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的，只知道等待发现的时候已经不可自拔。那些哀痛、那些屈辱、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仿佛我和当事人一起经历过，苦熬过，至今还遍体鳞伤。那些感动、那些慨叹，那些跨越大洋的温情、那些超越个人目的的奋斗，象一面旗帜，总在眼前飘动。行动的目标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不再想马上写一部电视剧－－那些人，那些事，是如此地真实而残酷，我没办法把它们“艺术”化。我首先要拍的是一部大型记录片，把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完整地、真实地记录下来。我相信，这比一百部电视剧都有意义。另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想法：在对这件事有了这么多的了解之后，我有一个急切的希望：与这件事巨大的意义相比，中国关注它的人是如此之少。我希望用我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引来更多的目光。
从那以后一直在为做成这样一部记录片奔波着，游说着。有时候身心俱疲坐下来喘息的时候，会仰着脸，茫然地看着前面，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而变成了一个行乞者，一个说客，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说。
没人逼我做，但是不做，会有个东西挡着，让我没办法过去。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它就是挡在那儿，别人看不到，可你自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即使你闭上眼，即使你忙忙碌碌快快活活，可它还是耐心地在那儿挡着，你不做，就感觉自己过不去。
第一次见小野寺先生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他我要做一部片子，第二次见他，他拿出的下一步的战略计划上，我赫然看到了中国映画几个字。虽然不懂日语，我的心还是一跳，猜到他已经把我的计划列入了他的战略的一部分。我知道他们渴望着中国人的关注和中国媒体的支持，可当时的我的计划，还渺然荡在空里。我赶快对他说：中国的现实情况，想必你了解，那只是我的计划，我会努力，但能不能做成，我不敢说。小野寺听了，立刻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地对我说：拜托了，请务必成功。拜托了，请务必成功。他一连说了两遍，却没想到这句话落在我心上的份量。
就在那个时候，我下了决心：就算吐出血来，我也要把这事做成。
最困难的时候，小野寺先生的这句话，和他说这句话时的姿态和神情便会自然地浮现出来。
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最大的感触不是那些困顿和挫折，而是一种小小的自鸣得意：到底人随着年龄成熟了，心态总能随时地调整过来。沮丧是片刻间的事，更多的时候是乐观达命：好事多磨，中国在进步，这事总有一天会成。
结果，它就成了。
感谢我的开明的领导，在我云游四方口干舌燥两手空空地回来的时候，我的领导给了我最大的支持：记录片正式立项，并且，借给我三十万启动资金。
总投资二百多万，可揣着三十万我就快乐地带着几个人上路了。女人就是女人，做事顾头不顾腚，可该豁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女人更能豁出来。
跟着我的是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个个在这一行里都正在上升，如果拍电视剧，会有丰厚的收入，可跳上我这艘贼船的时候，我只能付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费，而且，不论名气大小、收入多少，一律平等。我对他们说：人这一生，应该有个时候不为钱而为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做事。现在，我们做的就是这种事情。
我们上路了，第一站选在了湖南。
之所以第一站选在湖南，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战争受害者都已经风烛残年日薄西山，正在成批成批地离开人世，对他们的任何一次采访或者询问，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次到湖南的一个拍摄对象，我在最初策划这件事时就听说他身体很不好，我一边忙于游说，一边心里想着他，总在想：万一我做成了他走了该怎么办呢？还好，当我们最终能够成行的时候，电话那头他的儿子说：老人还在，只是，已经不能出门了。
