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这些人而言，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
“大屠杀已经过去70年了，由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幸存者仍是弱势群体
“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之前均为南京地区最为贫穷而无力的迁移者。”张教授告诉记者，幸存者虽然从大屠杀中侥幸生存下来，由于日军的烧杀抢劫，人们赖以生存的房屋和生活用品大多为日军焚毁或抢夺，因此，战争之后幸存者的生存能力十分薄弱。
“战争结束后，南京有关部门曾对当时生存状况非常困难的幸存者进行过生活补助，但是，这一补助数额在当年物价飞涨的年代确实只是杯水车薪。” 张连红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有了飞速提高。但此时，幸存者大多已相继退休，失去了劳动能力，虽然他们的退休工资或劳保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一些生活费用特别是医疗费用提升更快，因此，幸存者仍然是社会最为弱势的特殊群体。
2001年4月，张教授曾围绕城区80余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进行过一次专题问卷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幸存者居住情况较为拥挤，虽然住房结构大多为楼房，但居住面积平均每人约9～10平方米，最少者只有5平方米；70%左右的幸存者同子女合住，30%左右单独居住。经济收入多为原单位提供的退休金，每月数额大多在300～500元之间，也有极少部分幸存者没有退休金，生病看病时有些则由子女提供不足之数。有一半人生活基本能自理，由于幸存者已年高体弱，所以80%以上都患有各种疾病。
幸存者的精神创伤
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张教授认为，幸存者的精神创伤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张连红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将幸存者的精神创伤归纳为：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3种典型类型。
精神分裂的老人
在张连红所调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张玉英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
张连红告诉记者，1937年12月13日，11岁的她同父亲行至湖南路路口时，被日军遇见，日军用刺刀戳她父亲的胸部，又用枪托砸她父亲的头部，她父亲倒在地上，脑浆都流了出来。张玉英后来逃到金女大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了她，并帮助她上学。
在大屠杀期间，对于失去父亲的张玉英而言，华小姐无疑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见人就提起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命恩人美国传教士华小姐，后来她到学校向张教授要了一张放大的华小姐的照片，她说她要将华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每天给华小姐请安磕头，不幸的是，后来她挂在家中的华小姐照片不见了，这使她整天不得安宁。
“小偷把华小姐的照片偷走了，不让我想华小姐了！”张连红回忆说，自己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这样反复念叨，到了晚年之后，张玉英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一室一厅的家里几乎全被垃圾塞满。尽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她所捡的垃圾全部堆在一室一厅的家中。后来由于她的精神几乎失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居委会便将她送进养老院。
自我封闭的老人
张连红说，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通常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人，甚至包括他们的亲人，他们在心中祈求这种噩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们的内心中，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
在张连红调查的幸存者中，1925年出生的杜秀英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采访之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这次强暴事件导致她长大后3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离婚。
她说，她在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我现在不想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时，就把门开着。我对‘脏’也特别敏感，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因为那不是什么好事，我们那时是很重视这个的，我的女儿（养女）也不知道这件事。”张连红告诉记者，后来他曾去看望过杜秀英大娘3次，每次去他们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日本人和战争。
2003年2月15日大娘因病去世，3天后张连红到南京石子岗为她送行，而她的养女可能至今也不知道她母亲的悲惨故事和她内心的创伤。
在调查中，张连红被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以各种借口拒绝他的采访。“他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张连红这么说。
神经质的老人
在张连红的调查中，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
1999年9月，张连红去采访下关一位幸存者孟秀英老人，在她讲述了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张教授认为这位孟大娘属于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
“最近几年来，新闻和影视方面的记者采访幸存者的密度相当高，络绎不绝，他们的采访在无意中加重了这些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张连红告诉记者，绝大多数幸存者在接受访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访谈时会情绪激动，访谈后会很长时间不能平静，甚至会连续几天睡眠不好。
张连红说，从表面上看，大部分幸存者同普通人并无区别，人们很少能有机会或很难去体会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南京由于缺少临床医学专家对幸存者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人们就更难了解幸存者精神创伤的各个层面。当然，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
张教授举例说，比如幸存者张秀红老人，在接受他的采访时，张大娘已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成功地找到了抚慰其创伤的“借口”：一是她的丈夫赵广福在有生之年非常能够理解她的精神痛苦，二是她总认为虽然自己不幸遭到日军强暴，但这却因此救了爷爷一命。
医治创伤成为迫切课题
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社会救济和精神治疗两者均缺一不可，张连红告诉记者，如今社会各界也已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2001年8月，南京4家企业和一位个体工商户在音乐人敏群发起下决定赡养5位幸存者，每月资助每位幸存者400元；2004年8月14日，“关爱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的民间团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南京成立。
同时，南京市民政部门也开始在每年年终对部分幸存者发放慰问金，个别经济困难的幸存者如李秀英在生病住院期间的大部分费用也得到社会资助。但是，张教授认为，能够得到社会关注和援助的大屠杀幸存者人数仍相当有限，目前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幸存者身上，因此，如何扩大援助规模和谁来进行援助，使更多的普通幸存者在生活上得到改善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难题。
另外，张连红发现如今更为紧迫的难题是如何治疗幸存者的精神创伤，现阶段人们更为重视进行物质援助，而很少关注精神治疗，或者说我们尚不知如何着手进行精神治疗。近几年来，以松冈环为首的日本铭心会和以旅日华侨林伯耀为首的中日友好促进会正在努力尝试治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他们专门聘请了一位心理医生，每年至少3次通过交谈、旅游等方式，对其中5名受害者进行心理治疗。
“时间不等人，生命每人也只有一次。”张连红认为，如今社会仍未重视幸存者的精神创伤的治疗，对有些幸存者而言，这种精神治疗也许比物质援助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虽然现在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来医治幸存者的创伤属于“亡羊补牢”，但有效的行动对处在精神疾病中进行苦苦挣扎的幸存者而言，无疑仍是一顿美好的“最后晚餐”。
张连红：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苏省333工程培养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