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为宣扬日本天皇的武士道精神而建立的一种祭祀场所。在日本实行对华侵略的战争中，他们把侵略战争当成伟业歌颂，把战争罪犯视为英灵供奉，使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战争的御用工具。
日本战败后，特别是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利用靖国神社的问题，否认侵华战争以及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责任和罪行，否定战后对日本发动略战争历史的正义审判。特别是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应当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角度，从思想与战争认识的深度去思考靖国神社，尤其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有关地区设建靖国神社的相关问题。
建国以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学术论坛上，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详尽的论述，唯对日军在华设建神社问题提及甚少，对此作专题研究的文章更为罕见。近几年来，我们在从事新四军抗战史的征集研究工作中，注重了日本在华设建神社方面的资料搜集，以致形成了读者眼下的这篇拙作。我们意图通过我们的一管之见，抛砖引玉，将此史实的研究引向深入。同时敬请大家指教。
一、靖国神社的起源有在战争中的地位
提起日本的靖国神社，我们必须从日本的三大宗教信仰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尤其是神道教）说起。神道教是由日本原始社会固有的民族宗教发展而来的，简称神道，也称社神道。神社是安放那些神并供人们参拜的场所。像这样的神社在日本普通的城镇乡村就有11万座左右，属于政府管辖的达8万个。那么，这样的神社是如何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呢？
1868年，日本德川幕府统治被推翻，天皇睦仁即位迁都东京后改元“明治”。在此期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有的人为加强天皇的统治地位和明治政府而战死。当时有人曾为这些战死者鸣不平，声称不给这些为天皇战死的军人以适当的名分，将不利于天皇权威的建立和国体的强化。于是在1869年，时任日本军和副官知事的大村益次郎，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建立了“东京招魂社”，并举行了大规模的为天皇而献身的军人招魂仪式。随着这种军界制度的建立，因此，“以天皇的名议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参与‘圣战’的人，无论其以前的行为美与恶、是与非，都被视为‘靖国之神’或称为‘英灵’、‘英魂’、‘忠魂’”。
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一词，源于中国史书《春秋》与“安国”同义。然而安邦治国，建设和平国家的词义自20世纪30世代起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行径的加剧，“靖国”的词义也被演绎的大相径庭。
靖国神社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支柱，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1939年，日本军国主义为在国内加强“靖国”教育，日本政府决定每一都道府县都要相应建立一所与靖国神社性质相同的地方级神社。这样，宣扬日本对外侵略的祭祀或慰灵活动便在日本的各个不同级的神社开展了起来，从而扩大了宣传的范围和力度。到1945年11月，日本政府已把在战争中阵亡的所有的“英灵”都合祀在靖国神社。根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合祀在靖国神社中的日军亡灵已达246万人。其中二战时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包括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责任者、挑起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被列为甲级战犯之首的东条英机也被供奉其中。
二、日本在华设建神社的时间概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由于出兵侵占中国的日军都被视为为天皇而战的人，在这些人中的阵亡者，即使不在日本本土，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要为他们举行招魂仪式。于是一种类似于靖国神社性质的神社――建国忠灵庙，最早于我国东北的长春设建。
