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宗把军装上衣的扣子扣紧后又检查了一遍，并把一直戴在头上的一顶圆顶纱帽摘下来，稳稳地坐在床沿上。儿子张家卫说，接受记者采访时，父亲一直坚持要穿军装“出镜”，尤其是当记者要对其照相时，他会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他怕没穿整齐，影响形象。”
已经有点褪色的旧军装，是张可宗的一个亲戚送给他的。“这样的军装现在已经退出了，部队早已换了新装，但父亲认为，自己是个军人，就要穿军装。这是他的一个情结。”50岁的张家卫说，全家人都理解父亲的这种心态，总会把这件宝贝洗得干干净净，放在父亲的床头。平时舍不得穿，有客人来了，就帮父亲穿上。
这是一位89岁的老军人，也是在2007年才被重庆当地媒体发现的一个抗日英雄。老人亲历过七七卢沟桥事变，先后在四次战事中，杀死24名日本兵。解放后，在重庆默默无闻地生活了66年后，才被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
在远离市区的歌乐山顶上一个叫新开寺的地方，法制周报记者叩开了张可宗老人的家门。一段尘封73年的历史，在老人的传叙述中，被一点点还原。
一
卢沟桥上70年后的一次重逢
2007年7月4日，《重庆晚报》记者丁香乐受命采访一组有关“七七事变”的新闻报道稿件。“在重庆，要找一个抗战时代走过来的人并不难，但要找到亲历者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丁香乐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当时接受任务后，通过多方途径，打听到了张可宗这个人。
“我找到张老的过程，有一定的戏剧性”，丁香乐说，张可宗在市区没有家，当时他住在歌乐山顶上一个叫新开寺的地方，在路边上有一栋房子，是张的女儿建的。“我找到那里时，张老的家人告诉我，张老要去北京参加‘七七事变’的纪念活动，已经去了火车站，再有一个小时就会出发。”
丁香乐赶到火车站时，张可宗和张家卫父子正在候车室里候车，说明来意后，张氏父子同意接受采访。丁香乐和报社的另外一名摄影记者，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完成了对张可宗的第一次采访。张家卫告诉法制周报记者，这也是他父亲最早的一次接受公开媒体的采访。
“老人胸佩3枚军功章，始终不肯坐下，一个劲地在候车室踱来踱去，不时追问陪伴的人，怎么还不上车？”#p#分页标题#e#
丁香乐说，老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都很兴奋，“他这次要去的地方，是已经写入中国历史的‘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卢沟桥，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出发前，他就已经知道，将要会面的另外5名老兵，都是和他一样，亲眼见证了整个事变发生全过程的亲历者。对于即将到来的这次会面，老人显然非常期待。”
张可宗在北京见到的这5位老兵分别是：北京，马步先，87岁（2007年）；天津，孙敬生，93岁（2007年）；河南，崔金品，90岁（2007年）；河南，赵金典，91岁（2007年）；南京，李鸿斌，88岁（2007年）。
张家卫说，活动当天，数十名中外记者对父亲进行了采访，而参加活动报道的中外媒体记者多达数百家。“由于怕父亲身体吃不消，很多媒体要求采访我父亲都被我拒绝了”，张家卫从家中，小心地翻出数十份各类媒体的报道，指着其中的一些报道对记者说，“那几天，父亲一回到宾馆就睡下了，一个晚上都不会醒来。他实在是太累了。”
二
14岁当兵的“少爷”
“出车祸以前，我父亲都是自己去领低保，从来不要我们代劳”，张家卫说，父亲身体跨下来，是这两年的事情，“在一次坐公交车时，公交车爆胎了，很多乘客下车把父亲挤倒后，摔断了一侧腿骨，“现在，老人家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活动，饭菜都是我们送进来，说话也没有以前那样有力了。”
但老人的思维却仍然十分清晰。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老人在张家卫的搀扶下，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虽然语速有点慢，但前后连贯，除个别语句需要张家卫补充外，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进行得比较顺利。
张可宗告诉法制周报记者，自己的老家是河北省南皮县寨子镇旺公良村，他于1920年4月出生，是清末名臣张之洞的本家后裔，在当时算起来应该是一个颇有家底的地主家庭。14岁那年，与本家的一位哥哥一起加入国民党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三连，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29军大刀队成员之一。
“我父亲当兵和其他人不一样，是奔着一种理想去的”，张家卫说，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或是迫不得已被抽壮丁去当兵，或是在家里因为困难生活不下去才去当兵的，但父亲家里在当地是一个有钱人家，“他那么小就出去，完全是一抱着一种理想去的。”
三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的经历
这是一段尽人皆知，耳熟能详的历史背景：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的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随后又炮轰宛平县城。第29军奋起抗战。
这一事变，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从这一天起，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自此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慷慨悲歌的8年抗战拉开了序幕。
“事变爆发前，我在132师28旅684团，做团长韩永顺的随从，驻扎河间府。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命令传达。”张可宗说，时任师长的赵登禹将军告诉团长韩永顺，和日本人这仗非打不可，叫每个战士准备5天干粮，擦好枪，磨快大刀。
