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未被审判》这部片子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播放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部片子第一次对对日索赔进行了全景的描述，《未被审判》一片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而是战争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对战争的态度。为什么许多日本侵华老兵至今不认罪，即使认罪也有许多保留余地？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受害者没有主动提出对日索赔诉讼，即使提出诉讼也大多关心的是钱？为什么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各界人士？为什么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是中国人宽宏大量，还是记性太差，还是穷得忙得打不起对日索赔诉讼？

　　旧账不可不算，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中日两国应当如何思考历史和反省战争呢？搜狐新闻中心特邀《未被审判》制片人 撰稿赵冬苓、导演 摄像 剪辑孔笙与侵华日军遗留化武诉讼案中方代理人苏向祥律师9月18日13时作客搜狐聊天

　　观点提要：

　　始于1995年的中国对日民间索赔可以分五类20多起，只有化学武器案是中国受害者和律师主动提出请求的，而其他案件都是日方主动向中国提出请求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支持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日本律师至少有300多个，诉讼费用全部由日方支付。仅小野寺律师团已经为中国人民支付了800多万，而在长达八年时间中国只有康建、苏向祥两个律师参与。

　　中国战争受害人没有法律上的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跟人权意识比较弱，民族意识比较薄弱有关。受害者受害要求赔偿是天生的权力，任何人没有剥夺这个权力的权利。中国无须宽宏大量。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政府对民间索赔的态度能够进一步明确支持，但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不要把民间的赔偿都推到政府的身上，你要负起责任，你不能一个借口政府没做什么，我们就无所作为。我觉得民间诉讼就是民间诉讼，就像过去一切都依赖政府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政府，我们要做自己的事情。

　　以日本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必须到日本去打官司，因为按照国际化一个国家不能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审判权。 但仅以日本企业个人为被告的案件，是普通的涉外案件，中国法院没有理由不受理。 河北高级法院审查劳工案件两年多仍不受理令人遗憾。

　　民间诉讼在国内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从我们每年在“九一八”、“八一五”，媒体才会有一些宣传，网上言论大部分都是感情上的宣泄。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是诉讼最大的障碍。:民间诉讼很大意义就在于把那段历史重新拉回现实面前，重新让我们了解历史。

　　中国所有的企业和中国人民在对日索赔都可以有所作为。目前进行的对日索赔败诉都不是事实的问题。 这段历史是日本法官不得不认定的，但他仍然无法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也不是证据的问题，而是日本法官良知的问题。日本法官最害怕就是中国百姓的声音，如果声音太大，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判决。

　　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有人性和兽性，在战争的条件下，军国主义思潮笼罩整个日本的时候，在弱肉强食的情况下，身上的兽性就激发起来了，人就变成了鬼。 平顶山惨案下达命令的日本军官井上清一，出国前一天回家和妻子告别时，新婚妻子用一个匕首刺穿了脖颈，她写了一封血书，对丈夫说你不要挂念我了，要为国效力，尽到军人的职责。成千成万日本妇女支持丈夫打仗，也组织了慰安妇用身体支持了打仗，日本军人就这样的情况下从人变成了鬼。日本人有强烈的受害意识，因为他们是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谈到二战就想到受害，但是他们忘了他们给别的民族的加害。即使承认加害，也把责任归于天皇。正象不能把德国法西斯所有的责任都施加给希特勒，日本的侵略战争也不能都推给日本天皇，日本民众是有责任的。

　　当我们谈论日本民族的责任，我们想没想过我们中国民族自己的责任?首先你被别人侵略，当时政府腐败，国势衰弱造成了别人了侵略，其次日本人不认罪，特别是日本鬼子不认罪，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人不去讨罪有关系。你中国人都把这段历史忘了，你凭什么让日本人记住这段历史？

　　日本民族性格里面有一种蔑视弱者的思想在里面，日本有一本书，是对大东亚战争的总结，里面有一个右翼学者说，“中国弱，你被人欺负，你怪不得别人”。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日本认为弱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你欺负他也是应该的。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最近学术界有一派理论就是对日新思维，首先提出来就是搁置历史。历史能搁置吗？ 香港抗日战争文工会会长去世之前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死去的几千万同胞原谅日本”。如果你再不用这个历史激发中国人民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过去中国的民间声音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政府声音，没有民间的声音。中国人民在法律的框架内理性发表自己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有力的说服日本政府和国际。网友发表过激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对日索赔是没有用的。情感表达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政府应该知道，民间就是民间，民间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是不正常的，现在中国民间有不同的声音，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对日本的右翼是一种打压，让日本知道中国民众有这样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从韩国和以色列发展可以看到，民族气节、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一个资源，民族发展需要这种资源，如果你不去用这种资源的话，民族失去了这种凝聚力就会涣散。 随着民族的觉醒和经济的发展，凝聚力会越来越强。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虽然我们基本上是否定的，但它反映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

　　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星期三示威，到我们去那天是进行了533次。每个星期三都到日本大使馆去示威，让他们正确认识历史。中国应该有一个“国耻日”。南京大屠杀是被遗忘的屠杀，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而犹太人大屠杀世界上基本上都知道，犹太人让每一个人参观和不参观的人都要知道犹太人历史上受到这样的遭遇，他们迫使德国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他们作出赔偿。 中国多的是情感上的表达，缺少是对历史冷静、扎实、客观的整理、牢记。　　

　　苏向祥律师收到的第一笔中国民间对对日索赔的援款来自北京天通苑小区。中国的网友如果每个人能捐一分钱，对日索赔开支问题也能解决。赵冬苓在《未被审判》拍片中绝对不拿日本一分钱，就拿自己的钱，这表现了中国民众的一个骨气，只有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方充分的尊重。

　　齐齐哈尔市处理八四事件小组组长接受采访时说，考虑到八四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政府造成的，是日本遗留问题，日本政府无罪，只需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方向日方提出补偿的要求，而没有提出赔偿的要求。 苏向祥说:这是不懂法律、不懂外交，不懂原则、没有尊严，随便说的话，让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

