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股票取得与劳工公司对话权 日本友人帮中国劳工讨公道
▲日本友人川原洋子。
本报记者杨宁摄
▲刘宝辰（左一）和日本友人研究如何寻找其他受害者。
本报记者杨宁摄
11月2日，在青岛鹰谷万怡酒店，79名“二战”时期日本安野中国受害劳工家属，代表360名受害劳工参加了与西松建设公司和解成立说明会。经历三次诉讼，受害中国劳工终于换来西松建设公司的2.5亿日元的赔偿，并将在日本安野建立纪念碑来见证这段历史。
在这场历时18年的诉讼中，日本市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取得与西松公司对话的机会，这些民间志愿者们费尽周折与西松建设对话，对西松建设施加压力，才能使得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偶遇幸存的受害人川原洋子伸出援手
川原洋子是日本支持安野受害劳工索赔的一个社团领袖，她告诉记者，为了与西松建设斗争，他们先后成立了“与原子弹爆炸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和“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 ，来宣传劳工的苦难经历，发动更多人正视日本作为加害国的那段历史。
川原洋子告诉记者，她最早接触到安野受害中国劳工是在1989年，她开始了解到在她的家乡广岛也曾发生过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事。1992年，一封安野受害中国劳工讲述当年劳役经历的信辗转交到了川原的手里。她读完信后，非常想听亲历者讲述这段历史。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在青岛找到了四个当事人，当年4月，川原在刘宝辰的协助下来到青岛，到受害人家里听他们讲述了那段历史。
川原洋子告诉记者，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很多日本人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但是听受害的老人讲起，她能深切感受到那就是事实。有一位于振坤老人，当时在日本安野卷烟厂时，操作机器失误右手三个指头被切掉了，回到中国他没有了劳动能力，生活很困窘，“当他问我‘怎么补偿我’时，我无言以对，从那时起我就想帮助他们讨回血汗钱。”
为与西松董事长对话七名友人成西松股东
在广岛，并不是很多人了解那段历史。川原洋子告诉记者，他们的支援会会员每个月撒一次传单，两个月去一次西松建设分社。日本各界的支持者还不定期地在东京西松建设本社门口进行宣传游行活动，要求它承认事实、谢罪和解决问题。
为了能与西松建设取得对话机会，斗争更有力度，2001年广岛“支援会”中7名成员购买了西松建设的股票，成为其股东。在西松建设每年召开股东大会时，行使股东的权利提出质问，要求公司方面对强掳中国人当劳工作出解释，尽快答复受害者的要求。虽然每次提案均被否决，但至少让公司的现任领导明白：这是一件悬而未决的历史遗案，迟早要面对的！
2000年，在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出庭作证以后，日本律师团和“支援会”担心法庭至此不再进一步取证而随意对案件审结。又向法庭提出要求：“希望能进一步听取第三者的证言以及学者的证词，审慎对待此案。”为此开展了征集签名，征得的13000名日本人和1873名中国河北大学师生的签名，促成了法庭听取了栗栖先生和潘洪元老人的证言。律师团又向法庭寄去了约5000张明信片，田中宏和杉原达两位教授得以出庭发表证言。为促使法庭公正判决，日本友人还曾向法庭提供了47690人的签名。这些活动，对法庭进行公正判决和西松公司最终与中国劳工达成和解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p#分页标题#e#
像川原洋子一样的日本友人还有很多。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目前有300多个志愿者，他们每年交3000日元会费，提供支援会的日常开销。当要邀请中国劳工到日本介绍受劳役遭遇时再组织捐钱。川原洋子告诉记者，除了他们这个支援会，还有广岛县小学、初中教职员工会、高中教职员工会等社团支持着受害劳工索赔。
相关链接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政府采纳本国土木建筑和矿山业等大企业的要求，主要从中国华北强行抓捕男性劳动力到日本国内从事重体力劳动。
1944年7月，日军荷枪实弹，把在中国抓捕的360名青壮年男劳力驱赶到“锦隆丸号”货船舱底，押运至日本国，再转运到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为西松建设开山挖掘输水山洞，强制劳动至战争结束。
这些中国劳工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致使受害人皮包骨头。工地上倒毙者或事故时有发生，导致死亡者29人，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生残疾者至少5人。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劳工才有了人身自由。1945年11月底，幸存者拖着残疾之躯，携带死难同胞的骨灰回到祖国。他们看到的是祖国满目疮痍，家园已毁，亲人离散的一片凄惨景象。直到1992年至1996年，日本友人委托河北大学师生展开较大规模的寻访活动。寻找到幸存者69人，遗属百余户，多数分布在华北地区偏僻农村的各个角落，默默承担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大企业三家联手将38935名中国男劳力强掳去日本国内135个作业场所，被35家大企业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