他是一个受害劳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在被掳往日本前是一位八路军的干部。在日本，他是劳工队长，在劳工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也成了日本监工的眼中钉。某一天，他突然被捕，日本警察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派到日本搞破坏的，被判了刑，关在广岛监狱。美国投下原子弹那天，他和三个狱友正坐在牢房里，大白天看到电光一闪，然后天地一片黑暗，面前房屋全部倒塌，天光再现时，发现彼此的脸都变成了黑的。
他就这样变成了双层受害者：作为中国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害，又在日本和日本人一起受到战争的另一种伤害。战后，他就开始经受原子弹幅射的折磨，一直到九二年查出了结肠癌。
张文彬的原爆受害者的身分是九二年被发现的，这一年，他被日本人请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确认了他原爆受害者的身分，发给了他原爆受害的证明，凭着这个证明，他可以在日本医院免费治疗和领取原爆受害的补贴。
但是张文彬拒绝了，他查出癌症后坚持回国，在中国做了手术。
我问：为什么？心里想：这老人该不是因为爱国而拒绝日本人的医疗吧？
张文彬的儿子说：他在日本心情不好。
他告诉我们：在日本，他们就住在广岛和平广场附近，每天出出进进都要经过那个广场。眼看着每天成群结队的日本孩子和青年被列队带到这儿来，进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张文彬老人就感到气愤难平：明明首先是加害者啊，可在他们的教育中，他们只剩下了受害这样一个事实。
而张文彬的原爆身分的被确认，也成了当时日本的新闻。张文彬在日本期间，日本记者如堵，每天追着他拍照、采访，原爆受害的事实被人一说再说，此前受害的事实却绝少有人提及。
张文彬恼了。他不想让自己原爆受害的事实被人拿来说事儿。在采访中，他很不客气、很不讲分寸地说：你不侵略，能挨这颗原子弹？
于是，这倔强的老头不顾日本友人的一再挽留，决定提前回国，临走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到当年劳动过的新泻码头看看。
没想到，这次故地重游，更重地伤了老人的心，从此他再也不去日本，连日后出庭也是儿子代表前往的：
张文彬在新泻找到了一座庙宇。当年，这庙里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此时，老的过世了，小的已经变成了老人。见到张文彬，当年的小和尚感慨地对他说：当时你们支那劳工可真苦啊。你走了以后，天天都在死人，几个月就死了一百多，我们做道场都来不及。后来，劳工们生怕死后无人收尸，经常人还没死就挣扎着自己爬进棺材里。
张文彬听了久久不语，回到宾馆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我不该来。”接着打点行装就回了家。
坐在老人对面，望着老人清瘦的面孔，我不敢问老人这四个字的含义。一生坎坷，老人却变得从容、安祥，说起话来不疾不徐，脸上始终浮着微微的笑意。但正因如此，从他儿子嘴里听来的这四个字才让我觉得痛楚彻骨。
更让我感动的是另外一件小事：张文彬到了新泻，第一件事是寻找一个日本女人。这是个日本老大妈，当年，她的家就住在码头附近。新泻的冬天，能到零下二三十度，而张文彬们只一身单衣裤，外加一条麻袋。冻得受不了了，劳工们常在吃饭的时候躲进大妈家里，围着她的火炉烤烤火，或者烤一烤被连绵的雨雪淋湿的衣服。老大妈不懂中国话，但却始终和善而同情地看着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男人们，有时候，还会给他们一杯热水。
只是一个和善的微笑和一炉火，让张文彬记了五十几年。老大妈死了，她的子女还活着，张文彬执意找到了他们，并在老大妈遗象前敬了一柱香。
因为中国文化里，有着这样一句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湖南常德，一个丰饶的鱼米之乡，我们湖南采访的第二站。1941年4月，日本七三一部队在这儿投下了含有鼠疫的细菌弹，在当地引发鼠疫大流行，据当地介绍，有一万余名和平居民罹难。
不少档案史料上记载了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常德城里空袭警报大作。自从日军迫近常德以来，当地居民早就熟悉了这凄厉的尖叫，于是便轻车熟路地出城避难。一架飞机飞过来，有细心的民众发现这架飞机飞得比平时低，但令他们庆幸的是，飞机只在常德城头盘旋几周便离去了，并没象往常那样投下烧毁他们房屋、夺走他们亲人生命的炸弹。居民们额首相庆，扶老携幼返回自己的家，却发现地面上多了一些破棉絮、谷粒之类的杂物。这些奇怪的东西令一些居民好奇，另外一些居民恐慌。但很快这一切都过去了，在战争时期，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他们担忧操心。
谁也想不到，在这些棉絮谷粒上，依附着万恶的七三一部队精心培养的鼠疫杆菌。
几天后，第一例鼠疫感染者出现了。