　　中国八四事件受害者不要慰问金，而要赔偿金。中国如何拒绝日本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对八四事件受害者1亿元的慰问金?韩国为了拒绝日本国民基金接济慰安妇，整个社会对慰安妇表现了极大的爱心，对慰安妇有一系列补偿和补助，和日本国民基金补偿的钱相等，之后慰安妇再也没有人接受日本国民基金接济了。中国能站出来的60位慰安妇幸存者，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心和关注。

　　现在是考验中国企业和公民良知的时候了。如果 中国企业和社会没有人愿意出1亿元的慰问金这笔钱的话，八四事件受害者接受这笔慰问金不可指责，他们受害了，需要社会的帮助，如果一个人生存都谈不到，何来尊严。

　　主持人说: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72周年，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请来了电视纪录片《未被审判》的制片人赵冬苓和摄像孔笙以及侵华日军遗留化武诉讼案中方代理人苏向祥律师，还有支持拍摄的山东三箭集团的老总，我们请他们来跟大家一块交流一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问题，我们请苏律师和赵老师就对日索赔介绍一下情况。

　　1. 为什么推动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不是中国人？

　　始于1995年的中国对日民间索赔可以分五类20多起，只有化学武器案是中国受害者和律师主动提出请求的，而其他案件都是日方主动向中国提出请求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支持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日本律师至少有300多个，诉讼费用全部由日方支付。仅小野寺律师团已经为中国人民支付了800多万，而在长达八年时间中国只有康建、苏向祥两个律师，

　　赵冬苓说: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对日索赔的情况，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90年代初就开始呼吁，第一起正式的诉讼案发生在1995年，是花冈幸存者诉鹿岛企业，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发生对日诉讼案是20几起，还有在美国提出的2起，在大陆提出的尚未全部受理，这些诉讼案花冈案已经宣告和解，在2000年11月29日。刘连仁和李青云诉讼案已经胜诉，2002年4月阜康劳工一审胜诉，其他的都一审败诉。

　　苏向祥说:曾经有一个学者统计过，说中国受害者到日本索赔包括台湾以及香港，以及到美国诉讼的一共是60几起，统计的方法不一样，数字有一些差别。

　　苏向祥说:但是中国的受害者到日本提起诉讼的，这几大类案件有20起左右，而且不断地在增加，所以数字不确定。当然可以分几类，一个是慰安妇的案件，第二是劳工案件，第三是生化武器的案件，第四是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部队，以及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案件。

　　主持人说: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推动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有良知的律师和学者，这是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去提出这样的诉讼？

　　苏向祥说:这是赵老师提出来之后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应该进一步进行思考甚至反省，为什么推动这件事情的人大多数是日本人？而中国人只有很少几个律师，很少的几个受害人，这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从95年开始日本的律师开始组织律师团，律师团背后又有支持会，对日索赔的诉讼如果没有他们是不可能进行的，中国从95年开始才陆续提出来，化学武器案是中国受害者和律师主动提出请求的，而其他案件都是日方主动向中国提出请求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主持人说:在对日诉讼的几十起案子当中，卷入案子的中国律师有多少，日本律师有多少？

　　苏向祥说:日本律师有300多个。

　　赵冬苓说:应该超过这个数。包括好几个律师团，小野寺为首的中国人要求赔偿律师团300多人，细菌战律师团100多人，花冈那个律师团有几十个律师，我觉得数目也是不是太确定的数目，还包括台湾慰安妇的律师团，这个数目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律师分两种情况，一部分律师是常在律师，具体经办案件，有一部分登记自己的名字，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资助诉讼，像小野寺律师团300多人，常在律师是70多个。

　　苏向祥说:小野寺律师团已经为中国人民支付了800多万，只是交通费、调查取证、出庭作证。中国律师这一边赵老师也清楚。

　　赵冬苓说:中国律师这方面现在是出现一个积极的变化，愿意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基本上就两位，一个是康建律师，一个是苏向祥律师。去年全国律协成立了对日诉讼小组，各地的律师也加入进来。

　　苏向祥说:我了解中国律师有积极加入的迹象，但我个人认为，不客气的说，凑热闹的多，做实事的少，对这样的律师应该提出批评。

　　2. 中国战争受害人没有法律上的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跟人权意识比较弱，民族意识比较薄弱有关。

　　苏向祥说:中国要不要对日索赔？另外战争索赔权在1972年联合声明放弃之后，民间索赔权是否被放弃了？这是95年以前国内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国内没有形成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浪潮，有一些客观的原因。

　　苏向祥说:现在从95年澄清这一问题到现在为止有8年的时间，特别是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发生之后，让中国的政治家和老百姓都认识到了我们诉讼的意义，提起大规模的诉讼，但诉讼受害人并不是很主动，没有法律上的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律师也很少接触这样的事件。前几年搜狐做了一个支持化武诉讼的百万人签名，我想以后会越来越好。

　　赵冬苓说:首先我们说对民间诉讼这件事我觉得是中国人权意识、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从这点看，中国人提出的少，跟国家人权意识比较弱，民族意识比较薄弱有关。日本人为什么提出来？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民族意识比较强，人权意识比较强，法律意识也比较强，他们认为在现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虽然是日本人，但他们要保障人权，要追求人类的尊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作为日本人爱他们自己的国家，另外他们也超越了日本人狭隘的角度，提出了整个人类的问题。

　　赵冬苓说:从人权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人走到了日本友人的后面是不奇怪的，但我们同样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人对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

　　网友：中国人对日的诉讼走在了日本友人的后面，是否中国这方面的人权太落后，或者没有人权？

　　赵冬苓说:我觉得说中国没人权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如果说觉醒比较晚大多数人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开放20年，各种思潮进来也是比较晚，我们人群的意识觉醒比较晚，我刚才已经说了随着中国人权意识的觉醒，对个人尊严的重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中国人加入到这个行列来。

　　3. 受害者受害要求赔偿是天生的权力，任何人没有剥夺这个权力的权利。中国无须宽宏大量。

　　网友：中国人放弃这种战争的民间赔偿，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不爱钱的高尚行为？

　　赵冬苓说: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说。首先我要求赔偿，即使我要求经济上的赔偿是我的权力，受害者受害要求赔偿是天生的权力，任何人没有剥夺这个权力的权利。有的人可能是这种意识没有觉醒，不知道有这样的手段可以维护我的尊严。

