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背后的故事(图)

  天津劳工对日索赔有结果了,84岁的老劳工邵义诚替360名中国劳工争得了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补偿。10月28日晚上10时许,邵义诚结束了赴日之行,返回天津。这是对日索赔十几年来,邵老第一次讨到说法。这十几年来,他有过怎样的曲折经历?当正义一次次被忽略,当维权之路举步维艰的时候,他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昨天,邵老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不接受采访是因为要保密

  “经过这么多年总算可以说话了”

  自从2004年7月邵义诚等人对日本的索赔二审胜诉时起,本报即开始追踪报道此事,那也是这起对日索赔事件首次在媒体上披露。这几年,邵老接受的采访并不少,但他从未向任何一家媒体讲过他这些年来的索赔全程。

  之所以不讲,是因为“要保密”。邵老说,开始时,交涉一直特别艰难,西松建设公司态度强硬甚至蛮横,在日本,中国劳工的索赔不被大多数人接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视角和立场不同,他们担心如果将索赔全程置于媒体的追踪之下,会影响到交涉的进程。

  此外,早在十几年前,邵老刚刚介入对日索赔时,中国国内的一些人也有误解。“大爷,大老远的,一个人去日本,别让人把您害了吧。”邵老第一次去日本前,管片民警就曾这样提醒他。

  “这次回国前,我就跟他们(指那些支持他索赔的日本友人和华侨)说,回国后,肯定有不少媒体采访我。他们说,您就放开说吧,这次我们签完协议了,怎么说都没事了。”邵老笑着说,“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是可以说话了。”

  出于自我保护登记假地址

  “河北大学刘教授拉我出山的”

  1996年6月,邵义诚居住在天津老城西门里谢家胡同8号。当时,他已退休,在津同制衣厂补差做业务员。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与其妻王彦玲登门寻访时,邵义诚正在上班,家中只有邵妻张世馥。

  刘宝辰是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了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得知刘宝辰正在研究这一问题,便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就是在这次寻找过程中,刘宝辰结识了邵义诚。

  寻找邵义诚的过程并不顺利。当年,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邵义诚留在日本劳工登记簿上的家庭地址为郭家胡同。而刘宝辰遍查天津老城,也没有这个地址。后来,还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才查到谢家胡同的邵义诚。

  “转天,刘教授又来了,给我一个调查表,4页半信纸写得满满的,一共19个大问题,好几十个小问题,包括被抓时的细节,一起被押往日本的一共有多少人,工房的样子等,就连当年当劳工时大队长、中队工的名字都问,我知道,这是看你是不是真的劳工。你说你是劳工,就去索赔了,凭嘛啊?这就是证据。”邵义诚说。

  自从索赔有了说法以后,不断有人给邵老打电话,有当年的老劳工,也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受到邵老成功的鼓舞,他们也想讨个说法。

  八次赴日花费超过16万元

  “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捐助的”

  84岁高龄的邵老头脑格外清楚,他掰着指头讲起每一次去日本的时间和经历。

  “第一次是1998年1月,我一个人代表五名原告去的广岛地方法院。这是我们第一次起诉。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修刚院长跟我一起去的。”作别几十年后,第一次重返日本,有什么感受?对于这个问题,邵老说:“以前是被日本兵押着去的,这次是被人欢迎着去的,感觉能一样吗?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感觉那些支持对日索赔的日本友人还是挺好的。”

  “第二次是1999年8月底,去日本法院作证。”

  “第三次是2002年4月,广岛地方法院开了十几次庭仍然没有结果。我们去要求法院结束审理,早日判决。”

  “第四次是2004年7月,二审宣判。我们胜诉了。”

  “第五次是2007年3月,案件三审开庭。我去进行口头辩论。”

  “第六次是2007年4月,也就是一个月后。三审宣判,我们败诉了。”

  “第七次是今年8月,我去参加中国死难者遗骨挖掘
60周年慰灵活动。”

  “第八次就是前几天去参加西松建设的和解。”

