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金发放的汇款记录
在观看赴日索赔过程的纪录片时，家属看到当年亲人劳作的地方忍不住落泪。
赔偿金运营管委会的内田雅敏（左一）和邵义诚（左二）将赔偿金发放给周贯一
刘宝辰（右一）从1988年开始就参与到赴日劳工索赔及调研中
昨日上午9时，掳日中国劳工诉西松建设案赔偿金发放仪式在济南举行，2280万日元的赔偿金首批发放给38名获赔劳工，除一人未到场外，其余人员均当场领取了每人6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5366元的赔偿金。第二批赔偿金将在春节前发放。目前在西松案360名掳日劳工中，仅有半数取得了联系并将获赔，仍有180人无法联系上本人及其家属，搜寻剩余的掳日劳工并把赔偿金发放给他们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观看纪录片家属落泪
昨日上午9时，赔偿金运营管理委员会的两名日方代表和5名中方代表，以及来自山东、河南等地的掳日劳工以及家属总计50多人汇集在一起，举行赔偿金发放仪式。在发放仪式前，会场先播放了一段赴日索赔的纪录片，西松案的整个经过也再次浮出水面。1942年，日本政府因国内缺乏劳工，开始试验使用中国劳工。1944年到1945年间，先后被掳日的中国劳工多达38935人，在日期间，死亡6830人，重伤多达6700多人。其中西松案涉及中国劳工360名。这些劳工从河北、山东等地带至青岛大港码头，运送至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被送至日本后，中国劳工从事的重体力活通常可以分为4种：矿山开采、土石开采、港口搬运、造船。日本战败后，幸存劳工被送回中国，没有获得一分钱报酬，只留下了一身的伤痕和永久的心灵创伤。
在纪录片播放过程中，很多掳日劳工家属目睹亲人工作的地点和历史的影像再次落泪，不时地有人擦拭脸上的泪水。
历时17年西松案落地
掳日中国劳工诉西松建设案始自1992年，河北大学华工研究室负责人刘宝辰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从1992年开始，日本友人提供了一份西松建设掳日劳工名单，并由我负责联系幸存劳工及其家属。”刘宝辰在会上介绍说，1993年两名受害者赶赴日本与西松建设交涉要求谢罪、道歉，但一直到1997年西松建设一直不予理会。1997年，中方选出5名代表作为起诉团，并于1998年正式向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递交起诉书。2002年，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以过了20年诉讼时效期为由，判决中方败诉，中方随后上诉。2004年，日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中方胜诉，并认为应以道义和公正作为判决原则，日方随后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中方败诉，但在附言中明确提出：日本相关部门和企业应承担赔偿责任。直到去年，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主动提出和解，并最终同意了谢罪、建纪念碑、赔偿的要求，至此西松案尘埃落定，前后历时长达17年，其中部分幸存劳工在这期间去世。
西松建设向中国劳工低头
由日本友人内田雅敏和川原洋子以及中国劳工代表邵义诚、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等人组成的10人赔款委员会负责赔偿金的支付。
内田雅敏是日本国内律师，川原洋子是日本广岛的一名普通市民，自1992年起，他们无偿帮助掳日中国劳工诉讼，在西松案中中国劳工赴日诉讼产生的费用都是日本友好人士提供的。
“我们希望西松案能成为众多劳工官司的一个范例，以西松案的经验借鉴到其他掳日中国劳工案件中，期望得到整体的解决。”
内田雅敏告诉记者，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是促使他帮助中国劳工赴日打官司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希望日本能正视历史，而不是掩盖历史。
“西松案的胜利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果。”刘宝辰告诉记者，这里离不开日本友人的支持，也离不开中国方面的努力。日本友人无偿帮助掳日中国劳工诉讼，河北大学组织了10万多人的签名支持，许多劳工不能到日本但都直接写信给日本最高法院陈述事实，香港更是限制西松公司在港的投标项目，还有很多人默默承担着无偿的翻译、法律支持等工作，这些都促使了西松建设公司向掳日中国劳工低头。
每人领到45366元赔偿金
昨日上午11时，赔偿金发放仪式开始，赔偿金运营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长内田雅敏和邵义诚 （西松案中国劳工幸存者代表）共同将写有2280万日元的支票交给西松案代表。随后，每名受害者或其家属分别领走了属于自己的60万日元赔偿金，折合人民币45366元。
“我们在发放仪式前，已经将这笔赔偿金汇到了每名家属的户头，这次发放仪式后他们就会收到这笔赔偿金。”据内田雅敏介绍，首批发放赔偿金的38人只有1人因故未到场领取，其余均当场发放。
“我们计划春节前发放第二批赔偿金，第一批主要发放给健在的掳日劳工或其健在的配偶，第二批将发放给掳日劳工的直系亲属，第三批赔偿金的发放目前还没确定时间。”内田雅敏告诉记者，目前仅找到180名西松案劳工或其家属，并确认了身份，但还有180名西松案劳工无法取得联系，赔偿金委员会打算在3年内找到剩余的劳工及其家属，将赔偿金发放给他们。
“西松案的赔偿金额并不算高，但我们诉讼的目标谢罪和建立纪念碑都已经达到了，目前纪念碑已经在建设中，碑名暂定‘安野·中国人受难者之碑’。”刘宝辰告诉记者。(记者 原野)
36名掳日劳工快与本报联系
昨日上午，青岛籍的7名劳工及其家属领到了赔偿金，原本计划发放的8名青岛籍劳工有一人因故未能到场。记者了解到，在西松案中，青岛籍掳日劳工共有60余人，其中36人至今未能取得联系。
“我家住在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西周村（现华阳村）。”健在的青岛籍劳工周贯一老人已经82岁，他至今记得自己家的门牌号和地址，当年他参加国民党军队投身抗战中。在即墨四舍山战斗时，他被日军俘虏后送到广岛成了一名劳工。“日本对我的伤害我至今难以忘记，只要是个中国人就会参加抗日。”周贯一是在看到青岛早报的报道后才知道西松案的进展，因是亲历者他很快被确定为赔偿对象。
父亲死在日本的杨世斗虽然领到了赔偿金，但他对父亲的遭遇仍然愤愤不平。“父亲1944年被抓走时，我还不到两岁，直到1992年，我才知道是被日本人抓走做了劳工。”杨世斗告诉记者，他听幸存劳工说，父亲在日本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经常挨打挨骂，吃的是一种发涩的窝头，是用树的果实磨成的粉和玉米面做的，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冬天用水泥袋子包在身体上取暖。
赔偿金运营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曲启杰是青岛人，他的大伯被抓到日本后，因重体力活累死在广岛，曲启杰参与了整个西松案的诉讼过程，同时也参与了寻找青岛籍西松案劳工的过程。“目前还有36人没有联系上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曲启杰拿出一份名单来，上面画出圆圈标记的都是尚未能找到的青岛人。“很多人回到中国后并没有回家，而他们的家人也因为搬迁等原因离开了当时的地址，这致使很多受害者无法联系。”曲启杰告诉记者，他们会继续寻找这36个人，直到每一个人都找到为止，一个也不能少。
如果你是当年被掳到日本广岛的劳工及其家属，或知道相关人员的下落，请拨打记者电话13356860881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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