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掳日劳工，如果不是学者做了口述历史，连成为历史注脚的机会也没有。（CFP/图）
本报无意否定为老劳工们的利益奔走的各界人士的所有真诚努力。但与此同时，十数年来的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中，各方各派，对话语权的争夺、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从未停息。
河北农民张造领这辈子头一回成为事关“民族气节”与“中日友好”的核心人物。
66年前，张造领的父亲张小更被掳往日本做苦工。而今年4月26日，张造领和另外4名受害人遗属，作为“中国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信浓川劳工分会”的57名劳工的代表，和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西松建设谢罪，张造领和其他56名老劳工或遗属，得到3页纸的“说法”和大约每人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和解签字当天，另外5名劳工代表也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声明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信浓川受害劳工，而且他们坚决反对和解，因为西松公司提供的不是赔偿金，而是救济性质的“偿金”，“带有侮辱性质”。
一时间，张造领签的那3页纸成了“丧权辱国”的又一个例证，“出卖”了民族尊严，只换来了一点儿“施舍”。
都是受害者，何以如此势不两立？势不两立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利害关联？
事实上，十数年来的中国掳日劳工民间索赔，达成了4次和解，理论上为不到3000受害者及遗属争得一点赔偿，却遗留下更多的纷争、分裂，如一个江湖。日本的律师、和平运动社团，中方的律师、学者、半官方机构，所有人都在捍卫着自己充当劳工保护伞的纯洁目的，也都在回避自己的利益诉求。
这一局面很可能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当年的劳工全部去世，从而被当作历史书的某一页彻底翻过去。
论战、“诱劝”、“绑架”
日本律师说：“作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确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反对和解的5名劳工算是“老革命”了，从1990年代后期就起诉西松建设。康健则一直是带领他们打官司的律师。
而参与和解的绝大部分劳工遗属，则是去年夏天听说要和解后才加入“革命队伍”的。但人数上他们占多数，因而被认为“更能体现大多数劳工和劳工遗属的意见”。
论战就此展开。
反对和解者，比如加拿大史维会负责人列国远和香港惠明基金，甚至为拒绝和解的5名原告提供了35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而支持和解者发表公开信，指责康健律师“煽动民族情绪”，“随着知名度提升，随着企业捐助的出现，企图凌驾于受害劳工这个群体之上，自己主宰一切的态度愈发明显”。
事实上，今年初各方刚开始商量和解意见时，日本律师们曾建议双方劳工闭门开会，讨论，但遭拒绝。康健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愿见面的决定是5名原告一致决定的。而支持和解的劳工联谊会顾问何天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康健不让原告和劳工见面”。
不开会的“一致决定”，其实在去年底就已有迹象。
韩英林是5名反对和解的劳工之一。他儿子去年底就去了石家庄，见了劳工联谊会的顾问何天义。“当时我怕误会，还给康健律师打了电话。”何天义说。但是会面后，康健立即给劳工联谊会发去抗议信，抗议联谊会“诱劝原告”，并对她本人“进行污蔑”。
张造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有原告给他打电话说，自己也想和解，“但是康健律师带领他们很多年，不听康健律师的话不合适”。
也因此，当康健提出，四十几名劳工以所有劳工的名义与日本企业和解是“绑架”了5名原告劳工的意见时，支持和解的劳工代表愤而回应“究竟谁在绑架信浓川原告”。
负责信浓川和解的日本律师森田太三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确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模式之争
“你们不要脸！你们是叛徒！背叛了中国劳工！”
2000年，花冈劳工惨案的受害者遗属与日本企业和解。但当时日本企业没有书面道歉，每位受害者也只得到数千元人民币赔偿。
在是否接受和解的问题上，掳日劳工民间索赔运动内部，发生了第一次分裂。
事实上，一直到去年10月安野劳工和解，康健与信浓川劳工联谊会依然站在同一战壕，一起批评与日企和解的安野劳工。
在去年的“安野和解说明会”上，安野劳工联谊会的会长邵义诚和信浓川劳工联谊会的会长李良杰激烈争吵。
李良杰历数对“安野和解”的不满，邵义诚站起来对李良杰说：“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啊！也要到钱啊！”
李良杰顿时勃然大怒，骂道：“你们不要脸！你们是叛徒！背叛了中国劳工！”
可在安野和解实现2个月后，去年12月29日的劳工联谊会信浓川分会成立大会上，57名劳工及遗属一致同意和解。
“劳工们想和解，挡不住啊。”劳工联谊会的法律顾问傅强律师说。
十几年维权斗争史，总共4次和解，每次和解都引起争执。支持者说他们没违背原则，而且辛辛苦苦做了事。反对者说丧失了底线，是对劳工和民族的出卖。
连报端上针锋相对的论战文章的标题，几次和解论战也保持高度一致，比如某某原告一致反对和解、某某和解的尴尬，等等。
门户之别
“事情是我做的，如果一起联合，最后功劳算谁的？”
5月20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发表声明，标题是《必须制止分裂掳日劳工队伍的行为》。
然而门户之别，已然在十数年里成为劳工运动的基本生态。