  “这些年,为了讨说法,我总共去了八趟日本,每次的花费至少2万元人民币。光这些费用就花了不下16万元了。这些钱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捐助的。”说着,邵老拎出一个大旅行包,取出一沓沓崭新或发黄的文字影印材料。其中有邵老在日本法院出庭陈述的文字稿,有向西松建设抗议的传单,还有作为联系人的刘宝辰寄给他的情况通报。这些情况通报详细记载着对日索赔每一步的艰辛。

  2004年遭遇索赔最大困难

  “这些年里哭过一次急过一次”

  “这些年的维权,什么时候是最艰难的?”记者问。

  “2004年,我们二审胜诉了。西松建设却要上诉。我们写了一份请求书,求他不要上诉。回来的路上,我哭了。我们这些劳工给他做了那么多年苦工,没给过我们一分工钱。现在,我们来找他要工资来了。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怎么就那么难呢?法院都判我们赢了,承认了西松建设公司奴役我们的事实,他怎么还上诉呢?”那一次,邵义诚感到莫名的委屈。

  “对日索赔这件事,很多人都在做,而且每每会因为对方的无礼而义愤填膺,您有没有着过急?”记者再问。

  “有,也就只有一次。”邵老说,“三审败诉后,通过法律索赔的大门被关死了。我们只得再去和西松建设交涉。但西松建设的经理们都不出面,只派两个保安在门口挡着不让我们进。我当时真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劲,一把把两个保安推开,冲了进去。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和他们拼了。”

  活着的工友只剩下19个人

  “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

  “这次和解成功后,有日本记者问我,胜利了,怎么也看不见您笑呢?他问得对。我的确笑不起来。”邵老说:“我这么大岁数,大老远从天津赶过来,西松建设虽然在安野,离东京多近啊,他们的经理怎么不露个面呢?光派两个律师来,怎么能叫有诚意呢?”

  西松建设真诚谢罪、建纪念馆。这都是16年来的最大收获。但是“给的钱太少了。我们不满意。”可为什么还要接受呢?

  邵老这样解释:“对日索赔这么多年了,现在活着的老工友只剩下19个人,接受这个和解,也是为了给这些老兄弟们有个交代,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结果。我们的年纪已经拖不起了。”

  正义整整晚到了16个年头

  “我之前已经有人在讨说法了”

  “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了。”邵老介绍,在刘宝辰找到他之前,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和孟昭恩,曾多次在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的支持下到广岛,与西松建设谈判,但都无望而归。

  “跟西松建设的交涉是从1993年开始的,我们这些劳工对日索赔进行了16年,而刘宝辰教授找到我是1996年,我个人参与索赔到今天是13年。”邵老说。

  因为屡次交涉无果,1998年1月,邵义诚等5名原告代表360名劳工向西松建设提起诉讼。诉讼进行得特别艰难。一审败诉一个多月后,时任广岛西松劳工联谊会会长的吕学文气病交加去世。那是在2003年。“本来我们定于8月14日在济南开会,商议继续诉讼的事。8月11日,吕学文就去世了,听说是脑子里的病。”历尽沧桑,邵义诚绝口不提伤悲,“我当时想,索赔的人又少了一个,我们接着干吧。”

  邵义诚并不是一个情绪激烈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他用平静来表达愤怒,用微笑来表达友好,但他的内心异常坚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质,使他能够坚持到八旬高龄还继续进行索赔。
  这几年,因为索赔邵义诚大病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1月30日,因为要去日本参加三审开庭,我自己去办出国手续。早晨7点从北辰区朝春里出发,骑着自行车到公安局换证,又去订机票,然后去国际旅游公司办出国手续,晚上才到家,出了一身的大汗,那天风大。到家我就病了,脑栓塞。”那次的脑栓塞并没有阻止邵义诚去日本出庭,他的口头辩论非常精彩,后来被网友全文传到网上。

  “第二次是今年4月。我们都去青岛开会,听取和解的好消息。我突然脑出血了。幸亏抢救及时,没有留下病根。”两次生病,邵义诚光医药费就花了2万多元。

  之所以没有放弃,还是因为“舍不得”。“已经坚持这么多年了,为了那些故去的以及在世的老兄弟们还是坚持下去吧。这是支持我的唯一信念。”邵义诚说。

  记者 高立红 实习生 黄萱

  摄影记者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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