　　苏向祥说:这位网友提到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放弃，一个是民间放弃。首先就是回到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的中日友好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中日两国长远的发展，两国的友谊放弃了国家赔偿权，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中国的百姓没有放弃战争赔偿权，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提出赔偿是他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保障。

　　苏向祥说:日本政府一直认为国家放弃也等于民间放弃了为借口，总给诉讼带来一些障碍，这是我们作为搞法律绝对不允许的，这是跟世界人权发展趋势相悖的观点。在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钱其琛答记者问的之前是不明朗的，82年到93年是模棱两可的状况。自从93年钱其琛回答记者问的时候才明确，老百姓可以向日本政府进行索赔，政府放弃并不等于民间放弃了。

　　4.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政府对民间索赔的态度能够进一步明确支持，但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不要把民间的赔偿都推到政府的身上，你要负起责任，你不能一个借口政府没做什么，我们就无所作为。我觉得民间诉讼就是民间诉讼，就像过去一切都依赖政府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政府，我们要做自己的事情。

　　网友：中国政府对民间索赔的态度

　　苏向祥说:中国政府对我们民间诉讼是没有任何阻挠的。

　　赵冬苓说: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我们当然希望政府的态度能够进一步明确，进一步支持，进一步倾斜，但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不要把民间的赔偿都推到政府的身上，你要负起责任，你不能一个借口政府没做什么，我们就无所作为。我觉得民间诉讼就是民间诉讼，就像过去一切都依赖政府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政府，我们要做自己的事情。

　　赵冬苓说:从八四事件来看，中国政府是负责的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化武受害者和中国人权的尊重，这应当是肯定的。91年开始中国政府多次就化武受害人的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但日本政府以各种理由来回避中国政府正确的要求，这责任在日本政府。

　　网友：中国人即使提出诉讼，大多数关心的也是钱，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赵冬苓说:首先受害者提出金钱上的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他们过去受到的伤害是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的。确实有很多的受害者一生生活在极度的贫困当中，他们在诉讼的时候金钱上的要求更强烈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不是那么明确，但诉讼改变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在诉讼当中他们越来越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诉讼对他们来讲本身也是极大的提高。

　　赵冬苓说:在这方面不能过多的责备我们的受害者，提出金钱要求是不过分的，即使这样，人这种情况是环境造成的，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他生活都无法生活，你怎么责备他们对金钱的索赔？

　　5: 为什么我们非要到日本去打官司？

　　以日本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必须到日本去打官司，因为按照国际化一个国家不能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审判权。 但仅以日本企业个人为被告的案件，是普通的涉外案件，中国法院没有理由不受理。 河北高级法院审查劳工案件两年多仍不受理令人遗憾。

　　网友：苏律师为什么我们非要到日本去打官司？为什么不能在中国？

　　苏向祥说:这分几个案子，如果劳工案子是以日本的企业为被告，中国的法院是完全可以受理的，劳工案件如果在中国法院受理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涉外民事案件，但这里面不包括日本政府，只告日本企业的话，在中国立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苏向祥说:以日本国家为被告的案件，比如慰安妇案件、七三一细菌案件、南京大屠杀案件以及生物化学武器案件都是以日本国家为被告的案件，按照国际化规定一个国家不能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审判权，所以在国际法上是不可以的。

　　苏向祥说:如果以国家为诉讼，那么涉及到一个国家享有司法豁免权的问题，中国法院对日本国是不能宣判的。

　　苏向祥说:比如在中国国内受理的河北高级法院正在审查的劳工案件，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受理，但是现在推迟了两年多，仍然没有受理，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据我另外一个消息知道，通过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委员会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另外一个幸存者对日本一家出版社和日本作者提出的名誉损害的侵权诉讼已经被南京中级法院受理了。我想劳工案件、名誉权案件就是普通的涉外案件，中国法院没有理由不受理。

　　网友：理论上讲中国有多少人有资格对日本提起诉讼？是不是凡在抗日战争受害的家庭都有起诉的资格？

　　苏向祥说:这包括战争当中的受害者以及战后的受害者。战争当中的受害者应当说向日本提出诉讼已经成为潮流，除了化学武器案件，所有的案件都是战争当中发生的事情，这些受害人只是代表诉讼，代表广大中国受害者，可以作为一个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苏向祥说:战后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化学武器的问题，我们认为受害者已经向日本法院提起了诉讼，在理论上、实际上，战前和战后都可以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证据上的问题，我们选择诉讼的时候首先要选择证据比较确凿的，这样便于说服日本的法官和民众，换句话说，我们诉讼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官司进行斗争，更是历史认识的一个诉讼。

　　6.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为八年民间对日诉讼出一分钱？投资《未被诉讼》的山东的三箭集团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站出来支持对日诉讼的企业。

　　主持人说:我看到赵老师的文章里面推动民间诉讼不只是日本人推动，连出钱也是日本人出钱，中国人没有出一分钱，是中国人不愿意出这个钱，还是拿不出这个钱？

　　苏向祥说:一切事情都是在变化过程中的，从我来说，我从刚开始跟日本律师有合作，有协议，费用由他们付出，最后为了建立跟日本律师对等的关系，了解他们的正义行为，我放弃了。中国八四案有一位受害者赴日诉讼费用就是北京天通苑小区为他赞助的，天通苑小区也联合了其他的小区。让我心寒的是为什么没有自发的行动呢？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赵冬苓说:中国诉讼八年了，前面中国人拿的钱的确少，是否中国缺乏良知？不能这么说，而是中国民众缺乏了解，缺乏知情。因为缺乏了解他们就谈不上什么支持了，我想良知和正义的声音在中国的民间从来都不缺乏，比方说我们这次做这个片子，我们遇到了极大资金上的困难，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山东的三箭集团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三箭集团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站出来支持对日诉讼的企业。