学者刘宝辰1980年代就涉足掳日劳工研究。他向本报记者介绍，在日本，主要是两大民间团体支持中国对日索赔运动。一是以学者田中宏教授、律师新美隆(已故)、华侨林伯耀为代表的“强掳中国人思考会”；另一个是以律师小野寺利孝、高桥融为代表的“中国人强制劳动事件辩护团”。
“小野寺利孝他们背后实际是日本共产党，但他们自己不愿说。林伯耀、田中宏他们则有日本社民党的支持。”刘宝辰说。两党虽然都是左翼，但社会基础和政治观点也有不同。
去年，西松建设公司找两派的律师接洽。据本报记者了解，当时小野寺利孝的律师团曾与内田亚敏律师等进行接洽，希望联合与日本公司谈判，但遭到拒绝。据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的参与者朱春丽介绍，中国劳工也提出过希望日本两派能够联合，但也一直没有实现。
“事情是我做的，如果一起联合，最后功劳算谁的？”朱春丽说，“这里面有小团体主义在作怪。”
由于得不到民政部门的批准，在中国的所有的掳日劳工联谊会均没有名分，只好在名称后面都加上“(筹)”字。类似的问题在细菌战、毒气弹以及慰安妇的维权组织中同样存在。
“劳工们斗争十几年，却不能堂堂正正地合法维权。”一名长期关注劳工运动的学者告诉记者。也正因此，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只能在日本展开，也不得不完全依仗日本方面的资助与承担。
日本华侨林伯耀和律师内田亚敏说为了给西松建设公司施加压力，自己花钱买了几百万日元西松建设的股票，以取得在股东大会上发言抗争的机会。律师小野寺利孝还为劳工联谊会送去7万日元资助。日本律师为掳日劳工索赔尽了自己的心力，但是客观上，他们的分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国内的索赔运动。
“中国劳工组织必须联合，必须团结，必须统一。”2008年，掳日劳工联谊会的大会上，首席顾问学者何天义在发言中提出。
基金之利
为了理论上的4亿美元巨额赔偿款，劳工联谊会与康健决裂了。
据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提供的材料，自2000年起，劳工索赔史上共有4次和解，日本企业总共赔偿近9亿日元(约6300万元人民币)，分别由中国红十字会、康健所在的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日本自由人权协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机构负责管理发放。
其中的“大江山和解”后，就有传言说，康健律师拿了和解金的40%作为诉讼费用。
作家李旻在《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的尴尬》一文中透露，大江山诉讼的6名原告每人各获得赔偿金350万日元，扣除诉讼所用费用140万日元，原告实际所得210万日元。诉讼费占赔偿金的比重正是40%。
所以，今年5月20日劳工联谊会就明确质疑康健，“在大江山和解中，她这位并非诉讼代理人的中国律师是否拿了钱？拿了多少？”“大江山和解案至今还有一个原告拒绝透露获得的赔偿金额。他担心地方政府会管他要钱。”面对本报记者，康健这样回答诉讼费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正是真金白银，导致了劳工联谊会与康健的决裂。
2007年，一系列对日索赔诉讼败诉后，政治解决的方案被提上议程。
当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前夕，掳日劳工联谊会和日本律师提出“全面解决掳日劳工问题的提案”，争取由日本政府和相关加害企业出资，向4万名掳日劳工谢罪和补偿。
根据德国对犹太人的先例，一名中国劳工的补偿标准被定为2万美元，总额就有4亿美元。
随即，康健与劳工联谊会为理论中的巨额基金产生分歧。
按照康健的设想，以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及遗属为赔偿主体，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等中国方面作为基金的管理机构，下设由中国劳工及遗属和中、日律师与有关方面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具体实施。
“康健要控制这笔钱，所谓的管理委员会是她控制的下设机构。”何天义指着文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康健表示，当时由律协出面接受基金，是各方面一起开会提出来的，而远远谈不到利益问题。
劳工联谊会最终决定绕过康健，公开提案，提案中没有明确未来基金的管理方，双方从此分道扬镳。
而在今年的信浓川和解案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负责1.28亿日元的管理发放。“不管怎么说，这次钱总算是拿到中国来了。”劳工联谊会的援助律师邓建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人权发展基金会具有官方背景，劳工代表和日本律师认为该基金会出面管理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支持态度。
“我们将以3个原则管理这笔基金，一是有利于劳工，二是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第三有利于中日和平友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崴对本报记者说。
“不能这样为难老人”
“钱给了老人是个交代。”张造领说。
“不领钱的也不能说领钱的人没骨气，不能这样为难这些老人了。”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掳日劳工联谊会顾问王留柱对本报记者说，“在和解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当事人，别人不要说三道四。”
但是，最有发言权的4万掳日劳工，在十多年的对日索赔运动中，真正出面的，只有几百人，获得赔偿的，也刚超过3000人。“钱给了老人是个交代。”张造领说。他的父亲、掳日劳工张小更身患癌症，赶上了去年的和解谈判，但没赶上和解的达成。
反对和解的信浓川原告劳工韩英林今年已经93岁。他的儿子韩占全表示，“对方完全不给商谈的余地，我父亲受了那么多苦，给的钱太少了”。
