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国民间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对决却如火如荼：3月29日，“山西性暴力受害案”败诉；4月26日，“河北福冈劳工案”胜诉；8月27日，“七三一细菌战案”败诉。

8月27日细菌战案宣判中国受害者败诉后，日中人民共同抗议。

    在最重要的两个诉案中，一个中国媒体首次获准进入拍摄，记录下了历史。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个摄制组还历时9个月，用镜头抢下了11个省市、10余起不同类别的诉讼、数十起官司中的“活证据”。

    根据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名为《总有些东西令我们泪流满面》的采访札记，记者辗转寻访并于9月29日赶赴山东济南，对这个名为《未来之讼》摄制组的主创人员进行了采访。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一个词汇使用频率最高，那就是??民间陈述。

真实无比的第一人称、第一见证和第一现场

    从1995开始，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花冈暴动案、刘连仁劳工案、山西慰安妇案、七三一部队细菌案、平顶山屠杀案、无差别轰炸案……

    “与其说是民间诉讼，毋宁说是民间陈述。”国家一级编剧、华表奖最佳编剧奖获得者、《未来之讼》制片人赵冬苓说，“亲历过灾难的人们终于开口，用最朴实的语言、最真实的第一人称，倾诉苦难，告诉世界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加害中国人民的，更能还原历史真实。”比起灾难，赵冬苓和她的伙伴似乎更愿意给记者讲述穿插在故事中的人性光芒：

剧组在采访，右三为赵冬苓

    ■刘连仁的气节。当年被强行掳掠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四万之巨。实际人数还要多。刘连仁这个名字，曾经有个时期，在日本家喻户晓。

    1944年农历八月二十七，31岁的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被同村人请去帮忙，啃着一块干粮，披着妻子还没有来得及缝上衣领的棉袄，一出门就被伪军抓走，随后被日本兵押解到青岛，同800名同胞一起被当成“俘虏兵”装入船舱，运往日本北海道的一个矿山做苦工。

    11月的北海道冰天雪地，连树木也冻裂了皮。200名劳工一天一袋半粗面粉，只能掺些野菜、橡子面甚至木屑，熬成稀糊，每人喝上一碗。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下井挖煤。每人每天挖出2吨煤，完不成定量，不让吃饭，还遭毒打。塌方掉煤块砸死砸伤人是常事。受了伤不给治疗，更不准休息。中国同胞被砸死、累死、饿死、冻死，不到8个月，只剩下70多人。

    次年7月，刘连仁和四个同乡难友翻墙而逃，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他们选了一个僻静的山沟，白天挖洞，夜里觅食。大雪封了山，几个人蜷缩在洞里，天气太冷，就从田野拣来纸袋子，用榆树皮缠成绳子绑在身上御寒；口粮不够，就自觉省俭，饿极了吃口海带、啃口土豆、舔口雪水，算是一顿饭。就这样熬过了第一个穴居的冬天。

    在此前后，四个同胞先后被抓走，不堪忍受痛苦和孤寂的刘连仁上吊自杀，草绳日久腐烂，也断了他的求死之心：吃尽了苦头，为什么要落个这样的下场？不能死，要活下去！

    刘连仁把一年分成两季，下雪是冬季，化雪是夏季；月亮圆一次是一个月，太阳升一次是一天。他就这样盘算着日子，迎来了第十三个冬季。被人发现时，刘连仁须发蓬松，污垢满面，衣着褴褛，几乎忘了人的习性和人的语言。

    故事被日本代理律师和刘连仁的儿子复述时，讲的人听的人都流泪了。更叫人感动的是他的气节：日本各界捐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钱，刘连仁分文未取，全部送给了当地的中小学。归国登船时，政府代表又拿出20万日元给他。“这钱是谁的？如果是日本政府的，我不要。”代表含糊其词，刘连仁一把推开，身无分文地上了船。“习性和语言都丢了，一身的骨头还没软化。我的先辈们活得如此刚硬！”赵冬苓说。

    50年后，刘连仁提起诉讼，并多次赴日出庭作证。法庭上，被告律师问他是否识字，他说识，实际上他识的，差不多只有刘连仁三个字。“在日本人面前，我再也不想输一点儿了。”他说。有一次，对方律师一连提了180多个问题，刘连仁句句掷地有声，没出一点差错。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对日本代理律师说，他死后，由儿子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

    刘连仁没等到胜诉就抱憾而去。他的儿子继续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去年7月12日终获部分胜诉，成为庞大诉讼案中第一个胜诉者，也为最终解决日本奴役中国劳工问题打开了突破口。

    ■杨女士的梦魇。湖南常德，一个丰饶的鱼米之乡。1941年4月，日本七三一部队在这儿投下了含有鼠疫的细菌弹，在当地引发鼠疫大流行，据当地统计，有一万余人罹难。

    不少史料上记载了那一天的情景：空袭警报大作。一架日本飞机飞过来，在常德城头盘旋几周便离去了，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投下烧毁房屋、夺走生命的炸弹。居民们扶老携幼返回自己的家，发现地面上多了一些破棉絮、谷粒之类的杂物。谁也想不到，在这些棉絮谷粒上，依附着七三一部队精心培养的鼠疫杆菌。