　　主持人说:下面我们请三箭集团总经理崔葆明先生说一下。

　　崔葆明：各位网友大家好，关于三箭集团和山东影视中心合拍《未被审判》，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大事，特别是今天上午参加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的《未被审判》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对影片的评价甚高，我们作为企业参与这个片子的拍摄我们既感到高兴，也感到愧疚。刚才苏律师和赵老师也讲了很多，事情的总体情况来看，是越来越好，还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情况。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人刚才说不重视民间索赔，是不是中国人不爱钱的问题？

　　崔葆明：从中国和日本交往百年史来看，中国清朝时期三次索赔是2亿多两白银，折合现在的美元是7亿多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中国有7亿多美元，那就不会到穷困潦倒了。作为审判的历史结果来看，有些是名誉上的赔偿，有些也就需要经济上的赔偿，这不光是钱的问题。

　　崔葆明：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山东三箭集团，山东三箭集团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500强企业之一，最早是搞建筑的，国有大型建筑企业，是50年代成立的老国有企业，90年代之后我们经过了抓改革、促发展现在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弊病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而且企业也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

　　崔葆明：现在企业逐步的做大做强，有房地产、市政、国外施工、影视教育等等几大产业的大型集团。我们参与影片单位之一，我们觉得这是历史的责任，今天上午好多专家用了好多资料来评价这个影片，评述对日索赔的意义。

　　主持人说:您怎么看待中国企业对民间诉讼出来支持比较少？

　　崔葆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人民关注这个事情比较少一些。 所以关注这个事情的比较少。而且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在日本本土起诉的，可能在日本本土的反响更大一些。

　　崔葆明：我们三箭集团参与这个事之后，发现了民族的精神。不仅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更重要是对历史负责任。特别是黑龙江毒气弹事件之后，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我觉得还需要说明一点，我们支持这个事并不是我们纠缠过去历史的细节，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对中国下一代人，都要以史为鉴，使后人吸取教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7. 民间诉讼在国内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从我们每年在“九一八”、“八一五”，媒体才会有一些宣传，网上大部分都是感情上的宣泄。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是诉讼最大的障碍。:有多少人在理性的挖掘历史，记住历史？民间诉讼很大意义就在于把那段历史重新拉回现实面前，重新让我们了解历史， 随着大家对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我相信关心诉讼的人也越来越多，诉讼遇到的障碍也会被逐渐的克服。

　　网友：诉讼在国内会遇到什么困难？

　　苏向祥说:有现实上的困难和主观上的困难。现实上的困难就像三箭集团这样的企业支持太少了，使我们的诉讼举步艰难，靠我们律师微薄的收入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说:听说您现在已经拿出了30万了。

　　苏向祥说:对，另外费用的问题归根到底来说，只要想做这件事情不是说太大的障碍，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够解决。但我们不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让中国的企业和百姓都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来。另外就是主观上的障碍，我们诉讼的意义并不被人理解，取证会遇到一些障碍，往往使人打消念头，这是很难改变，也是迫切需要改变的，就是人们对诉讼意义的认识。

　　赵冬苓说:我觉得在法律上苏律师认识比较多，从我们角度来看重要是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从我们采访的过程来说，我们尽管每年在“九一八”、“八一五”，从政府到我们的报纸、媒体都会有一些宣传，但从我们采访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大部分只是情感上的宣泄，如果网友们看看我们的网上跟日本有关的论坛也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感情上的宣泄。

　　赵冬苓说:实际上理性的态度，有多少人在挖掘历史，记住历史？民间诉讼很大意义就在于把那段历史重新拉回现实面前，重新让我们了解历史，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是诉讼最大的障碍。随着大家对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知道的越来越多，我相信关心诉讼的人也越来越多，诉讼遇到的障碍也会被逐渐的克服。

　　崔葆明：除了大家意识之外，历史的确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专家对这个事评价很高呢？对外咱们激发民族责任心、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更好地把中国的事办好，建设强大的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日民间诉讼来讲，还有一个逐步通过咱们加入WTO之后，怎么打国际官司？而且要打赢，怎么打赢，这里面有好多的事情，通过这个事不能说跟国际惯例接轨，实际上也是跟国际法律接轨。

　　崔葆明：对日索赔诉讼大多失败，包括有好多的原因，有的可能当事人不在了，有的资料不准确，证据不确凿，本身这个事实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我们描述或者资料准备不好，结果打输了，我觉得这是有好多教训可以汲取，对下一步的诉讼有好多的教训，第三个想法就是对民间的诉讼也有一个协调的问题，当然跟国家之间的索赔不一样，民间也有一个问题，我记得邓小平有一句话，计划经济不是不讲市场，市场经济也不是不讲计划

　　崔葆明：当然不是发动人民战争，而是协调，使不会打国际官司的，学会打国际官司。资料不准确的，帮助法律界资料搞准确了，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主持人说:企业之所以支持对民间索赔不够，首先跟媒体关注这个事情不够有关系，企业不管怎么样有一些功利心，都需要媒体宣传，如果媒体关注不多，那么企业就相当于扔钱了。

　　网友：抗洪也好、救灾也好很多企业都出钱，为什么这个事情企业不出钱，政府应该出面组织。

　　苏向祥说:政府出面组织并不是不可能。还是要靠中国的企业和民众主动做这个事情，中国所有的企业和中国人民在对日索赔都可以有所作为，都可以打一副很好的牌。另外就是目前进行的对日索赔，败诉都不是事实的问题。

　　苏向祥说:这段历史仍然是被法官不得不认定的，但他仍然无法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也不是证据的问题，而是日本法官良知的问题。日本法官最害怕就是中国百姓的声音，如果声音太大，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判决。

　　8.平顶山惨案下达命令的日本军官井上清一，出国前一天回家和妻子告别时，新婚妻子用一个匕首刺穿了脖颈，她写了一封血书，对丈夫说你不要挂念我了，要为国效力，尽到军人的职责。成千成万日本妇女支持丈夫打仗，也组织了慰安妇用身体支持了打仗，日本军人就这样的情况下从人变成了鬼。 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有人性和兽性，在战争的条件下，军国主义思潮笼罩整个日本的时候，在弱肉强食的情况下，身上的兽性就激发起来了，人就变成了鬼。

