的拷问。宫城与德在调查中试图自杀，就是怕因不堪痛苦被迫陈述给同志带来危害。可以认为宫城以外的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因审判记录没有指出拷问而想象没有拷问，是不知日本警察的一相情愿。暴露这种事实，有人认为非但不能减刑，反而会给审判官更坏的印象（原文为“心证”conviction??引者）；也有人因为要在法廷上再次重复屈服于拷问的事而感到耻辱。佐尔格事件中宫城的未遂自杀，反映了审问的性格。

　　战前维持治安维持法的事件没有拷问是例外。战争末期的满铁调查部事件是那样，没有拷问。尽管如此，这也不是关东军宪兵队特别有人情。相反，笔者1943年8月被拘留的本溪湖宪兵队，邻房的朝鲜革命家受到“うつつ?め”（字面意为“现实拷打”，是江户时期的逼供手法之一，即在连夜不睡、昏沉迷糊的状态下逼迫口供??引者），最后被扑杀。当时别的房间被称为‘八路军少尉’（原文如此??引者）的年轻中国革命者则因拷问而发狂。19

　　象石堂清伦那样活到战后的“拷问”见证人并不少。曾任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伊藤律1953年被除名，实际的理由当时未公布，就是因为未能经受住“拷问”。与伊藤有过交往的日共老党员山?健太郎说：“伊藤律是非常有才华的才子，但也非常经不起拷问”20。不仅是日本人，明治后日本人意识中视为“上国”的欧美人在日本狱中同样也不能幸免于“拷问”。《纽约时报》记者奥托?D?托利舒斯说他在巢鸭监狱受特高警察审问时遭到严刑拷打。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曾说：“那帮日本警察的愚蠢，比起他们的残酷略逊一筹。”21而在所有被捕者中，中共背景被捕者的处境无疑是最差的，因为除了“敌国”的因素，“反共”是战时日本的最主要国策之一。与李德生一起被捕的上海情报科南京组成员程和生被捕后两次自杀，原因不详，如果推测和宫城与德的处境和心境相同，大概虽不中亦不太远。

　　所谓“慷慨捐生易，从容赴死难”，从这些亲历者所述“うつつ?め”等求死不得的拷问看，“法制社会”的日本牢房是一种更难熬的炼狱。这样的生存的极度考验，已超出了肉体的可能承受力，换言之，能否坚持抵抗与信仰是否坚贞已不再能等同。石堂清伦以尾崎秀实在“申述书”中表现的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和尾崎的律师在“申述旨趣书”中说尾崎为佐尔格的“鬼才辣腕”所操纵以便为尾崎开脱，感叹尾崎未能如佐尔格那样“毫无悔悟，不乞宽大” 22。尾崎的二封申述书分别作于判处死刑的之前和之后，确实已不复刚刚被捕时对信仰的守持23。但即使是信仰坚定的佐尔格，面对讯问，也是有问必答。强调此点不是为了表示佐尔格还不够坚贞，而是为了说明定力再高，终有限度。

　　从这点上说，不仅佐尔格战后被苏联作为英雄当之无愧，被捕后动摇的佐尔格的同事M?Klausen24在东德得到赞扬也并无不当。石堂清伦说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狱中的表现是一个“好对照”（同前引），但佐尔格本人在获知尾崎秀实“转向”时却仍“抱着同情”，“完全没有憎恨”25。作为经受过真正考验的佐尔格26，他的“同情”远比那种看似严正的高调更有说服力。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屈服于精神、肉体的折磨，不等于“贪生怕死”，不等于改变信仰，更不等于背叛。曾向尾崎转交上海日森研究所文件的高田尔郎说，尾崎事发后，他一度担心会累及自己，却安然无恙27，说明尾崎的供述有权有守，看似详尽，还不是毫无准则。尾崎曾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凡人临刑有三种态度，第一如牵入屠场的羔羊，是任人宰割的态度；第二是慷慨就死的态度；第三是完全超越生死的平静如水的态度。我在写冬天的手记时（指1944年2月29日申述书），暗中已确信超越生死达到了第三阶段。但这只是从观念上看待死。老实说我今天的态度还是在第二阶段。古来东西的许多志士我以为也是如此。”“东西志士”中尾崎特举了“支那的文天祥、段秀实、方正谷（当为‘学’之讹）”28。尾崎决心“慷慨就死”，并不贪生，却不得不“转向”，可证日本特高警察的锻炼比一死更难忍受。

　　我在此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攀比”，并不是为了表示既然倍受赞扬的佐尔格在狱中仍不能不“供述”，既然“放弃信仰”“转向”的M?Klausen、尾崎秀实战后仍受到了相当的褒扬，李德生在狱中的屈节也不应追究，而是为了说明对在超出生理承受力的“拷问”之下的表现，我们应予的是同情，而不是苛求。有了这一意识，才有可能从李德生的供述中寻绎出他的真心。

　　的确，李德生在第十六次讯问中说了许多自诬的话，但通览《记录》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悔过”，更多是“表态”，与整个供述的“文脉”并不一致。从第一次到第十五次讯问，无论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对中共反抗“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努力，以至对“共产主义”理想，李德生都以较“正面”的口吻加以叙述。在此仅举一例，看看李德生在日本牢狱中具体是怎样表述的。第二次讯问时提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李德生借李清漪的话说：

　　国民党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如野兽，完全是对共产党的侮辱。共产党有时确实杀人，但只是杀社会上最恶之人，即孔子所说“众人皆曰可杀”之人（孔子未说过此语??引者），绝非随意杀害好人。放火，有时为了战术需要会去烧国民党军队的兵营，但决不会去烧人民的房屋。

    谈到“日本侵略”，他同样借李清漪的话说：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土地，杀戮我们的人民，强奸我们的妻子姐妹，蹂躏我们祖先的坟墓，想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做奴隶。

    李德生说他因此“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救国主张”。虽然这两处所及都是自己入党时认识的“历史叙述”，但若真已改变信仰，他可以用更“中性”的说法，而不是取这样价值倾向明显的陈述。至于李德生对“汉奸汪精卫”“叛国”的“痛愤”，每每以“南京伪政府”“汪逆傀儡政权”称呼汪记“国民政府”；对重庆“和平派”“顽固派”的警觉；对“党的方针”以肯定语气的转述；对“牺牲同志”的赞意等等，也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变节”者会认同的。所以，李德生的供述对以后的情报工作是否造成危害是一回事，他的屈服是一回事，他是否已成死心塌地的背叛者是另一回事。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李德生虽然不象时人所以为的那样英勇不屈，但也不应以《记录》所见一笔抹杀。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特加强调，不仅是因为对于先人的艰难和不幸应予充分的体谅，也是因为作者雅不愿因拙文而导致对前人的否定，这确是我的一个特别的“顾虑”。
　　
庚
　　
　　战争年代中共情报系统的面貌，今天已有如所谓“积藓残碑”，所以即使零篇断简的发掘，仍会有补苴罅漏的价值。本文若能在提供素材之外，引出大方君子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则将是意外的收获。
　　
　　乙酉暮春
　　
（全文原载《史林》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