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对做历史研究的学者来说,确实是必须的功课。今年寒假,我们去了给我们意想不到震撼的柬埔寨,暑假里,我们又去了东欧。这个区域文化的丰富多样和独特,使我们得到的新知与感慨,比柬埔寨要多得多。正好编辑来约稿,我们就谈谈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威辛集中营地处波兰南部,是波兰南部奥斯威辛市附近40多座集中营的总称,距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现在作为纪念馆开放的一所,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修建的千余座集中营中最大的一座,面积达40平方公里。1940年4月,纳粹德国纳粹党卫队首领希姆莱于下令建造了该集中营,这里先后共监禁过百多万犹太人,最新研究指出,有约110万人被夺去生命,受害者主要是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和苏联俘虏,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的平民。
汽车还未进入集中营遗址,就已看到远方设计规整的一排排红砖建筑,一条铁路由远方延伸过来。当年的数以百万计的尤太难民们,正是被纳粹说要在奥斯维辛建造一个类似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留区的谎言欺骗,被赶入运牲畜的火车、经过这条死亡铁轨运输,而驶向人生终点的。
我们到达之时为下午,7月下旬的波兰夏季,天气懊热,但是奥斯威辛小镇忽然斜风骤起,雨丝密密,四望旷野空无一人,唯有一排排的车子。飕飕的冷雨淋湿了翻飞的短袖衣襟,逼得大家躲在车中,等待导游买票。大家以为纪念地必然泠泠清请,可是,待走进集中营那扇著名镌刻着“工作使你得到自由”的大铁门中,才看见种植了两排绿树的正中大道上,居然有三、四个各国的旅游团队举着旗在走动,更不要说散客,大道两边各个两层红砖建筑营房进出的门口,有的还排起了长龙。
我们领到耳机戴好,配给我们的女导游,根据我们两个小时旅游时间设计的路线,带领大家进入了集中营营房。导游可以轻声讲解,因为每个团有自己的耳机频率可听,这样团队之间相互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待进入纪念馆,马上被眼前料想不到景象的镇住了。水泥地的主纪念厅并不太大,设施也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陈旧的,只是一排排大的玻璃柜,一间间地陈列,包裹柜框边的材料呈黑色,也许是铁皮做的。但是,柜内的东西,等导游解说了以后,让每个人都屏声静气,甚至头晕眼花,还有的人“啊”地小声惊呼着退走了:那是多达4吨的人头头发!那像小山一样高高堆过我们头顶的略红的、亚麻色头发一波一波迭起,一直延伸到房间的尽头,那是被纳粹用毒气毒死了的犹太人,他们的头发又被纳粹剪下,用来做织成军用毛毯的材料,由于是被毒死的,所有的头发就都变成了这一种颜色。有的时候,纳粹要犹太人一来就先剪头发,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未被纳粹处理的头发共存有8吨,这里展出了4吨。
而在旁边一个区域的玻璃柜中,我们又亲眼看到了这些头发在纳粹的皮鞭之下被集中营的难民们织成的各类军用毛毯,甚至做礼拜、祈祷用的跪垫,虽然已经被染色,看不出是死人的头发了,但它那硬挺挺的布料样子,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再过去一个玻璃柜,则是用被毒死了的犹太人身上的油脂做的肥皂等物品……
原来,当火车开到集中营时,犹太人在月台被分成两堆,纳粹留下有技术、身体好可以被利用干活的,而要马上送去处死的犹太人,都被骗去洗澡,然后送到毒气室毒死,被杀害的犹太人,从头发到身上油脂都被当成物资利用,残暴的法西斯分子甚至在焚尸前敲掉受害者的金牙,剥下纹身人的皮肤做灯罩,尸体烧完后就当作肥料,头发编制成地毯,犹太人被送入毒气室时,就像一个半成品,出来后,就被制成了无生命的成品!被毒死的犹太人,过后就被送到焚尸炉化为灰烬。
同样像山一样堆在不同玻璃柜里的,还有无数不同样的死难者的假肢、眼镜、皮鞋,以及被纳粹编了号码的各式公文包。被屠杀的百万犹太人中,有许多是残疾人,死亡后,他们的假手、假腿、公文包被纳粹作为战利品而保存下来,我们甚至看到了许多小衣小裙小鞋小假肢,被扯成两半的各式玩具包括身首分离的娃娃。
谁在看到了这些实物以后,能在心中不涌起对法西斯惨无人道暴行的极度憎恶和愤恨?!
