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除夕前一天，我们在上海采访一个有关民间对日索赔法律问题研讨会，在那儿第二次遇上了常德的原告代表之一、年过七旬的何老太太，当年，她家六口人在日军传播的鼠疫中丧生。那天晚上，我们紧张地工作了一天，正准备回房休息的时候，看到她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因为认识，我顺便和她打了个招呼，没想到她径直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赵老师，我明天要回去了，可我有几句话憋得难受，想对个人说。”
我把她让进房间。她说：会议上全是专家学者发言，没给她发言机会，我赶快把摄象叫进来，对她说：何大夫，那你就对镜头说吧。
还没开口她就浑身剧烈地抖起来。
“六十年前，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常德洒下鼠疫，一万多个常德人在瘟疫中丧生，我一家就死了六口。六十多年了，为什么没人替我们说句话？这次恐怖分子在美国使用炭疽生物武器，死了四个人，全世界都在声讨，可我们死了一万多，怎么就没人说呢？我们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联合国怎么就不为我们主持公道呢？美国人的命是命，难道我们的命不是命吗？”
她把日本当年的行为和恐怖行动联系起来。实话说，除了恐怖二字，还有什么能更准确地形容当年七三一部队的行为呢？
她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渴望着有人来为中国人主持公道。可是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为自己主持公道，你的公道还有谁来替你主持呢？
事实上日军实行细菌战的事实，中国有关方面早就知道。在这次为拍摄查找资料的时候，才知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都为此发表过声明或者颁布过防疫的命令。但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人为了自身利益掩盖事实，受害的中国人自己也不提了。在我们的沉默中，是不是也有某种对人的生命的可怕的漠视？
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近年来逐渐被揭露出来。1997年一百多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而站在诉讼第一线的，仍然是日本有良知的律师。
经过二十几次审理，目前这起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预期今年六月会下判决，面对全世界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日本揭露细菌战真相的呼声，日本法院会下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在上海，我采访了细菌战日本律师团团长、日本律师协会前会长土屋公献先生。我问他：“日本法院就要就细菌战判决了。在这个时候，你对日本政府有什么期望？”
土屋先生想也没想，这样回答了我：
“我什么期望也没有。如果对政府还有期望就不打这场官司了。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期望法官的良心。如果说对日本政府还有什么期望，那就是期望一旦法庭做出正确判决，政府能执行了。”
日本法官的良心是清赎历史罪恶的唯一钥匙吗？
福冈，日本九州一个温暖的城市，日本侵华未期，曾经有超过五千名劳工在福冈从事过奴隶劳动，奴役他们的公司名字至今还如雷灌耳，这个名字就叫三井。2000年5月，十六名幸存的中国劳工在福冈提出诉讼，被告是三井公司和日本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法院将做出一审判决。三月二日，福冈日本律师团到北京和原告见面，针对四月二十六日的判决商量下一步的策略，我们也赶往北京采访，在那儿，我遇见了这名日本中学老师。
我后来想，在这个时候遇见这个人，也许是一种命运使然。
许多天了，一直心情忧郁。我的拍摄进展顺利，可我的筹资工作却一筹莫展。每一个传来的消息都是令人失望的，我自以为会说动人的理由，发出去却象进了黑洞，听不见任何声响。可上了路的车还得继续行进。车轮滚动起来了，我不能让它停下，但再走下去，可能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有时候会问一下自己：如果一直没有资金注入我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只能咬着牙对自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某种情绪却在悄悄地渗了进来，让我即使在忙得无暇吃饭睡觉的时候也觉得有一丝泌入心肺的悲凉。一天，从一个拍摄地点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熟悉的电脑独坐，突然想：你为什么离开了你熟悉的一切，闯入这个本来不属于你的领域？操这份你操不了的心？你本来不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优厚的收入和悠哉优哉的生活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这个平凡的日本中学教师。
如果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没人能认出他是日本人。他和我们见惯的中国教师太象了，包括他不甚讲究的衣着、理得很规矩的头发，和脸上那种谦和的、甚至有点拘谨的笑容。他在福冈一个商业学校里做历史教师，这一生，都过着安安稳稳的、不富余但衣食无虞的生活。一次偶然听说的事情改变了这位教师的生活轨迹：九一年，他听别人说他所在的小镇当年有几千名中国劳工，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可他从此以后就开始调查，并且随时把自己调查来的事实告诉他的学生。开始，学生们对他说：老师，这些事太沉重了，还是说点轻松的吧。但是他告诉学生说：这是历史，你们应该知道。他带领他的孩子们走入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兄曾经对外国人做过的事情。九二年，他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东京，在东京华侨总会找到了当年被抓中国劳工的名单。他们把在福冈的五千余名劳工名单抄下来，按照上面的地址往中国发了五千余封信。五千余封信，回来的只有一封。是一位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儿子吴先生。这位老师欣喜若狂，马上自费来中国找到了吴先生。他告诉我，那一天，他带着发现的名单到吴先生家里访问，当他和吴先生交谈的时候，吴先生九十岁的老母始终坐在一旁，很仔细地听，当儿子为父亲客死他国伤心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却现出欣慰的笑意。原来，当年丈夫突然失踪，从此不知下落，吴先生的母亲一直恨着他，以为是他把他们母子抛弃。如今才知道丈夫是被抓走的，是迫不得已离开了她，郁积了一生的怨恨一下子消散了，她知道自己不是弃妇，她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她为不幸的丈夫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这次访问一定使这位教师更加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回到日本后，他参加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支持会，数年中一直为支持诉讼而努力工作。近来中国十八家媒体在联合寻找当年受害劳工，所依据的名单就是他提供的。
在采访中，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可能很小，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何在呢？