这是一个名叫蔡桃儿的十四岁的女孩儿。十四岁的女孩儿，刚刚开始发育的身体一定如她的名字一样泛着青色的青春和稚气。每天，她要穿过小城的大街，去给在地里劳作的父母送饭。家里穷，买不起鞋，十四岁的女孩毫不在乎，当她提着小小的瓦罐光着两只脚跑过石板路时，路两侧的人们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脚丫声响。
可是这光脚丫落在青石板路上的声响在一个早上嗄然而止：蔡桃儿突然发烧、冷战、淋巴结肿大，人很快昏迷不醒。接着，这十四岁的生命便在疼爱她的父母的哭嚎声中宣告不治。
当地的广德医院很快查实，蔡桃儿是感染鼠疫杆菌而亡。这可怕的消息在常德城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恐慌：一例又一例感染者被发现，被集中到隔离医院，随后不久就被从那儿运出，破膛解剖、最后被送进了火化场。昨天还一起谈笑的亲人，今天就变成了一把骨灰。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人们不愿意自己的亲人被解剖，被火化，许多人家死了亲人隐瞒不报，在家中藏匿或者偷偷运往乡下，于是带来鼠疫更快更大范围的传播。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李姓商人进城做生意，只为了避免打防疫针的皮肉之苦，便愚昧地花一元钱从别人那儿买了一张注射证，不想偏就感染了鼠疫。当发现自己开始发烧的时候，他害怕客死他乡，更怕死后被解剖火化，于是拼死趁夜间翻墙出城，跑回了距城几十里路的家。他终于死在了家里的炕头上，但也把可怕的鼠疫杆菌带给了亲人。几天之内，李姓一家死了十六口。
年逾八旬的杨女士是一百多名细菌战受害者原告之一。当年，杨女士十九岁，与弟弟二人，陪着早年丧夫的母亲过着宁静的日子。灾难在一个夜晚突然降临，姐弟二人同时感染鼠疫，被送进了隔离医院。事情过去了六十多年，杨女士提起当日的情景仍止不住浑身发抖：一间屋里，黑鸦鸦挤了几十口人，前门把还活着的抬进来，后门把刚刚咽气甚至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抬出去，直接抬去了日夜冒着火光的火化场，屋里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命运，个个捶胸顿足，哭嚎叫喊，其声悲惨凄厉，阴森可怖。死掉的人连同他们的恐怖一起死掉了，活着的人却连同他们的恐怖一起活了下来。杨女士的母亲拼死随着女儿儿子一起进了隔离病房，在那儿用她的母爱、她的勇气、她的誓不独生的精神卫护照料着她的一双儿女。广德医院的院长－－一位美国人被她感动，破例把杨女士和她弟弟转移了出来，因此使这苦难的一家三口成为唯一从隔离医院活着出来的人。我们无法评价这位善良的美国人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杨女士母子三人从此一生生活在巨大的精神恐怖里，隔离医院的经历，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鼠疫，中世纪曾经在欧洲大流行，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从此国际社会把鼠疫的流行看成是天谴，在各种国际公约上都明文禁止使用。德国纳粹曾用毒气室和焚尸炉屠杀人类，却不曾开发细菌武器。但纳粹没干的事，日本人干了。
日本人干了也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人神共愤的罪行在战后却没得到任何的谴责和清算，奇怪的是要对这一切负直接责任的七三一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战后平安地回到日本，在自己家的深宅大院里得到最好的保护和最好的待遇，活到耄耋之年，在儿孙绕膝的欢愉中寿终正寝，死后造了一座大大的墓，墓前立着一座高高的牌。
而掩盖起这桩罪行的，是一向以保护世界人权自诩的美国。
在采访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时候，我常想，也许，只有属于东方文明圈的日本，才会哺养出象石井四郎这样的怪胎。
不乏天才、不乏意志、不乏勤奋，唯一缺乏的，是对人、对同类的哪怕一点点怜惜，是对天条、对神灵、对道德伦理的哪怕一点点敬畏。
石井四郎年轻的时候，日本军方派他到欧洲考察。这位年轻的细菌学博士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一点也没受到人文主义的感染，却对欧洲历史上鼠疫带来的大劫难兴奋异常。日本是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当石井四郎发现鼠疫竟对人类有这么大的杀伤力的时候，他自以为找到了日本征服世界的武器。
事情过去六十多年，重新阅读有关七三一部队的资料、面对细菌战受害者时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什么叫令人发指？那么就请看一看日军七三一部队的暴行，想一想那些活体解剖、那些人体试验、那些成为试验材料的“马鲁他”。