　　主持人说:老百姓看到日本的罪行只是表达了愤怒，像赵老师说的情绪的宣泄怎么变成理性的行为呢？

　　赵冬苓说:跟我们提起对日诉讼的目的是有关系的，我们提起对日诉讼，包括我们拍的《未被审判》，我们目的是什么？不是激化民族仇恨，抗日战争过去了60年了，如果网友亲自到日本走一走，也有很多的日本人是很有良知的，也有很多的日本人是真的希望跟中国友好的。

　　赵冬苓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提出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为中日两国永远的友好，我们也提出友好是正确地对待历史。日本鬼子都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恶，即使他们忏悔我们在情感上也无法接受，但他们真正在忏悔了，他们在日本产生了强大的声音，不断的把过去的罪过告诉给日本人，我们应该原谅他们，他们当年的犯罪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也有日本政府的原因。孔导演拍摄的时候跟他们日本老兵和普通的市民接触，请他谈一下。

　　孔笙说:多数忏悔老兵是从战俘管理所回国的人，他们已经七八十岁，现在不断的出来讲演，把罪名讲一讲，对很多日本的年轻人，不了解战争的人起一个很好宣传的作用，而且是民间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家人也不理解，有的老兵都偷偷出来讲，不告诉自己的家人。但家人也知道，他在一个集会上给中国受害者捐款，他老婆孩子也捐款，他知道老婆孩子都知道了，但他从来没在家里讲过当年的罪行，只是在外面讲。

　　孔笙说:我觉得最后官司打到最后，包括赵老师和苏律师讲，不仅仅是官司，而是历史观的问题。包括日本律师，日本国内两种对历史的观念，他们觉得对日本的未来有责任弄清这件事情。也是一种信仰。

　　主持人说:孔导演强调是鬼子变成了人，网友们不相信鬼子会变成人，我们先研究怎么从人变成鬼的，还是天生就是鬼？最后我们还把他们放了，觉得中国人是太宽宏大度了。

　　赵冬苓说:我也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每次遇到日本的学者都问日本人那个时候怎么了？我觉得问的比较偏颇一些。其实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在文革期间中国人怎么了？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有人性和兽性，在战争的条件下，军国主义思潮笼罩整个日本的时候，在弱肉强食的情况下，身上的兽性就激发起来了，一个人就变成了鬼。

　　赵冬苓说:我在《未被审判》有一集平顶山惨案里面我讲了一个故事，平顶山惨案下达命令的日本军官井上清一，他是非常特别的军人，12月13号离开日本，12月12号回家和妻子告别的时候，新婚的妻子身装盛装，而且略施粉黛，用一个匕首刺穿了脖颈，她写了一封血书，对丈夫说你不要挂念我了，要为国效力，尽到军人的职责。用现在的眼光看，他妻子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极端的举动？但是在当时日本是毫不奇怪的。

　　赵冬苓说:他们成千成万妇女支持丈夫打仗，也组织了慰安妇用身体支持了日本人打仗，就这样的情况下从人变成了鬼。

　　9.日本人有强烈的受害意识，因为他们是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谈到二战就想到受害，但是他们忘了他们给别的民族的加害。即使承认加害，也把责任归于天皇。正象不能把德国法西斯所有的责任都施加给希特勒，日本的侵略战争也不能都推给日本天皇，日本民众是有责任的。

　　主持人说:有人认为日本士兵是受害者，他们无需要对战争付出责任，应该付出责任应该是天皇和少数政治家，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赵冬苓说:这也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很注意的问题，我们跟小野也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日本人有强烈的受害意识，因为他们是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谈到二战就想到受害，但是他们忘了他们给别的民族的加害。任何都是双方面的，你伸出一个拳头必然会遭到反抗，反过来拳头必然你就会遭到受害，加害者的另一面同时也可能是受害者。我们在日本采访战争的遗属，他们谈到当时受害也很惨。但日本人的受害和中国人的受害是两种完全性质不同的受害，他们首先是有加害的行为才导致他们的受害

　　孔笙说:有一个广岛的老兵，他在广岛那里摆了一个台子整天讲，他每天都在讲美国为什么炸广岛，首先就是日本做了坏事。广岛是当时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是广岛挨原子弹的原因。而日本教科书只讲他们是受害者。

　　主持人说:谈到受害和加害就涉及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军国主义也好，还是天皇军部欺骗百姓也好，还是中国人受害他们来帮一帮，责任好象被政府和天皇承担，但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本兵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战争也是有法则的，你滥杀无辜这不都是政府的责任。

　　赵冬苓说:这就提出了民众责任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民众责任的问题。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不是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民众责任是存在的。包括不能把德国法西斯所有的责任都施加给希特勒，日本的侵略战争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日本天皇，民众是有责任的。我们在日本跟一个战争的受害者，亲人死在战场上，家庭也很苦，他认为自己是战争受害者。

　　10.当我们谈论日本民族的责任，我们想没想过我们中国民族自己的责任，首先你被别人侵略，当时政府腐败，国势衰弱造成了别人了侵略，其次日本人不认罪，特别是日本鬼子不认罪，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人不去讨罪有关系。你中国人都把这段历史忘了，你凭什么让日本人记住这段历史？

　　赵冬苓说:日本人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的不太多，他们更多强调是天皇的责任。但我觉得日本也有真的是认知水平达到很高的，比如日本律师，他们也很明确的提到日本民族的责任。反过来我想就民族的责任问题延伸几句，当我们谈论日本民族的责任，我们想没想过我们中国民族自己的责任，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更尖锐，首先你被别人侵略，当时政府腐败，国势衰弱造成了别人了侵略，如果你现在不关心这些问题，不承担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本身也是有责任的。

　　主持人说:这个问题我也有同感，日本人不认罪，特别是日本鬼子不认罪，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人不去讨罪有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认为我们犯罪，中国人民如果没有给日本法庭这样的压力，认为日本人当年是犯了罪的，当然他们会认为他们没有罪了，你中国人都把这段历史忘了，你凭什么让日本人记住这段历史？