1972年，中日政府签署联合声明。这份包含反对霸权主义的声明，同时写着：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之后很多年，中国成为日本海外援助最多的目的国。这些钱被用于发展经济建设，但并没有让所有的掳日劳工受益。
“即使是5万元的赔偿对有些劳工来说也很重要。”花冈劳工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说，“在鲁西南，有的劳工穷得没见过100元的票子。”
66年过去了，4万劳工中的大多数看来注定默默死去。如果不是十几年来由几名学者抢救的口述史资料，他们连成为历史注脚的机会也没有。
劳工对日索赔的15年也过去了，那些曾经帮助和正在帮助劳工的精英阶层以自己的理解为劳工索赔涂上了浓墨，却也让人无法看到劳工的本色。
从4月26日和解至今，掳日劳工联谊会并没有继续寻找信浓川的劳工受害者及遗属，而是将力量放在下一个目标三菱公司上。
联谊会会长鲁堂锁对本报记者说，他还收到了来自日本留学生的信说，国内的劳工要团结，就像当年国共抗日一样。“可是国共抗日完了，还打了3年内战呢。”鲁堂锁苦笑。
劳工联谊会的法律顾问邓建国律师的办公桌上，放着劳工联谊会在2003年制定的章程。邓建国说他想修改章程，以争取所有的掳日劳工都能联合起来。而康健律师透露，已决定联合原告成立新的维权组织。
王选：“要让劳工自己选举代表”
王选致力民间对日索赔15年，见证了相关诉讼和赔偿谈判的起起伏伏。在她看来，之所以在掳日劳工和解问题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根本原因还是在制度的缺失。
6月10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王选律师。
南方周末：到底谁有权代表全体的信浓川劳工去做出选择？
王选：理论上讲，至少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允许劳工们合法地组织起来，自我管理，从他们中产生能够代表他们利益和立场的“代表”。例如信浓川和解。信浓川劳工和家属的全面调查到现在还没完成。
掳日劳工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是一项社会福利，或救助制度。按理说，建立一项社会福利、救助制度或政策，首先需要的是对于救助对象的具体把握，以确定涵盖范围、条件。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全面解决抓到日本去的四万劳工问题，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全面的调查。
南方周末：从去年安野和解到今年信浓川和解，赴日劳工索赔的相关方都在争执，对此您怎么看？
王选：首先不同观点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政治上的运作，就不好了。
和解之后，劳工里头出现不同意见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机制还不够成熟，如果劳工有一个合法的组织，大家表示不同意见，充分沟通，在此基础上统合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就可以和对方谈。
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保证全体(至少绝大部分)受害者的意志得到确认的机制，甚至连有这样机制的必要性的想法都很少有。
中国政府已经在各种场合，包括正式的外交场合，公开表明中日之间"战争遗留问题"的存在，并且需要解决。那就应该允许受害者们自己去梳理关系，自我管理，总不能耽搁吧，幸存劳工都没几个了。
至于战争留下的创伤，其中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心理。我觉得不如把这份心思放在对于中国劳工的关爱上。
现在掳日劳工也组成联谊会了，而且形成了大多数的意见，也有自己的代表了。只是你成立你的，我成立我的。
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大家日积月累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不是唱高调、玩“政治”能解决的问题。
南方周末：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也进行十几年了，您觉得走到今天，算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了吗？
王选：政治解决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日本没有集体诉讼，有几个人去打官司就赔偿几个人，一个原告只可以代表个人的权利。所以说，在日本不可能通过诉讼解决整体受害的问题。只是通过诉讼来确认事实，确认受害者权利，然后是政治解决。
在日本，战争遗留问题是一座巨大的山，能够提起来做，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最近，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由国家对战争期间被原苏联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人进行补偿。日本已经开始动了。
而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仇恨也是一座巨大的山，是冰山。化解它谈何容易？这需要很多善良的人，慢慢地用心中的热量去融化这三尺冰冻。
前几天，日本电视台NHK播放了一部关爱中国远征军抗战老兵志愿者的纪录片。可是“慰安妇”幸存者有几个人在关心？中国强制劳工有几个人在关心？日军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受害者有几个人在关心？很少有人了解他们，关爱就更少了，掳日劳工“和解”这件事，中国社会也是绝大多数人不关心。
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谢所有的和平运动人士，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使我们今天能够来思考和讨论以上的问题。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