可是在这个文化中培育出来的怪物并不止石井四郎一个。前几天，看了一段录象，录象上是一位七三一部队军医的忏悔。这位军医当时曾活体解剖了十多个中国人，当六十几年后他真诚悔罪的时候，讲来讲去能回忆起来的只有第一次的解剖，其后的十多次，对于他，已经变成了日常作业，完全淹没在了记忆深处。
这一次他们解剖了两个活着的中国人，被推进解剖室时，两个中国人都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年纪大的以一种认命的态度，当被要求躺上解剖台时顺从地服从了，年轻的却一直在恐惧地叫，徒劳地往后缩。这时候，一个站在解剖台前的女护士对他说：“不要怕，一会儿就好。会给你打麻药，不会疼。”一边说着，一边回过头来，对第一次参加的这位军医吐吐舌头，得意地为自己的聪明做了个鬼脸。
这位军医在忏悔时拿出了这个护士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矮矮的、胖胖的、普通得象邻家丫头的女孩儿。一个应该见了血就会吓得叫起来的女孩儿，为什么在将要解剖一个活人的时候还有心情吐舌头？是谁在她的血液里注入了这份残忍？
甚至我们把他们叫做怪胎也名不符实，事实上，象石井四郎、象七三一部队、象这位女护士，是那个时期日本文化诞生的再正常不过的产物。
为做这部片子，阅读了一些日本军人的日记。你很难相信这是些战时日记。看不到杀人给他们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和创伤，看不到血腥引起的生理上的反应－－总之，他们杀人，就象他们吃饭、排泄、寻欢作乐一样，对他们自己的精神没有一点影响。
一位日本作家查了日军医院里六千份病历，六千份病历中只有两份可以看出是大杀戮造成了精神创伤。
在两份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日记里，两位士兵都津津有味地记录了白天杀人的过程，其中一个在同一篇日记的结尾，大谈自己晚饭如何吃了一顿煎牛排（天知道是不是牛排），另一位很诗意地写道：那一天南京的月色很美。
西方只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忍，但我在一本书上读到：某一天希姆莱到屠杀现场，亲眼看到了被杀者脑浆迸裂的场面，希姆莱当场面孔苍白、大汗淋漓，从此便刻意回避这种场合。
连希姆莱也无法安之若素的事情，日军的士兵和女护士却能享受其中的诗意和快乐。
在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经常不得不停下来，让自己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的休息。在那些片刻里，经常会有一个问题萦绕不去：在中国也包括在内的东方文明圈中，到底有什么元素，使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和我们中国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有没有某种相象的东西？
一九四五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对于石井四郎是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他无法想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细菌武器的日本居然会战败。
这个时候，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的命运，包括石井四郎和他手下那一群恶魔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并非不了解七三一部队用活体解剖、人体试验、大规模对无辜平民使用细菌武器等等罪行，但是，这个自称代表人类正义与良知的国家，却为了自己日后可以同样用细菌武器杀害其他同家的无辜平民，与杀人恶魔做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请看麦克马瑟将军于1947年5月6日给华盛顿的电文：
“若答应以书面保证石井及其协助者免受战犯罪责的起诉，即可获得日本陆军高阶层内部之计划和石井细菌战的全部理论内容，而且此举亦能使石井获得从前部下的全力协助。”
就这样，为了得到石井手里那些通过从无数中国人身体上做实验得到的细菌战技术资料，号称代表人类正义的战胜者与战败者做成了这笔交易，掩护这些人类的恶魔逃脱了历史的惩罚，并且，不久以后，石井四郎和他的同事还做为美军的座上宾，被请到朝鲜战场，帮助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一个自称最注重人权保护的国家，哪里曾把别人的人权放到眼里？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为害最严重的细菌战罪行就这样被掩盖起来，好象从来没发生过。六十年了，世界上念念不忘的只有纳粹对犹太人的杀戮，而那些被以更残忍的手段杀害的中国人却被世界忘却了。
他们才真是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