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开始至今，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共提起了40多起索赔诉讼案，仅仅只有刘连仁劳工案和河北福冈劳工案一审获得部分胜诉，731细菌战、南京大屠杀案、山西慰安妇案以及平顶山屠杀案均在一审败诉。诉讼之路非常艰难。

湖南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在“细菌战”诉讼案判决前

    将未来之讼进行到底，不管最终取得法律上或者是道义上的胜利，都必须迈过一道坎、推倒一堵墙、填平一条沟、化解一个结。

无知和误知是日本民众要迈过的一道坎

    湖南张文彬老人是一个双重受害者：在日本做劳工队长，有很高威信，因此成了日本监工的眼中钉。某一天，突然被捕并被判刑，关在广岛监狱。美国投下原子弹那天，他和三个狱友在牢里，大白天看到电光一闪，天地一片黑暗，天光再现时，发现彼此的脸都变成了黑色。

    张文彬的原爆受害者身份是1992年被发现的。这一年，他被日本人请到了日本，日本方面发给他原爆受害证明，凭证明他可以在日本医院免费治疗和领取受害补贴。张文彬拒绝了，他查出癌症后坚持回国，在中国做了手术。

    为何拒绝日本人的医疗？“我在那里心情不好。”张文彬说，在日本，他们就住在广岛和平广场附近，每天看着成群结队的日本孩子和青年被列队带到这儿来，进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自己就气愤难平：明明首先是加害啊，可在他们的教育中，只剩下了受害这样一个事实。

    而张文彬的原爆受害身份被确认，也成了当时日本的新闻。张文彬在日期间，日本记者每天追着他拍照、采访，原爆受害的事实被人一说再说，而此前的受害事实却绝少有人提及。张文彬恼了。他很不客气地对采访者说：你不侵略，能挨这颗原子弹？

    总是在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是日本人民对那场侵略战争认识的第一大误区。而另一大误区就是，“在日本，即便是一些反对右翼势力、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人，谈起当年的战争，也坚持那只是天皇和少数几个军国主义者的责任，广大人民是无辜的。”赵冬苓说。

    去年10月。卢沟桥畔抗日战争纪念馆。“战争遗留问题中日学者研讨会”。一位中国学者的发言中有如下一些文字：当年那些侵华日军士兵，尽管他们在家时可能是善良的工人、农民，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手上沾上了中国人民的血，他们就变成了杀人的恶魔。

    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京都律师团团长坐不住了，可能某些字句触动了这位七十多岁老人作为日本人的某根神经。他说：当年侵华日本士兵有二百多万，如果这样看他们，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呢？他们也是受害者啊。真正犯罪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

    后来有人说，他是个老日共，对战争的态度经常比中国人还激进，一直在帮助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追讨公道。他尚且如此，更何况对那段历史本来知之不多的日本民众呢？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刚才那位中国学者就说开了，语气非常激烈：战争责任，不能因为统一阵线而不提。从某个角度说，那些日本士兵也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和中国人民的受害不同。他们还同时是加害者。受害，并不能掩饰他们加害的事实。再则，我们不能让个人承担历史的责任。难道日本侵略的责任，东条英机一个人就能承担得了吗？那个时候，日本全国民众一致支持对外扩张，对于那场战争，日本人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另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又把话筒接过去，语气比较缓和，但观点同样尖锐。他明确提出日本全体国民应该反思自己的战争责任，并且大声地说：现在看，这种反思，比追究某个小集团和某个个人更重要。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反思，与其从宽，不如从严！

    不少日本学者也发表了意见。一个帮中国慰安妇打官司的日本女律师说：“当年二百多万侵华日军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杀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强奸过中国女性。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当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恶魔。我们日本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每天会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在纳粹时期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日本人也要这样问问自己！”

日本友人在接受采访

    可是，像这位女律师一样的敢于质问敢于反思敢于仗义执言的日本人，在日本社会中并不多见。因此，将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广而告之，促进日本民众整体反思，是未来之讼要迈的第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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