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报业网讯  　在刚刚揭晓的第24届

　　纪录片的本质,说到底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态度

　　熟悉吴建宁的人笑称他为纪录片的获奖专业户，再一次向他提及这个话题时，吴建宁没有敷衍，他说，真要说有秘笈，那就是对真相的追求。纪录片的本质说到底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态度，它最震撼人心的东西不是一个镜头有多美，用了什么技巧，而是对真相的揭示。没有什么东西比真实更打动人心、更能震人心魄！

　　他说，多年以来，欧美国家流行纪录片“情景再现”的手法在中国也被大量“克隆”。从虚幻地模拟人的手、脚、后背、影子，到直接地模拟当事人，再现其行为，甚至开口说话。但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题材，作为中日两国间的一个敏感话题，任何“戏”的成分，都将削弱或诋毁史实的真实性所呈现的文献价值。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见证南京大屠杀》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情景再现”，它的全部摄制手段都服从于历史的真实，坚守纪实原则。

　　纪录片《见证南京大屠杀》在国内拍摄，采访了16个省、市，两进台湾地区，并远赴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等9个国家采访、拍摄，特别是独家采访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于是，在片中有了战时日军新闻检查“不许可”照片汇成的写真集；日本航空兵伊藤兼男在沦陷的南京拍摄的80余幅照片装订成册的摄影集、日本老兵东史郎战场日记中虐杀中国人的记载；黑田寿男在战犯管理所供述的日军在南京屠城后，毁尸灭迹的交待；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写下用自己的军刀试斩俘虏首级等文献档案。件件事实都有出处，件件事实都铁证如山。

　　越洋跨海100天，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去年7月接到拍摄任务到全片剪辑完成，《见证南京大屠杀》只用了100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创作出一个精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南京电视台却出色完成了这个任务，并用它夺得了本届金鹰奖纪录片大奖。靠的是什么？吴建宁说，靠的是纪录片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操守。

　　他跟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创作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在参观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一位东欧国家的代表激动地站起来发言，他声泪俱下地谈了参观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的感受，他说，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过这么巨大的灾难，作为全世界的艺术家，有责任把这样的灾难反映出来。他的话对吴建宁刺激很大，他扪心自问，作为中国的艺术家，自己对这样一个民族的灾难思考过什么，做过什么？

　　70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不断有新的证据被发现，有新的证人浮出水面，早在五六年前，吴建宁就开始着手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每在报上读到一个新消息，发现一个新证据，他都会如获至宝地把它们收集起来。在这部纪录片中，有一个全片最具震撼力的镜头，在日军占领的南京，两个日军将中国的婴儿抛到空中，然后用刺刀接住，杀人取乐。为了取得这一影像资料，吴建宁四赴台湾寻觅，但每次都空手而归，在片子即将剪辑完成时，台湾卓越传播公司的导演陈君天被他的执着感动，终于帮他寻到了这一珍贵的影像资料。

　　这种执着还在于他们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见证”细节。摄制组在台湾采访时，发现了一把收藏在“国军历史文物馆”里的日本军刀。军刀的刀柄上刻着“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字样。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第16师团两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进行杀人比赛，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在战时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连续进行了四次报道。经过调查，摄制组搞清了在台北保存的这把日本“百人斩”军刀的来历。这一典型细节的使用，证明这把杀107人军刀的持有者，是战后逃脱审判的一条“漏网的大鱼”。这一细节的发现与处理，见证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人的普遍性和残暴性。

　　地方小台屡屡获大奖，靠的是眼界

　　许多圈内人都感到纳闷，一个地方的电视台，凭什么屡屡获大奖？对此，吴建宁是自豪且自信的：我始终深信，文化选题只有眼界之分，没有区域局限。我们尽管是地方台，平台不是太大，信息不是太灵，但只要有对艺术的诚心，同样能做成大事。江苏这些年文化环境好，政府对文化的投入奖励、对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是有目共睹的。这样的环境能让人沉下心，踏踏实实做一些事。小的环境来说，我们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这些年，南京电视台专题部承接的都是一些国家级项目，这使得我们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衡量、锻炼、检阅自身。我常常对部门的同事说，你们拿工资时是南京电视台的一员，进入工作状态时，要忘记这样的身份，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地方台的纪录片，而是在为人类文明呼唤一种精神，这样才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