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外交档案揭露日大使：这一或两天前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918爱国网

　　??50万中国人被杀：美外交档案中的日侵华暴行罪证

　　近年来，日本右翼政治思潮进一步抬头。如“东史郎诽谤案”中东史郎败诉、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将其归为中国人的“反日教育”。更有甚者，小泉上台后五次与众多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抛出“死人无罪论”和“参拜是内部事务”的谬论。这是对中国及亚洲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挑衅。但是，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档案中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否认不了。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RG59-793.94/11631号（见附图）披露，1937年12月14日柏林时间下午三点，美国驻德国大使陶德（Dodd）在经国务卿赫尔（Hull）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写道“今天，来自远东的消息比以往更加恶化。我已经看到您和赫尔国务卿对日本野蛮行径发出的声明。日本大使骄傲地对我夸口说，他的国家这一或两天前已杀死了500，000中国平民。”这是出自日本外交官之口、经第三国外交官向国家总统报告的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真实记录。与此同时期，美国国务院还陆续接到有关美国医生及传教士在中国现场目击日军暴行的记录。这些第三方的档案记录证明并揭示出，“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事件，日军从侵入上海开始就对中国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档案所记载的杀死50万平民，正是“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中实行“三光政策”、屠杀我千万同胞的血腥“序幕”。

　　1937年的“泛南京大屠杀”

　　“八一三”之后，日军狂妄叫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在上海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三个月之后，日军以损失数万人马的代价才占领上海。日军在随后的作战计划和行动中肆意、甚至是有预谋地将其不顺利发泄到中国平民百姓身上。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曾叫嚣“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它们的意志”。对平民的屠杀正是服从于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打击中国军民的士气、进而“灭亡中国”这一目的。陶德大使电报档案记载的50万平民，即是被屠于日军进攻南京之路途和破城之初（11月12日?12月13日）。据电报发出时间推断，日本驻德国大使是在日军攻占南京胜利的亢奋得意中向美国驻德国大使炫耀日军“战功”的。其所指正是南京沦陷前日军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大肆地屠杀平民的记录。如杀害211名无辜中国人而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就是发生在攻占上海后向南京进攻的途中及南京沦陷之初的大屠杀中。

　　对日军的暴行，美国外交关系档案793.94/12207号中记录有美国传教士在上海、杭州和苏州的目击记录。如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1938年1月25日在发给国务卿赫尔的电报写道：

　　以下所提供的信息是基于归档的书面报告以及美国传教士的口述汇编而成。

　　1.上海及其周围。由于长期严重的敌对情绪，上海周围的百姓几乎已经全部逃离家园，有的到内地避难，有的跑到国际保留区或法国租界。结果日本人发现除了浦东和南陶外，上海周边不见人迹。关于浦东的情况，由于没有外国人进入，因而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这一地区行为的外国渠道的消息。有关这里所发生的屠杀中国平民、强奸妇女、抢劫并烧毁财产情况，中国人的报道是确凿无疑的。关于南陶的情况，据美国医生和传教士报告，日本军队刚一进入该地区就发生一些强奸案、枪杀了大约８０名平民，抢劫并烧毁中国人的私有财产。现在情况有所改进，但时常发生强奸。

　　２.杭州。美国传教士报道表明，１２月２４日至１月５日，发生日本军队大量强奸妇女、枪杀平民和抢劫毁坏中国人财产的行为。而且有些妇女已经跑进美国及其它外国传教士领地又被日本士兵强行拉出去强奸。

　　３.苏州。刚刚收到从留在苏州城西南大约10英里处的Kwangfoh照看难民的美国传教士传来详细报道，他们曾经在11月21日至12月21日几次往返苏州。日本军队放纵于令人胆寒、毫无节制的奸淫和洗劫中。一篇报道说“要到达我们在苏州的住处，必须穿过该城重要的商业及住宅区。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士兵强行闯入每一家商店、银行、民房，出来时携带着一捆捆丝绸、鸭绒被子、枕头、衣物等。这些掠夺物不仅是为士兵个人利益的行为，而且是得到日本军官的默许和同意，一些物品被装上军用卡车就是证明。我们看见一辆装满红木家具的卡车停在日军司令部门口。日本人在苏州的这种抢劫行为是很可怕的，但最可怕的应该说……是日本掠夺者对所有妇女强奸、亵渎。受害者的数量极大。”类似的劫掠行为毫无疑问也发生在许多其他城镇，但证实的报道可能要到传教士被允许返回驻地时才能得到。

　　这两封电报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消息来源，但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日军在侵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中曾经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由此可以看出，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事实上存在着“泛南京大屠杀”??即在南京沦陷前、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犯下的暴行。人们只要把传教士的人数与日军的人数、以及传教士能去的有限地方与日军侵犯的范围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两封电报间的联系与证实。

