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律师的良心和一群中国受害者的仁爱

    有一个日本人，在中国那些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中、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中、那些一生在贫穷和歧视中苦苦挣扎的人群中，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郑重地订过一纸对他来讲完全不平等的合同，将他牢牢地系在责任和义务上，却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他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律师，名字叫小野寺利孝。

    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到去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部分胜诉，推动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力量，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也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其中，小野寺利孝是始作俑者之一。

    小野寺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1994年，小野寺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沈阳和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寻访战争受害者并与他们交谈，认识到自己的先人犯下了怎样的罪恶。“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从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他感到非常耻辱，当即写了抗议声明，由此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路，从关注自己同胞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了关注人类前途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当时他已经53岁。

    为此，小野寺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日本律师团，成为日本30多个同类组织中最大的一个。他请出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出任团长，自己任干事长，又煞费苦心地找来一位后起之秀，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核心，并亲自挑选了一大批富有智慧的律师加盟。官司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法庭上，凭借不可能被推翻的证据确保胜利，迫使日本政府认罪；法庭外，广泛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利用社会的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对战争的态度，迫使国会为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立法。

2002年4月26日中国劳工、中国律师、日本律师团步入日本福冈地方法庭

    他为中国受害者代理的官司中的绝大部分，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最难却是最终目的。”赵冬苓讲了小野寺刚出道时代理的一个案子：20世纪60年代初，东京某贫困区里有条脏水沟，一个孩子掉在里面淹死了。小野寺对全东京的贫困地区做了调查，发现有许多这样的脏水沟，不少孩子丧命于此。于是他发动所有受害儿童家长和周边居民参与诉讼，矛头直指当地政府。官司打了很久，结果是这样的水沟都加了盖，再也没有孩子被吞没。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中，他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的40多起谢罪索赔诉讼，绝大部分由小野寺的律师团代理。但大部分原告，都是他主动找上门去的。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在日本山林里当了13年野人的山东农民刘连仁。凭借自己的胆略和智慧以及为日本未来奋斗的信念，小野寺最终帮助刘连仁赢得了胜利，也为其他的诉讼打开了突破口。而且，“小野寺自带便当、自掏腰包帮中国受害者打官司，个人贴了2000多万日元。”赵冬苓说。

    小野寺的良知和正义无疑是值得敬佩的，在日本左翼、知识界以及民众中不乏这样的人。而中国战争受害者早就把自己的善良和仁爱给了日本人民。

    1995年，著名的花冈暴动幸存者向日本法庭提起起诉，开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之先河：当年，九百多名中国战俘被押送到日本秋田县的花冈，在鹿岛组企业做苦工。他们不堪忍受奴役，愤然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前后有四百多名中国劳工死于奴役和暴动失败后的残害。

    有一个细节让很多日本人愧疚不已：在花冈工地，有一个年轻的看守被叫做小孩太君，一个年纪稍大的看守被叫做老头太君，这两个日本人经常偷偷地给劳工一些吃的，让劳工多休息。当中国劳工得知原定暴动的当天是他们值日时，决定推迟三天，因为，暴动肯定要伤害他们。推迟三天，这在数百名劳工中还算秘密吗？1945年6月30日，暴动失败死伤惨重。

    “在自己饱受压迫和凌辱的时候，还想着他人，甚至是敌对的一方，不惜用一个群体的利益甚至生命去维护个别和少数，多么善良伟大的中国人啊。”赵冬苓含着泪花说，比邻的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国人民，如果不是去比伤害比勇武，而是一直比仁爱比发展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