抱着对犹太人深深的同情和无比的难过,我们转过这个头发下埋藏着无数冤魂、仿佛在假肢上大张着无数犹太眼睛的曲曲折折的大厅,开始参观真正的集中营遗址,包括参观了令人毛骨耸然的毒气室和禁闭室。纳粹在集中营内设立了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的专门“病房”和实验室,还建有4个大规模杀人的毒气“浴室”及储尸窖和焚尸炉。这里几乎每天要焚烧约数百具尸体,最高一天达6000具尸体。至于禁闭室,在那个营房的最后角落,完全黑暗,密不透气,只能容一人直立,关在这里,简直就等于将人活砌在墙壁里了。参观的人流到了这里快速涌动,谁都感到呼吸困难,不能再呆上一分钟。
集中营里的法西斯统治,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给活下来的人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恐怖阴影。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当几个月过去后,幸存者还习惯性的把面包藏起来;他们一听到洗澡和打针,就本能地拒绝,并身体打颤发抖,因为这使得他们联想毒气室。有的幸存者长期不敢使用肥皂,因为肥皂会使他们联想到集中营中使用的人脂肥皂。
1947年7月,这个纳粹最大的集中营旧址被辟为殉难者纪念馆,并成为波兰的国家博物馆。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警示性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为此举行了特别会议,当时的秘书长安南指出,我们不应忘记过去,应铭记、反思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
奥斯威辛是20世纪种族灭绝主义的象征和欧洲人对二战反思的标志,它已成了专指“人类对历史苦难和人性的重新认识”的学术名词。而这一人类文明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提出,与欧洲人,特别是波兰人,以及犹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数千名幸存者,他们仍然在寻找漏网的纳粹分子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正像著名的“纳粹猎人”威森塔尔所说的,“我的工作是一场对抗忘却之战”。
我们不能不敬佩波兰人的执着与坚持。他们并不是一个犹太人国家。但是,面对人类共同承受的苦难和暴行,他们不是选择轻松地放弃和遗忘,而是长年累月地整理和耕耘,即使在国家民族最贫苦、最拮据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这一工作。正是波兰人的努力,才使得国际社会没有遗忘奥斯维辛,并为欧洲确立和平与正义的价值观贡献了影响长远的力量。在瑞典、英国、波兰等国家,1月27日奥斯维辛解放日已经成为大屠杀遇害者的法定纪念日。
成千上万的历史证物不仅确凿地认定了纳粹的罪行,也让德国朝野通过整体铁的实证而反思战争。1970年12月7日,正在华沙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圈。当勃兰特伫立凝视一幅幅刻画清晰传神的受难者的浮雕时,突然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1985年当时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发表了著名讲话:“德国应明确承认战争罪。”1994年5月,德国众议院修改刑法,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都将被判刑。1995年1月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50周年之际,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奥斯威辛时,再次为德国纳粹的侵略暴行向波兰人民请求宽恕。1996年,在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的倡议下,德国也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以告诫德国民众要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国际社会有言:德国的总理跪下去,德国的人民站起来。德国人民勇于反省和自我超越的态度,获得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尊敬。
站在集中营11号楼和12号楼之间专辟的“死亡哀悼墙”前默哀之时,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也有些汗颜。
相比较波兰人,我们更多注重了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保留证据的历史意识。
闻名于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国家历史博物馆,在我们看来它简直朴素得有点寒酸,水泥地,旧玻璃柜,展厅、营房、各个实物、场景,都旧而灰暗,甚至缺乏文字的详细解说。但是,它完完全全几乎都是当时人留下的印记,营地中密密层层的电网,几十米一座几十米一座黑黑而肃杀的旧岗亭,包括被杀的犹太人身上每一样可以留下的东西。这个遗址没有血腥渲染,我们看不到一点点刺激的红色,也没有大量的想像复原图与塑像,甚至很少死亡照片,即使有照片,也是他们活着时候的青春风华。静静的实物,它们就在你的面前,真实地、直接地散发出无边的怨屈,无尽的申诉,展示了法西斯无比的恶毒,用不着语言的沟通,根本无须再多说什么,所有的人都能感受深深的震撼。
反观我们,在抗战以后直至今天,国家到现在还不能呼应学界的呼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抗战历史调查。1985年,当我国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筑时,曾在现场挖出了从老人到婴儿数以百具的遇难者遗骸,还有其他的物证。但我们缺少保护意识,轻轻地让他们入土为安,现在再也无法追寻。诸如此类,从而丢失了多少宝贵的证据。现在新建的纪念馆,器宇恢弘,声光化电,资料收集也更上一层楼,但是,和奥斯维辛相比,内容上应急起直追,而且只恐怕是来不及了。不仅是南京,在20年风起云涌的城市改造中,我们又亲手摧毁了多少本应当永久保留的抗战遗址和文化遗址?沈阳的北大营消失了,冀中地道战的遗址,也遭受很大的破坏,娘子关、阳明堡等,都已埋没在荒野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早已是警示性文化遗产,美国遭袭伤心地珍珠港也是文化遗产了,连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文化遗产了。然而,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最深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这样可供纪念与警世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甚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日。那么,当我们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胜利、重申和平可贵、正义必胜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述说和参与这一切?拿什么来教育和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举国欢庆奥运的成功,让世界了解我们,让我们参与世界,但是,这只是建设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仅仅靠参与和主办奥运会,我们的民族要达到在文明建设与贡献上与人比肩,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是远远不够的。