　　陶德对法西斯暴行的预见

　　威廉•爱德华•陶德（William Edward Dodd）：1869?1940，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早年曾在德国莱比锡受教育，因而对德国文化充满景仰。正是由于这一背景，陶德在64岁时被罗斯福总统派任驻德国大使，以期改善美国与德国的关系。1933年6月上任后，因目睹纳粹上台独裁统治的种种行为与其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使陶德较早就认清了法西斯的本质和对世界的危害。1936年，陶德曾呼吁美国抵制柏林奥运会，并公开声明揭露美国工业界与纳粹的合作。1937年12月 13日，日军悍然占领中国的首都消息传遍世界。西方国家对这种的公然侵略较为冷漠，只是希望俄国出面挽救。12月12日，在长江上为西方难民船只护航的美国军舰“班奈号”（PANAY）被日本炸沉，这是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艘被击沉的军舰。美国就此发表声明，要求日本进行赔偿。与此同时，陶德从日本驻德国大使口中获悉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陶德大使在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发出电报中表达了他对形势发展深深的担忧和对美国政府应采取措施的建议。

　　“如果要听我的意见，恕我直言，美国需要抵制日本。而英国应予合作以拯救自身。假使这还不能产生影响，美国海军应与几艘英国战舰向远东开进。如果这些行动导致墨索里尼威胁英国，但是我相信，意大利人民会拒绝与美国交战；德国也许会威胁将为了日本利益而采取行动，但德国人民将更加反对。这样战争将不会发生。因此我认为，您与国会能够再次拯救现代文明。这一机会相当于排除一场大战，而一再拖延则意味着民主文明的丧失。”

　　但是，当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开始威胁欧洲的稳定、日本在中国挑起冲突并公然侵略中国时，美国正处于较为强烈的孤立主义的氛围中。奉行孤立主义在美国有很深的渊源和传统。1796年，华盛顿总统在离开白宫的告别演说中就告诫美国不要过多卷入欧洲的冲突与事务中，以免危及其自由平等的价值观。1801年杰弗逊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布：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的同盟’。两次世界大战前美国都是采取政治上远离国际事务、经济上积极参与商业贸易的对外政策。30年代初，美国总统胡佛曾否决了国务卿斯蒂文森关于反对日本入侵和建立伪满洲国的建议。为避免美国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卷入新的战争，1936年8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中立法》， 1937年4月2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新的《永久中立法》。在这种孤立主义的氛围下，就连对日本炸沉军舰的事件，美国也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1938年3月22日美国在提出赔偿账单（2,214,007.36美元）时仅是就军舰、人员损失计算，连额外处罚的要求都没有。而日本由于迫切需要美国的生铁、石油、特别是用于制造军舰坦克等武器的高强度钢材，以支撑其侵略扩张，对此事件多次做出道歉，并于4月22日迅速赔付了这一账单。

　　尽管罗斯福总统也曾提出了“隔绝侵略国”的号召，中国对日本的侵略也曾寄希望于美国和国联能够主持公道，但面对国内舆论，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无能为力。此外，美国也需要原材料出口以获取利润，加上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国际上绥靖思潮的浓重，所以，陶德的对总统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奏效。因此从1937年到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一直是只身抗战，美英都采取壁上观的绥靖态度。据美国外交档案中记载，“班奈号”被炸沉后，美国驻日本、中国大使和驻上海领事与国务院往来电报频繁，但大多是关于处理“班奈号”事件的电报、外交备忘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37年12月29日，出于对绥靖思潮的无能为力和不满纳粹统治，陶德辞去美国驻德国大使职务。

　　从1933 到1937年，陶德大使亲历了德国重占莱茵兰、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并与德国和日本结盟等事件，这使他认识到，德意法西斯挑起的新的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性侵略的即是先兆。在电报中他提醒并告诫罗斯福总统，“就美国和英国方面而言，今天的这一犯罪证据及你们所做出的声明毋庸置疑地表明，不应指望这种暴行不会再次发生。这意味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将会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将会是多么悲惨结果。” 甚至到1938年1月，卸任后的陶德依然写信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派外交代表参加希特勒要求各国外交官参加的纽伦堡阅兵式。

　　陶德就日军的暴行和对德意法西斯他所提出的抵制日本和对国际形势发展预见性极强的判断、担忧和预见被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证明。尽管在英美牺牲他国、保护自身利益的“远东绥靖主义”政策主导的政治气候下，陶德大使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这一电报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是由不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记录了不平凡的数字，并对不平凡的历史做出了不平凡的预见。

　　不容否认的第三方档案证据

　　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达30多万，这是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定论。1951年9月8日，由日本政府签字承认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写道：“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各同盟国法庭在日本国内和国外判决之结果。”1952年，日本与蒋介石“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日华和平条约》第11条规定：“凡在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因战争状态存在之结果而引起之任何问题，均应依照《旧金山和约》之有关规定予以解决”。曾任亚洲外交官联合会主席的美国教授罗兹•墨菲在其所著的《亚洲史》明确提出，“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人达30万。但时至今日，一些日本人置铁的事实于不顾，对南京大屠杀提出所谓的“疑问”和“争论”，并无耻地进行种种诡辩。不少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大亨顽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是中国人捏造和虚构的，是中国文件和书籍的一面之词。

