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一次跑北京，是为了采访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在中国的上层，很少有人知道他。可在中国的最下层，在那些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中、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中、那些一生在贫穷和歧视中苦苦挣扎的穷人中，却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郑重地订过合同，一纸不平等的合同－－对于他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纸合同将会把他牢牢地系在责任和义务上，却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他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律师，名字叫小野寺利孝。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在田中访华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在日军侵华期间受到残酷伤害的人，都诚心诚意地支持政府这样做。一来，在那个时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脖径上并没长自己的脑袋，二来，以德报怨、宽宏大量，不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吗？
到八十年代中，中国有学者站出来说：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七二年政府宣布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而受到日本侵略军祸害的中国人有权利以个人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这位学者的话使一些战争受害者激动了起来。他们在试试探探地问自己，话还没出口就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难道，那些血海深仇，今生今世，真会有一个说法吗？也直到这个时候，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人才知道，宽容，并没使一切过去，那些仇恨、那些伤痛，其实一直就埋在心里。
此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花冈暴动案、刘连仁劳工案、山西慰安妇案、七三一部队细菌案、平顶山屠杀案、无差别轰炸案......陆陆续续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或其他地方开庭。到今年七月十二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部分胜诉，标志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也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其中，我有幸结识的小野寺利孝先生是始作甬者之一。而我深受日本侵略者屠戳的国家，它的官员、它的知识界和民众，也包括我自己，却表现出可怕的冷漠。
当我流下泪的时候，我不仅仅是为了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为了我的同胞和我自己。
我是专门为了认识小野寺先生去北京的，我有着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从他那儿了解刘连仁诉讼案的全过程，然后，利用这些素材写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过去，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当在本子上准备着采访大纲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戒备、猜忌和怀疑：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无偿地为中国人打官司？他有什么个人目的？他会把心底的话告诉我吗？如果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傲慢和歧视我将如何应对？以往的采访从来不做大纲，这一次，我做了，并且想好了各种应对之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如果他摆出一付中国人的救世主的架式的时候，我要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你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这样做！
他事先并不知道我的来访。但在从翻译那儿得知我的来意后，他从在北京停留的一天半时间里挤了半天和一顿晚餐的时间给我。刚开始，我就对他说：希望我们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交谈，哪怕是会令对方难堪的想法。他听着，笑了，然后说：好的。
我就这样开始走近了这个日本人，也走近了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一个群体、一个领域，并且一下子把自己也陷了进去。
采访在他的房间里进行。开始，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此行的目的，最后说：我读过您的文章，从而知道，您是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您爱着您的国家。我也是个爱国主义者，我也爱着我的国家。但是我希望，将来我写成的东西，既不是中国的正义，也不是日本的正义，而是人类的正义。他仔细地听着，很有力地点了点头。
我列举了七个要采访的问题，例如：您为什么代理此案？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您的个人经历？您在此案中的风险和收获？此案在日本法律上的障碍和突破？它的前景？请您谈谈您对日中两个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的差异......我选择的是一些我急需了解和想来他比较乐意回答的问题。另外还有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想留待采访进行了一段气氛比较好的时候再相机行事。
他拿着一个大本子，把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记在上面，然后说：我很乐意回答，但我会把这些问题打乱。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开始。
小野寺先生出生于日本一位贫困的矿工家庭，当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因为在矿山工作得了夕肺病而被解雇，因而造成父母婚姻破裂，而他也因为家庭的变故饱受社会的歧视。贫穷的家境使他无力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到化工厂工作。但人的奋斗也就从这窘境中开始了。他说：正因为饱受贫穷和歧视，因此我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这种状况，同时，少年的这些感受，也就成了我以后走上今天这条路的基础。
在工厂工作一年后他去读大学，选择的是法律。大学四年级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毕业后，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在日朝鲜人人权案。
就在这时候他的介绍使我产生了第一个兴奋点。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律师，在更大意义上，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为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改良人类社会的斗士－－
我问他：您主要代理哪方面的法律事务？刑事？民事？他想了片刻，才回答说：“既不是刑事，也不是民事。我的诉讼的性质，我叫它现代型诉讼。”这个词汇，我后来想了许久，我觉得，可能用社会型诉讼更为恰切。
为了方便我理解，他给我举了他刚出道时代理的一个案子。