　　11.中国的民间在过去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政府声音，没有民间的声音。中国人民在法律的框架内理性发表自己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有力的说服日本政府和国际。网友发表过激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对日索赔是没有用的。情感表达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我看到一些帖子充满了理性的声音，让我觉得倍受鼓舞，我觉得那才是一种比较成熟、理性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赵冬苓说:你这句话有道理，但谈任何东西都离不开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熟悉我们的历史，中国的民间在过去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政府声音，没有民间的声音。所谓民间是这些年的事，你在解放初期你要求中国普通的公民作为个体去伸张自己的正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现在随着民间出现，民间声音出现是可喜的变化。苏律师介绍的更好。

　　孔笙说:最早个人告国家西方国家也是在60年代。

　　主持人说:民间发出自己声音的问题，如果说过去不具备这个条件，现在应该说具备条件了，但现在具备这个条件了，你看互联网这么发达，但你看网友都发表什么声音？理性声音太少，这是否跟国民素质有关系？

　　赵冬苓说:我做这个片子做了两年了，我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我经常浏览跟日本有关的网站，也看网友的帖子，说实在有很多的帖子是让我们失望的，情感表达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我看到一些帖子充满了理性的声音，让我觉得倍受鼓舞，我觉得那才是一种比较成熟、理性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主持人说:说到这儿，网友的情绪很大程度在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宣泄口，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名，就道一声歉就完了，但这样觉得过不去，所以就想以牙还牙，等有机会收拾你。战争期间杀完了人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了吗？

　　苏向祥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责的问题。

　　主持人说:这种追究杀人罪应该是偿命的，永富杀了200人，只判了13年，这是不是不合理？

　　苏向祥说:中国人民理性表达自己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律的框架内理性发表自己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有力的说服日本政府和国际。网友发表过激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对日索赔是没有用的。

　　12.苏向祥律师收到的第一笔中国民间对对日索赔的援款来自北京天通苑小区。中国的网友如果每个人能捐一分钱，对日索赔开支问题也能解决。赵冬苓在《未被审判》拍片中绝对不拿日本一分钱，就拿自己的钱，这表现了中国民众的一个骨气，只有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方充分的尊重。

　　苏向祥说:有的人可以发表愤怒的言论，有的人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支持。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北京天通苑支持对日诉讼捐款倡议者，所有钱都是她一个弱女子自己组织，她叫杨迎春。

　　杨迎春：我住天通苑，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爱心社。我在中国法律社工作，由于工作接触到了苏律师。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倡议的，还有风雪等等都是网名了，现在已经收到了近2000块钱了， 回龙观也开始了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号召，周六和周日还有宣传活动。我相信在这个星期的周六和周日也会有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其实我们是想以这样的行动唤起更多的年轻人对对日诉讼的关注。

　　苏向祥说:不管收到多少，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笔民间的援款，我们要向日本的媒体和法官和民众宣传，赵老师一直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有一个骨气，绝对不拿日本一分钱，就拿自己的钱，就拿自己在国内的钱，这表现了中国民众的一个骨气。

　　赵冬苓说:我们跟日本友人合作，但拍片之前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目前在中国拍这个片子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但哪怕这么困难，也不用日本人哪怕是日本友人的钱，只有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方充分的尊重。而且你要充分的表达。

　　苏向祥说:据我了解在NICK有一些资料都是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行为已经感动了日本人。

　　赵冬苓说:甚至是吃饭也都是AA制的。他们到中国来我们会例行请他一餐饭，我们到日本他们也是例行性的请我们一餐饭。

　　苏向祥说:我们中国受害者不拿日本律师哪怕友善的捐助，也会得到日本法官的尊重。

　　苏向祥说:中国的网友如果每个人能捐一分钱，问题也能解决。

　　13.日本民族性格里面有一种蔑视弱者的思想在里面，日本有一本书，是对大东亚战争的总结，里面有一个右翼学者说，“中国弱，你被人欺负，你怪不得别人”。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日本认为弱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你欺负他也是应该的。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

　　主持人说:回过头来讨论一下战争与中日两个民族的劣根性，我看赵老师文章里面提出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很摧残日本民族的。

　　赵冬苓说:日本民族性格里面有一种蔑视弱者的思想在里面，他有一本书，是对大东亚战争的总结，里面有一个右翼学者说，“中国弱，你被人欺负，你怪不得别人”。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日本认为弱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你欺负他也是应该的。

　　苏向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很单一的国家。比较排外。

　　苏向祥说:特别是现在一个东京市长都能说出中国人是支那人，现在在日本的大街上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

　　赵冬苓说:日本生存的环境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是狭小岛国，国民众多，资源比较贫乏。它要想生存下去，一定要向外扩张。他有一个大陆政策，希望到大陆上生存，这种还是没有改变，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现实存在的，环境决定了军国主义存在的土壤。

　　苏向祥说:而且他们现在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想德国那样在犯罪之后勇敢的承担责任，诉讼就是迫使他承担责任，狭义的排外情节，不单单排斥中国，除了追随美国之外都排斥。

　　赵冬苓说: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

　　14.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最近学术界有一派理论就是对日新思维，首先提出来就是搁置历史。历史能搁置吗？ 香港抗日战争文工会会长去世之前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死去的几千万同胞原谅日本”。如果你再不用这个历史激发中国人民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主持人说:这里面有两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一个父亲在中国当了10年日本宪兵的女儿，想根据几句简单遗言知道他父亲在中国犯了什么罪行，到中国找好几次找不到，今天网上报了一个事情，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一把刀，刀上记载了杀了107个人，一个中国记者找屠刀的主人找好几年从大陆找到台湾找不到，是不是中国人太健忘了？

　　赵冬苓说:我认为中国真是健忘的民族。最近学术界有一派理论就是对日新思维，首先提出来就是搁置历史。我本人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在我认识那么多日本友好认识之后，从现实考虑中日应该友好，但友好的前提是应该认清历史，对历史达成共识。但反过来，历史能搁置吗？