回国后曾看到报道,我国首次派代表,参加日本广岛原爆纪念仪式。日本国主办的这个仪式已经成为亚洲回顾二战历史规模最大的、参加国最多的活动,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意识,也有他们的和平理念。但作为战争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人,自己不努力建设有认识提升力的反战纪念地,不确立自己的人民牺牲纪念日,反要到战争发起国去表达和平的信念,总感到我们自己有些奇怪。我们清楚地记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新馆建成的前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责难,国内有人认为建这样的纪念馆“费太多的钱”,日本政界则认为纪念馆“有反日倾向”,日本总领事还去纪念馆“婉转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状,为什么有这样的议论,作为地球村大家庭的一分子,我们应该反思。人类不能忘了自己的来路,不能忘记一代又一代前辈付出的艰辛、勇毅和得到的智慧,这是让每一个民族站起来不趴下的根基和精神平台。
张国通摄影:最后的影像 最后的见证
这是一群逝去的老人,这是一群逝去的瞬间,
他们用最后的影像,去见证中华民族那段最悲惨的历史。
1、最后的“控诉”---1937年12月19日,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19岁的孕妇李秀英身中37刀险些丧命。她为此而作证“南京大屠杀”,与歪曲“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文人松村俊夫进行坚决的法庭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已故。
2、最后的“祭奠”---于会水,1944年被强掳日本的山东籍中国劳工,“花冈惨案”幸存者。2001年6月30日,于会水56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参加“花冈惨案”慰灵活动,在当年惨案旧地,于会水祭奠死难的弟兄,禁不住嚎啕大哭。
3、最后的“慰安妇”---2008年1月23日,在我赴海南省进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采访中,临高县皇桐村88岁的王玉开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慰安妇”身份。日军的残酷迫害,使她丧失生育能力,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晚景凄惨。她是目前在世不多的最后一批“慰安妇”战争受害者了。
4、最后的“记忆”---2007年12月13日,南京举行隆重的“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活动。《为历史作证》影展中的两幅照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李秀英和加害者东史郎的影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下互相印证,意味深长,再一次唤起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深深思考。
5、最后的“夙愿”---90岁的赵金典是1937年卢沟桥守军29军大刀队勇士之一,“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2007年初,在我对他进行采访时,他表达了想再去卢沟桥看看的愿望。2007年7月5日,经众多社会相助,历尽艰辛,终使他再赴卢沟桥并参加了隆重的7?7事变纪念活动,实现了他梦寐70年的“最后夙愿。”。已故。
6、最后的“忏悔”---曾为日军特务头子、上校团长的永富博道在侵华战争中恶债累累,号称“杀人魔王”。60年代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获释回国后,致力于战争反省和平事业。2002年7月8日,在我赴东京杉并区福利院对他采访的镜头前,86岁的永富博道连声对我“谢罪”,做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忏悔”,不久病故。
7、最后的“敬礼”---2007年7月7日,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北京宛平城卢沟桥上,平均年龄90岁高龄的最后9位卢沟桥事变亲历者70年后再度聚首卢沟桥,追忆抗战岁月,向当年死难的战友致最后一次的“敬礼”。一年后,9位老人中已有多位故去。
8、最后的“较量”---2006年8月13日晚,由台湾立委高金素梅率领的向靖国神社讨还祖灵的台湾原住民和中日韩数千名和平人士在靖国神社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但是,相隔一天后的8月15日,小泉依然进行了他任期内的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9、最后的“纪念碑”---1945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长崎86000名平民伤亡。同时也有32名中国人死于原爆。在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和克服了无数的障碍后,2008年7月7日,32名死难中国人的纪念碑才终于在战后的63年后最后一座在长崎和平公园建立起来。抚摸着刻在纪念碑上的父亲的名字,他们的子女痛哭失声。
10、最后的“心愿”--东史郎,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战后,他出版《东史郎日记》并引发著名的“东史郎诉讼案”作证“南京大屠杀”,真诚地自我战争谢罪反省,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直至生命最后一息。2002年7月9日,我第二次赴他的家乡京都府丹后町采访,他给我题写赠送了周恩来的名言表达他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