他脸上浮着谦和的笑容，这样回答我：作为普通人，我也许制止不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不让我的学生再次参加战争。
很平常的一句话，不知道哪儿打中了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又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等着我。心仍然很沉重，但第一个反映却是咬了咬牙。
没人要求你这样做，是你基于一个人的选择。你是个普通人，你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该你做的，你必须做。不要自怜，不要怨天尤人。你可能失败，可能承受很多，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路可走吗？没了。那么，就这样走吧，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自95年5月花冈暴动幸存者在日本提起战后中国受害者第一起诉讼以来，至今已有近五十起诉讼，在日本列岛从南到北各个法院审理着。另外，在美国，还有两起受害劳工诉日本企业案在艰难地进行中，在中国境内，受害劳工已经向河北高院提起诉讼，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素琴向南京中院提起了名誉损毁诉讼，提起一年多了，目前这两地法院都还没受理。
在战争结束近六十年后，中国战争受害者提起这类诉讼的意义何在？诉讼的最终出路在哪里？
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诉讼的意义》。文中，他站在一个日本国民的立场，对这些诉讼的意义有着非常好的阐释。
他把诉讼的意义分为这样四个层次来谈：
1、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
2、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历史，只有国家承担了历史责任，才能和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关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3、从法的角度来说，促进在立法实践中国际人道和国际人权法理的进展，在法的实践中更体现出对人、人性、人的权利的关怀；
4、这是基于人类未来和长久和平的诉讼。
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诉讼的意义何在呢？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我经常为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的精神所感动，又为我的国家表现出的冷漠所遗憾，因此，包括在这些文章里，经常会流露出，似乎，是日本人在帮中国人打官司，是中国人在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但是，随着采访和思考的深入，原来的认识已经大大改变。
日本人在为他们国家的发展做着他们的事情，而中国人，也应该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两个民族里追求正义和和平的进步人士在互相支持，共同追求人类的正义和和平。
中国这个国家，问题多多，但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亲身参与此事的人，才令我深深感动。包括那些原告们，可能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提出诉讼的动机，只是幻想着在受害五十几年后能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偿，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以他们的方式，支持了日本人追求正义的斗争，并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了这场追求正义的斗争中来。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幻想，中国的问题，可以通过日本人的努力得到解决，哪怕是再优秀、再正义的日本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只能靠我们自己。
在已经开拍后的许久，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来做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试图承担起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责任，在试图让我自己的国家更美好一点。
那么，一起又一起的诉讼，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呢？
具体的解决方案，似乎已经有了蓝图：日本进步人士在争取日本国会立法，仿照德国的模式，建立赔偿基金，谋求对民间战争受害赔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社会党三个在野党曾就慰安妇问题两次在国会提出方案，都无疾而终，第三次又在提起。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在国会里斗争下去。日本法律界也提出了解决受害劳工和针对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正在谋求提交国会表决。日本的律师们对诉讼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前些日子在北京正式采访小野寺先生的时候，他面对镜头，很乐观地表示：当初，当决定走上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时候，他计划拿出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如今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念头，一切如他当初设想的一样发展着。距当初的时限还有三年，他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下了决心，一定好好干，争取三年内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
但即使能解决，也绝不会是解决了全部战后遗留问题。
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事关中日的力量对比，事关日本的政治动向，事关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甚至，事关美国的远东政策、世界的格局，此外，更重要的，事关人类的长久的和平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我们可以说，当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当日本政治右倾化仍然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当中国仍然不强大，不能令别人平视的时候，中日战后遗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中日之间的未来也不总是那么令人乐观，尽管我们曾为了中日长期友好放弃了战争赔偿。
对此，我们仍然要说：日本的事情，日本人自己解决。但做为日本一个近邻居，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这才是我们最需要问自己的。无论你生活在哪里，无论你在国内还是海外，无论你离日本是近还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