　　赵冬苓说:我们今天上午在开会，有人转述了香港抗日战争文工会的会长他去世之前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死去的几千万同胞原谅日本”。如果你再不用这个历史激发中国人民的话，我认为中国这个民族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15.齐齐哈尔市处理八四事件小组组长接受采访时说，考虑到八四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政府造成的，是日本遗留问题，日本政府无罪，只需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方向日方提出补偿的要求，而没有提出赔偿的要求。 苏向祥说:这是不懂法律、不懂外交，不懂原则、没有尊严，随便说的话，让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如何让日本人看得起、国际社会看得起，首先你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苏向祥说:我作为律师我总想谈一些具体的事情，八四事件之后，也看到了中央政府强硬的姿态，也看到了地方政府遗憾的地方。新华社有一个记者采访齐齐哈尔政府处理八四事件小组组长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言论，这个言论让国际社会瞧不起，让中国人也难以接受。

　　苏向祥说:他说考虑到八四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政府造成的，是日本遗留问题，日本政府无罪，只需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方向日方提出补偿的要求，而没有提出赔偿的要求”，这是不懂法律、不懂外交，不懂原则随便说的一句话，应该引起重视，让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没有尊严。

　　苏向祥说:第二点他提出四条理由，综合一个字就是钱，我们行为是维护人权的行为，我们没有要求赔偿谢罪和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只是钱，这让国际社会瞧不起，另外第三点受害人出院签订了一个协议，中毒会有后遗症，以后的钱由受害人自己承担，这受害人怎么承担得起？

　　苏向祥说:另外告知律师不准和受害人接触。律师赴日进行八四演讲的时候，护照都不给办。他是齐齐哈尔政府处理八四事件小组的组长，他不是政府的行政官员，是政府聘请的一个顾问。所以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交涉，他的言论是让国际和日本政府都瞧不起的。

　　苏向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中国人如何让日本人看得起、国际社会看得起，首先你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赵冬苓说:我觉得他说日本政府没有责任是缺乏最起码的认识问题，从法理上日本政府是有继承性的。

　　孔笙说:我在日本采访过程当中，感觉到一点，除了金钱上不跟你搭界，怎么赢得他的尊重？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日本人很敬业，电视台也很敬业，你敬业我们比你还要敬业，你不吃饭我们比你还不吃饭，我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这个问题上你自己做到了，他很尊重你，我们第一次进入日本的法庭的外国媒体，日本的法庭是不允许外国媒体进入法庭的，我们是靠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主持人说:你们怎么争取这个权力的呢？

　　孔笙说: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认可，当然律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后对法院申请，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去了？他们认为我们工作是有成效的，对他们有帮助的，所以律师非常诚意的邀请我们去。

　　16.现在中国能站出来是60位慰安妇幸存者，她们经历都是非常悲惨的。她们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心和关注，韩国整个社会对慰安妇表现了极大的爱心，上上下下对慰安妇有一系列补偿和补助，和日本国民基金补偿的钱相等，之后慰安妇再也没有人接受日本国民基金接济了。

　　主持人说: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帖子，90年代初号称日本在华留学生的帖子，他说日本人之所以看不起中国人，为什么称你们是支那人，因为你们不尊重你们的历史和先烈，不管是抗战的先烈还是抗美援朝的先烈，连侵华日军都对中国军人都表示敬意。

　　赵冬苓说:我觉得很有道理。

　　主持人说:我们现在老批评人家到靖国神社，你有中国的靖国神社吗？

　　赵冬苓说:我说一下慰安妇情况，现在中国能站出来是60位慰安妇幸存者，她们经历都是非常悲惨的。一开始无一例外都是把经济诉讼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就是因为她们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心和关注，我们做片子我们去了韩国采访，韩国对他们战争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受害者，他们整个社会对慰安妇表现了极大的爱心，提供了各方面的关注。

　　孔笙说:韩国的社会据他们介绍，采访过程中知道上上下下对慰安妇有一系列补偿和补助，日本给多少钱，日本有国民基金，给这些老太太一笔钱，个别老太太就接受了，韩国民众说别接受日本的钱，你不能怪觉悟不高，你必须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环境，所以通过法律和议会的法案，给他们一定的补偿，再加上市政府和百姓和日本补偿的钱相等，之后再也没有人接受日本国民接济了。

　　17.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拒绝日本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对八四事件受害者1亿元的慰问金，中国不要慰问金，而要赔偿金。如果 中国企业和社会没有人愿意出这笔钱的话，八四事件受害者接受这笔慰问金不可指责，他们受害了，需要社会的帮助，如果一个人生存都谈不到，何来尊严?这是考验中国企业和公民良知的时候了。

　　苏向祥说:现在中国企业家手上就有一个好牌，如何拒绝日本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对八四事件都受害者1亿元的慰问金，如何拒绝？中国企业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赵冬苓说:日本政府拿这笔钱首先说这不是赔偿钱，是慰问钱。

　　苏向祥说:慰问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中国人自己把这笔费用解决了，不要慰问金，而要赔偿金。

　　苏向祥说:我们企业家在考虑什么？

　　赵冬苓说:中国企业和社会如果没有人愿意出这笔钱的话，这些人接受这笔慰问金不可指责，他们受害了，需要社会的帮助，如果一个人生存都谈不到，要求他要尊严，那么我觉得你对他的要求太高，这是考验中国社会企业和公民良知的时候了，你们做了什么？我们能不能像韩国人那么做？他们为慰安妇修建了一个分享之家，所有慰安妇你只要承认你的身份，你就可以在那里安享晚年。

　　18.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星期三示威，到我们去那天是进行了533次。每个星期三都到日本大使馆去示威，让他们正确认识历史。

　　中国应该有一个“国耻日”。南京大屠杀是被遗忘的屠杀，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而犹太人大屠杀世界上基本上都知道，犹太人让每一个人参观和不参观的人都要知道犹太人历史上受到这样的遭遇，他们迫使德国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他们作出赔偿。 中国多的是情感上的表达，缺少是对历史冷静、扎实、客观的整理、牢记。

　　网友：中国人和韩国人同样对日赔偿上差距甚大。

　　赵冬苓说:差距确实甚大。

　　赵冬苓说:我们去韩国正好是星期三，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星期三示威，到我们去那天是进行了533次。每个星期三都到日本大使馆去示威，让他们正确认识历史。是从1992年的一个星期三开始的，当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到韩国访问，一下飞机就迎来了示威。韩国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慰安妇，他们组建了第一个挺身队委员会，他们一次一次向韩国的国会提出要求，要求国会立法，对受害者进行资助。