　　在妄图否认大屠杀存在的人中，梦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政客是蓄意的，如日本政界部分人正是借东史郎案来推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有些学者则是民族利益与学术研究的混杂体，用纠缠于细节的“严谨”，以达到部分、进而全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如，1937年12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登出的“百人斩”竞赛两名刽子手照片，也被有些日本人所否认，说是编造。理由是：一把日本武士刀不可能杀那么多人而不损坏；另外这两人是炮兵，不可能参与近距离战斗。一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但是，这些挖空心思的辩解是徒劳的，在无数证人、证言、证据面前，否认也是无效的。特别是第三方档案中所记载的日本官员狂妄得意之时的真言，是无法否认、也是抵赖不了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与日本处于正常关系之中，两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在日军侵华战争初期，美国还一直向日本提供钢铁原料、石油及用于制造军备的高强度钢材等大量战争物资。直到1939年，日本的钢铁原料80%都是从美国进口。同时美、英等国还一直是在为日本撑腰，充当中日“和平谈判”的中间人，并提出对东京相当优厚的条件。在美国、德国的调停下，日本居然在占领南京后还提出要中国赔偿为条件的和约（后被蒋介石所拒绝）。这一绥靖政策与美国的利益有关是有案可查，因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利益。罗斯福在1939年1月4日对国会说过，美国现行的中立法，是“厚于侵略者而薄于被侵略者”的。而陶德大使的电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发生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第一、以美国当时与日本的关系来看，日美大使之间交换信息是可信的，特别是日本驻德国大使是在日本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得意忘形时向第三方炫耀性地透露、并被其记录的数字是不能否认的。第二、按照常规惯例，美国驻外大使向国务院报告情况都是给国务卿发电报，陶德大使给国务卿的这封电报却直接要求转呈罗斯福总统、直接向总统报告，说明所反映情况的重要性。第三、大使通过国务卿给美国总统提供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报告，是基于大使的经验、信息的理智及判断而形成，绝不可能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不实数字上报；而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也是建立在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分析基础上所提出。因此，美国驻德国大使所提供的数字应是较为客观的第三方记录，它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反映的传教士目击记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平民事实的存在。

　　然而多年来，尽管美国保存着相当数量能够证明日军暴行的档案（包括美国的档案和从日本缴获的档案）、手稿、日记及其它证明材料，但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需要，美国对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研究不甚了了。日本曾在战争结束时大量销毁有关其所犯战争及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档案，人们不能指望罪犯保存自己的罪证来审判自己。因此，对于把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卫道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以及为亚洲受害国伸张正义、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来说，这些档案材料既是重要的证据，也是需要继续深入发掘的金矿。

　　参拜屠杀者的危险信号

　　一般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但这两封美国外交电报档案证明，在日军攻占上海之后，“泛南京大屠杀”就已开始。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认为：尽管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和陆海军当局销毁了所有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但参与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他列举了当时一些外侨和日军指挥官、士兵、随军作家的大量有关记述，以及日本军官的日记和亲笔记录，包括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谈话和训词。日本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日记和记录，其中，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历史与人物》增刊号发表了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该日记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那天这样写道：“大体上我们没有留置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约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约一千三百名，还有七、八千名结集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另一个方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两百，引诱至适当的地方下手。”这些日记和记录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日军屠杀的血腥暴行。

　　如果我们把第三国的档案与这些证据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从日军侵略中国就伴随着十恶不赦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南京大屠杀”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它与档案记载的50万相互印证：自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间，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曾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这不是被加害一方（牺牲国）的抗辩，而是加害方（犯罪者）自己的供认、经第三方记录的数字，是日本军国主义屠杀平民无法抵赖的铁证。如果说档案所披露的是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不赦之罪的血腥“序幕”，那么“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就是屠杀50万平民野蛮兽性大发的必然。

　　但是，直到战后60年的今天，在德国外长菲舍尔明确表示“大屠杀罪行永远是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我们不会逃避责任”的时候，一些“日本人仍处心积虑地设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美籍华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导言中写道，“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而再三否认屠杀、以首相带头年年参拜罪犯的牌位，与其说是崇尚暴行、追记武功，重温罪恶给日本带来的所谓“荣耀”，毋宁说就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招魂的危险的信号。10月28日，日本自民党又推出新宪法草案，准备颠覆二战后由麦克阿瑟主导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所规定的“不得拥有战争力量”的条款，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觉。中国人民对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无耻辩解和公然挑衅决不答应。

　　（原载2005年12月9日《中国档案报》第1318期，作者：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