东京的六十年代初，还有许多的贫困区，其中一个贫困区里有一条脏水沟，某一天，一个孩子掉在里面淹死了。警察把妈妈抓了去，法院判妈妈没尽到监护的责任，判了缓刑。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日本的社会现状就是这样的。被判了刑的妈妈找到了他。如果他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这将是一个民事案例。但他代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一带后来又对全东京的贫困地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贫困地区有许多这样的脏水沟，并曾经有很多孩子丧命于此。于是他发动所有受害儿童的家长和周边居民参与诉讼，诉讼的对象是地方自治体也就是当地政府。这场官司打了很久，官司的结果是以后这样的水沟都加了盖，再也没有孩子被脏水吞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中，他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律师也从关注自己同胞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了国际，走向了关注人类命运和前途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后他回答我关于战争的问题。在那时候我感到了第二个兴奋点。
他说：我的一个舅舅在战争时期被强行征兵，到了菲律宾，登陆时被美国飞机炸死，另一个舅舅战时被强行征到军事工厂做工，工伤而死。可以说，我们家也是战争受害者。我妈妈是和平主义者，她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她只是一位从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和平主义者。他这句话使我精神一振，不由得打断了他，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日本挨了原子弹，因此许多人反对核战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对，日本的反核团体，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日本的和平团体，也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意识不到日本在战争上的责任，意识不到在战争中日本是加害者。从加害者意识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且，被排除出主流意识。
他没说他自己。但是，当他从理性上对反战者做了如此分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从那种境界中走出来了。
他在律师的行当里干了三十多年，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我代理在华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是很自然的。
但是，要有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他九四年第一次访华。
一九九四年，小野寺先生参加了一个法律代表团，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说是第一次，他对中国并不陌生。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到，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毛泽东，曾经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小野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研究了中国革命。那些著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和我交谈的时候还经常随口引用毛泽东的话，比如统一战线、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
这次的行程是从沈阳到南京，然后到北京。在沈阳和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与许多战争受害者交谈。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话又一次使我感动。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说，踏上了曾经被日本侵略军蹂躏过的土地、亲眼见到受害者，亲耳听到他们的诉说，才使他真正体会到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大的伤害，认识到自己的先人曾经犯下怎样的罪恶。这种体会，成为他奋不顾身地投身这一事业的最强烈的动力。
他说，那时候，面对战争受害者的控诉，他无颜以对，只能一次又一次表示谢罪。
从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当时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他说他感到非常耻辱，当即和团里其他几位律师写了抗议声明，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回到宾馆又招来一些日本记者召开招待会，在会上宣读他们的抗议声明。就在这次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把他推上了现在这条路。
那是一位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已经在中国驻了三年。其间曾经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报道发回日本，期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日本民众的注意，不意却毫无反响，令他怒火万丈。在这次招待会上，他用挑衅的口吻对这位律师说：你们来中国搞什么法律事务调查？有比法律事务更要紧的事你们律师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他说面对这位记者的当面发难，他仍然不是无路可退。但犹豫再三，他决定还是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路。
“那使你犹豫的东西是什么呢？”我问。
“你知道，在日本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官司拖十多年是很平常的。而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更艰难。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战争受害者败诉的判例，也就是说，即使我去打，拖上十几年，其结果也很可能是输，而我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就是从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我也不可能再承受得起了。”
“哦，那个时候，您已经功成名就，又已经年过五旬，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迟暮之感？而接受了这样一种挑战，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生命被重新激发的感觉呢？”
他笑了，连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做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诉讼，对我确实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
当他决定迎接这次艰难的挑战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过人的谋略、远见以及组织才能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说，他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他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诉讼。为此，他需要组织一个团队。当时他已经在日本法律界有些名气，但他觉得还不够，于是一回去，就去拜访律师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这位律师曾经为教科书的问题和日本政府打了三十多年的官司，最终终于胜诉，在日本社会各届都影响极大。他要组织一个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日本律师团，请这位律师出任团长，他自任干事长，又煞费苦心地找了另外一位年轻力壮的后起之秀进来，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核心。他说他想到了此类案件在日本法律上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选择进入律师团的成员时，他要选择那些富有智慧的律师。他说的富有智慧，是指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在法庭上确保胜利，另外，这种律师还要能通过诉讼创造法理，也就是说，能够在诉讼过程中想办法逾越法律障碍，或者通过诉讼迫使日本国会修改法律。