　　赵冬苓说:韩国的政府也通过了一个临时的法案，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这方面不用我说了，其实网友都看在眼里，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了。台湾也是，台湾当局没有做，主要是民间。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卖了自己的书画，给每位受害者5万新台币。当我采访的时候，我非常汗颜。

　　苏向祥说:有些企业在中央电视台一秒可以花1.5万做广告，为什么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出一点儿微薄的力量？

　　孔笙说:我们做这部片子的目的也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关注这个事。　　

　　主持人说:最后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我看到有各界人士都在建议，全国纪念“九一八”，现在“九一八”变成了辽宁省、东三省纪念日，甚至有网友说弄成“国耻日”，类似像美国纪念911。

　　赵冬苓说:我觉得太应该有了。有些人对历史，对别人来谈历史的时候，会觉得反感。首先日本人觉得中国人怎么老是纠缠不休，包括中国有一派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也在说，你们老是说历史有什么用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参观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我们有一集片子南京大屠杀是被遗忘的屠杀，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而犹太人大屠杀世界上基本上都知道，他们让每一个人参观和不参观的人都要知道犹太人历史上受到这样的遭遇，他们迫使德国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他们作出赔偿。

　　赵冬苓说:中国人不是说多了，而是说少了。中国多的是情感上的表达，我觉得只会坏事，没什么用，缺少是对历史冷静、扎实、客观的整理、牢记，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纪念日。

　　苏向祥说:其实政府支持非常重要，政府引导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才有民众的正确行为。

　　网友：犹太人问题解决得好是因为全世界天涯海角捉拿纳粹战犯，表现了复仇的精神，咱们国家跟以色列对待战犯的态度不一样。

　　赵冬苓说:我也不赞成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人类在走向21世纪，走向对话，走向沟通，但是我觉得牢记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去不断的警钟长鸣，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的历史，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9.政府应该知道，民间就是民间，民间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是不正常的，现在中国民间有不同的声音，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对日本的右翼是一种打压，让日本知道中国民众有这样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从韩国和以色列发展可以看到，民族气节、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一个资源，民族发展需要这种资源，如果你不去用这种资源的话，民族失去了这种凝聚力就会涣散。 随着民族的觉醒和经济的发展，凝聚力会越来越强。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虽然我们基本上是否定的，但它反映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

　　赵冬苓说:我们从韩国和以色列发展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民族气节、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一个资源，在民族发展需要这种资源，如果你不去用这种资源的话，民族失去了这种凝聚力就会涣散。

　　主持人说:在近代中国是非常缺乏凝聚力的，单个和日本人练不怕，一抱团就打不过人家了。

　　赵冬苓说:这的确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民族的觉醒和经济的发展，凝聚力会越来越强。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虽然我们基本上是否定的，但它反映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

　　赵冬苓说: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我是反对的，妨碍我们融入世界。

　　主持人说:最后我们把今天的观点做一个总结，不管怎么样无论从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赵老师和孔老师摄制组所作的中国第一部全景式纪录片《未被审判》，还有苏律师以及三箭第一家支持民间索赔都会被记录在历史，你们能否评价一下你们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你们今后还打算怎么做？

　　赵冬苓说:我觉得是碰上了。我们和很多的网友都一样，过去只是情感上的宣泄，在“九一八”会呼喊一声，过了就放一边了。但我们碰上了，因为做媒体的工作，因为做电视工作，我们去了解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事情，就掉进去了。

　　赵冬苓说:我觉得它是一块石头，你碰到它了，你不可能绕着它走。如果你要绕过去，过不去，你会绊倒在那儿，你必须搬开它，虽然很累，但必须搬开它才能走。

　　赵冬苓说:在商业社会里面，无论什么都谈经济效益，挣钱养家，谋生，但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处于这样的目的，我们是为了一种信念、追求、事业，我们摄制组只有五个人，做的非常苦，但做的时候不止一次谈到这个事情，人的一生很长，用这一生拿出2年半做这么一件事情非常的自豪，我们将来会不断的关注这个事情，用自己的方式介入这个事情。孔导演也是在电视剧当中处于上升期的导演。

　　孔笙说:我也有一个同感就是掉进去了，掉进去就不得不去做。而一些东西吸引，就要把这些东西做好，做完了之后我觉得是蛮开心的事情，非常高兴。

　　赵冬苓说:拍完了我们一直担心播不了，但今天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播放，我们感觉非常的自豪。

　　主持人说:可能有关方面一直担心类似这样的东西，无论是一种作品也好，行为也好，都会影响中日友好。讨论历史和两国的向前看，这两者的关系能发表一下观点吗？

　　赵冬苓说:现在日本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我们在政府和政府之间谈经济上的合作，或者政治上的中日友好，日本右翼每天也在骂中国，要怎么怎么中国，它也没影响中国政府和日本怎么样。

　　赵冬苓说:包括政府也应该知道，民间就是民间，民间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是不正常的，说明这个社会不宽容，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现在民间有不同的声音，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对日本的右翼是一种打压，让日本知道中国民众有这样的声音，有相当大的比重民众对日本是这样看待的，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主持人说: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人员算了一个帐，虽然日本没有给中国赔偿，但日元低息贷款减少的利息也相当于做了赔偿了。

　　赵冬苓说:听过这样的说法，但还是两回事。你作为赔偿是对于战争赔偿的认定。另外低息贷款，我们接受别人援助的时候，应该对人表示感谢。我觉得援助、日本企业进入中国，都是互利互惠的。日本对新干线，也急于拿到这个定单，中国政府对日本经济发展也是起很大的作用。日本没有施舍什么。

　　苏向祥说:日本看好的就是中国的市场，中国应该打好市场牌。

　　苏向祥说:现在有很多人支持，而且有具体的人搞具体的行动，这是让我们感动的。回想起八年前，感觉也是陷进来的，没有回头路。八年只是对日索赔的一个阶段，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主持人说:从律师的观点好象就是似乎要通过日本的立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