    几天后，第一例鼠疫感染者出现了。这是一个名叫蔡桃儿的14岁女孩。刚刚开始发育的身体一如她的名字一样青春和稚气。每天，她要穿过小城的大街，去给在地里劳作的父母送饭。家里穷，买不起鞋，女孩毫不在乎，当她提着小小的瓦罐光着两只脚跑过石板路时，路侧的人们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声响。

    这光脚丫落在青石板路上的声响，在一个早上戛然而止：蔡桃儿突然发烧、冷战、淋巴结肿大，人很快昏迷不醒。接着，这14岁的生命便在疼爱她的父母的哭嚎声中宣告不治。

    当地的广德医院很快查实，蔡桃儿是感染鼠疫而亡。这可怕的消息在常德城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恐慌：一例又一例感染者被发现，送到隔离医院，不久又从那儿运出，破膛解剖、最后被送进了火化场。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不愿自己的亲人被解剖、被火化，许多人家死了亲人不报，在家中藏匿或者偷偷运往乡下，鼠疫在更大范围传播。一位李姓商人进城做生意，为了避免打防疫针的皮肉之苦，花钱买了一张注射证，不想偏偏感染了鼠疫。他怕客死他乡，更怕被解剖火化，翻墙出城，跑回老家。他死在了家里的炕头上，但也把鼠疫带给了亲人。几天之内，李姓一家死了16口。

    年逾八旬的杨女士是100多名细菌战受害者原告之一。当年，杨女士19岁，与弟弟陪着早年丧夫的母亲过日子。灾难在一个夜晚突然降临，姐弟二人同时感染鼠疫，被送进了隔离医院。事情过去了六十多年，杨女士提起当日情景仍止不住浑身发抖：一间屋里，黑压压挤了几十口人，前门把还活着的抬进来，后门把刚刚咽气甚至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直接抬去了火化场。屋里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命运，个个捶胸顿足，哭嚎叫喊，悲惨凄厉，阴森可怖。

    杨女士的母亲拼死跟着进了隔离病房，用她的母爱、勇气和誓不独生的精神，卫护一双儿女。广德医院院长??一位美国人被她感动，破例把姐弟俩转移了出去，使她们成为唯一从隔离医院活着出来的人。但是，隔离医院的经历，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一家三口从此生活在巨大的精神恐怖里。

    鼠疫，中世纪曾经在欧洲大流行，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从此国际社会把鼠疫的流行看成是天谴，在各种国际公约上都明文禁止使用。“德国纳粹曾用毒气室和焚尸炉屠杀人类，却不曾开发细菌武器。但纳粹没干的事，日本法西斯干了。”赵冬苓说。

    ■万爱花的勇气。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有约20万无辜的中国妇女被劫掳作“慰安妇”。《未来之讼》制片、导演侯鸿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强调说：“她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慰安妇，而是战争性暴力受害者。”

海南性暴力受害者

    能把自己当年的屈辱公诸于众，到日本社会去披露这些事实，需要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作为山西盂县四位诉日本侵华士兵性暴力侵犯的原告之一，1995年8月，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在日本控诉日军的罪行：“我不丑，丑的是日本鬼子，我去揭他们的丑。”

    万氏是出席1992年日本东京战后赔偿国际听证会的唯一的中国妇女，也是被媒体“炒作”过多次的中国“慰安妇”，但真正面对面采访过她的人微乎其微，因而关于她受害事实的描述出入很大。

    万氏本名刘春莲，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河林格尔县（现黄陵县）韭菜沟村。4岁时，因个头较大，她被吸食鸦片的父亲瞒报成8岁，以高价卖给人贩子，辗转卖给山西孟县羊泉村李小五当童养媳。盂县沦陷后，日军在羊泉村北面和南面修建了据点，将羊泉置于夹击中。她加入了儿童团并被选为儿童团团长。16岁时（实际12岁），她与李小五离婚，嫁给了比她大29岁的村干部李季贵，并加入了共产党。先后担任村支委员、副村长、妇救会会长。

    1943年6月，日军扫荡羊泉村，将她与同村的另外四个姑娘带到据点。由于叛徒告密，她的身份暴露了。日军白天将她吊在洞外的槐树下，不停地抽打她，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她关在窑洞内，野蛮地轮奸她。在被关押了21天后的一个深夜，趁看守不注意，她从窗口跳出去，逃回了羊泉村。8月18日，日军包围了羊泉村，她又落虎口，被蹂躏了29天。她趁日军出去扫荡的间隙再次逃脱。12月8日，她第三次被捕。每天由两三个日军轮番审问拷打她，她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日军又将她带回窑洞内发泄兽欲。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

    次年1月28日，日军见她昏过去几天都未醒过来，以为她死了，就将她扔到村旁的乌河里。一位老人发现了她并将她救起来。此时她已命如游丝，非人的摧残使她整个身体都变了形：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5公分的个子萎缩成147公分，右耳耳垂被扯掉了一块。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顽强地活了过来。

    下一页：对待未来之讼的日本立场与中国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