1938年起，日本在侵华战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战死的日本军人亦越来越多。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这部战车在中国大地上的开动，日本的靖国神社也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相继设建。据我们新四军纪念馆影印收藏的一套完全由侵华日军拍摄、印刷出版的、名为“中国风光战迹巡展”（译名）明信片展示，上海、杭州、武汉设建的时间应在1939年到1943年之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侵华的全面开始。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中国驻沪军队与上海人民奋起抵抗。在这史称“八一三”事变过程中，日本陆续增兵30万人，先后由永野修身、松井石根指挥。中国抵抗的军队也陆续投入70万人左右，在冯班祥、张治中等国民党将领指挥下，双方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然而，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消极防御的方针，致使上海在11月12日沦入敌手。上海沦陷后，南京吃紧，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纷纷迁离南京前往武汉、重庆等地。毫无抵抗能力的南京很快于12月的13日失陷。日军侵入南京后，对未逃出南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居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集体射杀、火烧、活埋者达34万人。此后攻打武汉，国民党军虽以90个师100余万人的兵力，与日军40多万人进行历时3个月的会战，但也终以失败告终。尽管日军侵占武汉，但也严重地消耗了日军的兵力。从此，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争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通过以上的抗战史实，我们清楚地看到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南方的绝大多数的主要大城市均已被日军所侵占。因此，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铁证。新四军纪念馆收藏的日军印刷出版的《中国风光战迹巡展》印证了这段历史。特别是名为“上海战迹”、“上海附近战迹”、“南京战迹”等多张明信片上，战火后的残垣断壁，似在无声地诉说着侵华日军的暴行。由日军在上海、杭州、武汉拍摄的“靖国神社”的社址照片，也都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在中国设建神社的事实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日本神在中国的设建式样
日本的靖国神社在日本各处都可见到。只是规模的大小不同而已。在众多的神社中，以东京的靖国神社规模最大。面积达十万多平方米。它的外观像似一把锋利的战斧，由东向西横卧在靖国大道的一侧。在东侧的“斧柄”区域内，沿着一条由碎石铺成的参拜步道自东向西，有一道高达25米的青铜制鸟居式的建筑――靖国神社的大门。这个大门建筑就是靖国神社的特定标志。进入这座大门内，神社的周围共有10多座建筑物，如供奉神的本殿、收藏记有“神”的名字的灵玺簿奉安殿、以供参拜的拜殿、供奉着靖国神社本殿没有祭祀的亡灵及在世界和国战死亡灵的镇灵社、参拜前的大门洗手处等。
日本在中国有关城市设建的神社，规模有大小之分，神社中的建筑物也远远少于东京神社的数量，神社大门的特定标志虽然大多依照东京靖国神社建造，形状上稍有不同之处，但其和风建筑的风格却让人一目了然。现将我们掌握的资料将日军在中国有关城市建造神社的情况介绍如下：
1、上海神社。日军在上海建的神社大门，是一座“开”字型建筑物（也就是东京神社的鸟居式建筑），大门高约20米、宽约15米，“开”字形的建筑正中嵌着一块用汉字写就的“上海神社”的竖式标牌，“开”字形的上横段由两块“――”形物组成，上边一块“――”形两头翘起，下边一块的“――”形平直，“开”字  下横段为一块“――”形平直物，短于上横并与上横段组成“＝”字形两边80公分处各由一根竖形建筑物支撑，组成靖国神社的大门标志。据一位日本友人给我们提供的资料表明，这种“开”字形的建筑物，是在供奉神时而在此上面摆放鸡、鸟等食品所用。是日本民间信仰的特殊标志。在上海神社的大门两侧均为花草树木，树木由松树等树种组成。花草中间隔着人行走道。从神社大门向内延伸，还建有类似神社大门的建筑标志，其形状与大门略有差异，“开”字形的中间部位没有“上海神社”的字样标牌，再入内即为外观尤如战斧状的神社建筑。从“中国风光战迹巡展”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上海神社占地面积约在50庙左右，由于照相机不可能将上海神社内的所有建筑物都记录在一张照片上，所以为搞清上海神社的全貌，我们曾专程赴上海城建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料，无奈于上海神社的建筑位置无据可证而未能得到相关的佐证。
2、杭州神社。日军在杭州建造的“杭州神社”的大门，其“开”字的建筑风格，与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的大门完全一样。“杭州神社”  “开”字形的上横为一根约10米长的“――”形平形物两侧各一根竖形建筑物的上端嵌夹着“开”字形的下横段，组成“ H ”字形的神社大门标志。在这标志的两侧，两座镇墓石（传说中说是镇妖避邪为战死者守墓）相对而立。从“ H ”形的大门入内宽敞的参拜道架着二道神社的小门，神社的参拜大殿的正门与神社大门相对，参拜大殿的步道两侧，同样间隔着花草树木，从其建筑规模看，占地面积约在40庙左右。
