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备和索取是中国受害者要推倒的一堵墙

    发起并推动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也几乎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对他们来说，时间、精力与日本国内右倾的巨大压力，都算不了什么，最大艰辛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

    几乎每个日本律师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他们主动找到中国受害者表示要为其代理对日诉讼，受害者们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而一个接受日本律师无偿帮助六七年的当事人还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儿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作为一个日本律师，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最重要的要揭露真相，昭彰正义，敦督反思，促进日本长期发展。“但是，他们的当事人对此理解不够，对钱的期待很大。张口最多的是他们的亲属、女儿、儿子、亲戚朋友、村里干部或者当地的小头头。”故宫博物院的朱春立女士，多年来，一直给来中国办案的日本律师当翻译。她说了一个例子：

    一个代理慰安妇案的日本女律师，为了取证，一次次自费跑中国。在山西，她曾经和慰安妇一起住在窑洞里，而有些人，把日本人都看成阔佬，想从她身上敲几个子。

    这位女律师的几位当事人，当年遭受的痛苦都不堪回首：如花儿般含苞待放的姑娘，最大的不满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被日本侵略者掠去后，几天的功夫，就在惨无人道的蹂躏中下体溃烂、全身浮肿。一生就此被毁，一生被梦魇纠缠，却无法向任何人诉说。她们觉得自己活着都成了一种罪过。

    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先人做下的如此肮脏和丑恶的事情，女律师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谢罪。面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的时候，同情和怜悯是一种基于正常人性的本能反映，明明知道拿钱不是好办法，但还是把手伸进口袋，有了第一次，就不得不一次次再把手伸进去。

    去年10月，还是这位日本女律师。她代理的“慰安妇案”一审败诉，又代理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她在北京约见来自山西的一位小学教师，请他陪同几位受害者赴东京出庭作证。见了面，刚一坐下，小学教师就说：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行李也被人偷走了。我现在身无分文。女律师说：好吧，明天我把钱给你。然后进入正题，她向他介绍即将开始的二审情况，请他再度陪同她的当事人赴日本作证，和以前一样，所有费用由她来出。小学教师听了，第一个反应是：那你还得多给我点儿钱。她们老了，出门得买药带着。

    这样的事让赵冬苓尴尬，但她却比一般人更知受害者的不易：战争和奴役，使他们从来没有接触另外一种生活和境界的机会。一生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是很难把精神上的追求放在生存需要之前的。

摄制组采访山西性暴力受害者

    具体到那些可怜的“慰安妇”身上。事实上，能把自己当年的屈辱公诸于众，能到日本社会上去披露，已经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但是，当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苛求她们饿着肚子去表现气节？作为一个母亲，她们没能给子女带来金钱、尊严甚至温饱，当年加害者的同胞找上门来，说要帮她们讨还公道，怎敢轻易相信？万一是想利用她们，官司打不赢，他们拍拍屁股走了，而她们除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些丢人的事还能剩下什么？

    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承认慰安妇的事实，因为那是一种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后来，又狡辩说那是当时的色情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再后来，由政府发布的征召慰安妇的文件被发现了，再也无法抵赖了，于是从日本民间征集了一部分慈善金，用来慰问当年的慰安妇。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当即发表声明拒绝，韩国企业则站出来，宣布他们出资资助她们。

    “幸好日本政府压根就没把中国受害者放在眼里！如果这笔慰问金里真的包括中国受害者会出现什么情况？”赵冬苓说，“这些受害者，在周围人的劝说下也许会放弃??她们已经被毁掉的个性使她们即使在谋求个人利益时也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但是，会有中国企业站出来吗？像韩国企业那样说：不要他们的脏钱，我们来帮助你们！”

采访韩国慰安妇

    贫困和愚昧，原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延缓了伸张正义、赢得胜利的时间。当然，这只是个别。事实上，就连不少日本律师也经常说起，受害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应有的骨气和坦荡，中国社会上也有不少不顾自身利益而帮助支持他们的人。另外，随着诉讼的发展，不少人认识到了诉讼的意义，为大局着想的人多了，为一己私利的人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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