此外，他还想到了，这种官司，事实上要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一个在法庭。法庭上的官司，重点是有不可能被推翻的证据，利用这些证据，迫使日本政府认罪；第二个战场在法庭外，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全是毛泽东语言），利用社会的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并迫使国会为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立法。因此，几乎在律师团成立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成立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援会和由各届民众组织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广泛筹集资金，保证他们的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
当他这样运筹帷幄地指挥和布置着这样一场战役的时候，我想这个已经五十三岁、开始走向暮年的生命真的是被激发出来了。
最近这次见到他时，一位当年曾经和他交谈过的中国学者介绍说：当时，小野寺找到他，和他谈起回去要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事，当时的小野寺说：我五十三岁了，头发还是黑的。我用十年的时间，打到白头怎么样？
我这次见到他时，他已是满头华发。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四十多起了。这四十多起官司中，绝大部分由小野寺先生所在的律师团代理。我看到好几份代理合同，上面受委托律师一栏里，都恭正地写着他的名字。而且，这些官司中，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官司，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大部分原告都是他找上门去的。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在日本山林里当了十三年野人的山东农民刘连仁。在这一选择上，可以充分看出这个人的智慧：他说，之所以首先选择刘连仁案，是因为他考虑，可以把刘连仁案当成整个诉讼的突破口。他谈了几个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一、刘连仁的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更容易在日本民众中赢得广泛同情，也使日本政府无法逃脱；二、他对刘连仁案事先做过分析，确定起码有一部分，必定能够胜诉，而胜诉则会对以后的诉讼形成巨大的影响。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按我们九五年提起诉讼时的设想进行的。
外人很难想象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和本国政府打官司经受的艰辛。
最大的艰辛可能并不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最大的艰辛可能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
官方出于外交或者其他方面的复杂考虑，对他们的热诚并不欢迎，前些年，会给他们制造种种障碍。比如，事先约好的受害者突然避而不见；再比如，已经安排好的见面会又突然取消；再比如，受害者赴日到法庭上做证会在批准出国的手续上一再出麻烦；还比如，为他们搜集证据的学者会在私下里得到忠告。
我得公正地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极大改善，起码，当局不再阻挠。比如，我这次采访没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压力。
令他们更感慨万千的是那些他们正在帮助的一部分战争受害者。
我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战争、奴役、贫穷，使他们从来没有接受教育、接触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境界的机会。他们把他们经受的一切当成了命运使然。当别人问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伤害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茫然地抬起眼睛，不知所对。如果解说得更详细一点，他们会眼睛发亮，因为知道可以得到金钱的赔偿。当然有人表现出铮铮硬骨，但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种蒙昧的状态（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完全忠实于当初我的感觉。后来采访到的事实使我对我的这一判断有了很大改变。事实上，受害者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坦荡胸怀，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尊重。我以他们为骄傲）。
有人告诉我，代理慰安妇案的，是日本一位女律师。为了取证，她一次次自费跑中国。在山西，她曾经和慰安妇一起住在窑洞里，而有些人，把日本人都看成阔佬，还想在她身上敲下几个。
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一定不是她一个。
这也是我想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之一：当你面对那些素质比较差的当事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你会卑视他们吗？我想对他说不要那样做。他们蒙昧，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后来，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来得及向他提出。但我想他不会的，因为活出来的人会比较容易理解没活出来的人。
还有的阻力来自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
他找到的每个受害者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
他们苦口婆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动机。后来，他们和受害者都建立了比较信任的关系。我说比较信任，是因为那只是较之开始而已。事实上，就在我这次采访中，一个接受他们无偿帮助六七年的当事人还对我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儿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我不能责备他。事实上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戒备。
因此，这也是我准备在采访后期向他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互相沟通的过程。您可能发现许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相信您一定也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到头来也是无法沟通的。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想象当初他们的情景：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巨大压力（换到中国，这样的人，完全是可以被骂做卖国贼的）；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
而他们，仍然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了。
他确实需要有智慧和有极大勇气的律师团队，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和现行司法制度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