3、汉口神社。“汉口神社”的大门建筑式样与“上海神社”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参拜步道上的两府神社大门样的建筑物一座汉白桥所代替，桥有汉白玉栏杆，过桥即为神社参拜大殿的主体建筑，从整个建筑范围看，“汉口神社”的占地面积显然比“杭州神社”、“上海神社”要小得多，但参拜大殿要比上海、杭州神社又大的多。以上三个神社遗址，经过我们与当地有关部门的联系核实，均在后来的战火与城建中拆毁殆尽。
4、南京五台山神社。抗战期间，日本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设建神社的遗址虽已不复存在。但由日军在南京五台山建造的日本神社的一些房舍遗迹仍较完整地保留着其原来的和风建筑风貌。
为收集日本在五台山建立的神社资料，我们专程前往南京，在江苏省体育总局文史办、南京鼓楼区文化局文管会的协助支持下，我们取得了有关五台山日本神社的相关图片资料，拍摄了遗留下来的仍较完整的神社建筑。
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位于南京城西。神社的遗址就在五台山上的江苏省体育总局的办公区内。据王炳毅先生介绍：五台山上的神社为侵华日军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于1940年初所建，断断续续两年多才算全部完工。那时汪伪傀儡政权汪精卫、陈公博等大汉奸奴颜婢膝，为主子提供了全力帮助。该神社规模大小，大体上仿照日本东京都靖国神社的规制，由一个名叫高见一部的建筑师设计，日军司令部下属工兵部队参与施工。神社建成后为提防中国抗日志士破坏，还驻扎一中队日军，加建了岗楼等。正殿堂里供奉有天照大神像及宝剑等神器，阴森恐怖。米黄色的房舍内一格一格陈放有战死日军官兵骨灰盒，盒上写有死者的军衔、生卒年月等，还嵌有照片。它们陈放一个时期便被送回日本国内，再进来下一批五台山上的神社距日军总部建于清凉山西岗麓的专用小型火葬场只有不到一公里路。战争时期苏南、苏中、皖东等地战死病死日军官兵的尸体（也有不少是就地焚化后装盒运回的）即在清凉山麓火化装盒，凑成一批由宪兵部队和仪仗兵护送沿广州路、拉萨路而上坡路送入五台山神社暂存放。接受祀祭。日军乐队还奏哀乐迎候。每年，日酋烟俊六大将、后官适中将、日军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等必率军政头目，南京的日本侨民代表等前往五台山上的神社，举行一次祀拜仪式。胸佩白菊花一朵。据五台山周围一些老年居民回忆：每到神社大门大开，哀乐低回的日子，当地百姓们便关门闭户，或躲得远远的，唯恐那些魁哭狼嚎的日军武士们无端措岔子，寻衅作恶。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神社废弃，一片冷落。后不久南京国民党政权曾以这儿为军官训练团驻地，后又改为中国童子军总部，举行过童子军大检阅。
在神社遗址，我们看到二幢一大一小的日式和风建筑物。大的一幢主体建筑面积322个平方米，柱跗台基、歇山顶。小的一幢建筑面积124平方米。这二幢房无论是正门还是四周的外墙结构，都有“开”字形的神社大门的特定标志。在歇山顶垂脊处每个末端面都刻有象征着日本天皇室专用的16瓣菊花纹章。据当地一些年迈的老人讲：这两幢日本神社的房屋，大的一幢被称为大庙，小的一幢被称为小庙。大庙内摆放日军将级军官的骨灰，小庙摆放校级军官骨灰。
通过对附近的一些知情者的了解，在距大庙西侧的百米之处，还有一幢约为数十个平方米的日式房屋，在1958年被拆除时，房基下曾发现一个木盒，盒子内装有图纸，上有建筑物的设计者，设计年代等文字记载。因当年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木盒图纸等均遭毁失。在此周围被拆的还有日军高级将领冈村宁茨的驻马处及小亭子和洗手池等建筑。在调查走访中，一些老人对我们说，设在五台山的两幢神社的屋顶，原先都由日本人用树皮制成的瓦铺盖，树皮瓦经久耐用，防雨防晒。因树皮是造纸原料，故在1958年，房顶上的树瓦即被某造纸厂以水泥瓦取代。1985年省体委拟在此兴建体委住宅楼，要拆除这两幢神社遗址。后因建筑大师童隽先生的多方奔波，五台山的日本神社遗址才得以保存下来。1992年，设建在五台山的日本神社被定为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设建的神，都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但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仍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所利用，在那里他们经常举行针对日本和平反战力量的各类活动，靖国神社里的香火依然不断，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依然在每年的不同时间去参拜。从1978年以来，日本政要利用靖国神社的问题告诉国人的是一段并不真实的历史，它既没有正视日本过去的对外扩张侵略，也没有根除军国主义的遗毒，更没有以实际行动来赢得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信任。这是我们要探寻日本神社在中国设建以警示国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本意所在。

新四军纪念馆 
江苏盐城市建军东路1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