张家卫插口说，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刀》，就是根据当时的那段历史改编的，父亲那个时候打仗，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刀。见张家卫说到这里，张可宗充满敬意地补充道，“赵师长练过武术，他可以同时用大刀和手枪杀敌人，我们只能使用一样武器，不能同时进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p#分页标题#e#
7月28日，张可宗所在旅由师长赵登禹带领，奉命开赴北京南苑作战。“从河间到静海县，在沧州麻场姚马渡小药铺（记者注：这一段所涉地名均为音，未经考证）那里，战斗就打响了”，张可宗说，赵登禹师长带头扛着大刀冲向敌人，团长则一把抢走他的大刀，紧跟师长冲锋。自己背着一柄大刀、提着两支手枪在后保护团长。“当时，日军人数虽然不占优势，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情势还是比较严峻的，29军士兵士气如虹，鏖战至夜里10时，消灭鬼子500多人，终于打退敌人。”
在这场战斗里，张可宗伸出指头示意，说一共砍杀了8个鬼子。
四
目睹师长壮烈殉国
7月28日下午，29军从南苑撤退后兵分两路，一南一北。佟麟阁和赵登禹选择了往北平进发的路线。
此时，已有三年兵龄的17岁青年张可宗，已成为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他的任务是要保护师长赵登禹安全撤离。“当时南苑至北平的路，都是三四米宽的沙石土路，两旁是比人还高的青纱帐。很快，仓惶北逃的士兵就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日本的飞机追赶至上空，投弹扫射，地面上又是一片血肉横飞。”
“行至一半的时候，佟麟阁（时任副军长）和赵登禹都从汽车里下来了”，张可宗说，一是汽车目标太大，二是他们要亲自疏导混乱不堪的部队。张可宗和特务团的战士紧紧跟着赵登禹，“赵师长当时一手拿手枪，一手执大刀，途经大红门时，两边的城楼突然出现了日本兵的身影，赵师长一边组织四处逃窜的士兵，一边用手枪向敌人还击。”
张可宗回忆说，他当时和几名战士一起上前，想把师长拉到掩体处，但被赵拒绝了。“就在这个时候，赵师长腿部中弹，但他仍顽强地坐在路边，继续指挥战斗。”
战至下午4时左右，赵登禹身上已经多处中弹，倒在了地上。张可宗看到这个情况后，便和其他几名特务团的战士一起，马上把他扶住。赵师长抓住张可宗的衣服说：“回去告诉我母亲，儿子尽忠不能尽孝了。”
与此同时，正在指挥作战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也被机枪击中头部，当场殉国。
殉国时，赵登禹年仅39岁，佟麟阁45岁。两人分别成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
同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三位将军的烈士证书（记者注：另一位为同属29军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
五
四次战役杀敌24人
89岁的张可宗，执意要让记者看看他的伤口。73年过去后，留在张可宗小腹处被流弹击中的伤口，仍清晰可见。张可宗说，这个伤口就是他在保护师团长的时候，被日军的流弹击中的，当时，他没有因此离开战斗岗位，而是依然蹲在师长旁边用步枪向高处的日本兵射击。
“我前后经历了四次大的战役，一共杀了24个日本鬼子”，张可宗说，7月28日后，他所在的旅奉命迎接143师师长刘汝明，“这是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是从山东撤到徐州台儿庄、赵庄时发生的，第四次则是在湖北荆门。”
当记者问到“在您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杀敌经历是什么”时，张可宗异常清晰地讲起了一段经历：有一次，勤务兵喊道，日本人从后面追上来了，我跑出来一看，一个日军小分队队长的战刀，正对着团长孙汝鑫（音）的后脑勺，就要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持大刀从后面砍向这个日本兵，他应声倒了下去。如果我再慢一秒钟，倒下去的就是我们的团长。”#p#分页标题#e#
“当时没有查名字，但看军衔知道是个小分队长，个头比我要矮一些。”70年多后，在回忆这一幕时，张可宗仍颇为自豪“我去得快，就先下手为强了。”
五
杀出来的经验
“鬼子鬼得很，像耗子一样，明明看到中刀或中弹倒下，但一转身，他们其中一些就会爬起来拔腿就跑或凶狠地扑上来”，张可宗对法制周报记者说，刚开始的时候，一些鬼子会装死，只要我们一走，他们爬起来说跑，或者反扑上来，几次战斗下来后，我们逐步有了经验，再也不给他们机会。
“在那以后，对倒下的鬼子我们都会记得补上一下。鬼子虽然凶恶，但我得比他们更凶猛。”
为了尽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指挥力量，每次和鬼子拼刺刀时，张可宗会有意识地专找那些当官的，看上去很凶的，身材高大体力好的进行拚杀。“与鬼子斗得久了，以后上战场一拼刺刀，他就大叫着，挺起大刀前冲，鬼子被其气势所吓，往往转身就跑。”
8年抗战中，张可宗一共两次受伤。
第一次受伤后，为了继续战斗，军医只是把伤口切开，取出了里头的弹头，就塞了一叠棉花堵住伤口流血便继续战斗。第二次受伤是1940年。当时，张可宗正在湖北锺祥县与日军激战，“子弹从我的右臂打进去，穿过整个手臂后射到了远方。”
“无数战友牺牲了，很多人就在我身边倒下去的，我能活到今天，已非常幸运。”
六
改革开放后曾做多年个协会长
丁香乐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张可宗车祸受伤后，很多市民前来医院看他。有一天，一个市民突然问道，“您有没有文化？”此言一出，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张可宗轻轻一笑，告诉她，“我是黄埔军校长沙分校18期毕业的。”
1943年10月，张可宗从黄埔18期毕业后，回原部队，驻守当阳，扼住进犯重庆的日军。
1945年6月，张可宗调运输兵29团当连长，专门从湖北恩施运送盐、粮食等物资到重庆。
1948年，张可宗在河南开封，结识了时年20岁的当地姑娘申秀容，并与之结为夫妻。
1949年3月份，张可宗在重庆定居。“当时，远征军第二军长调我们团长张仁珍（音）去当师长，我就跟着来了，先是在歌乐山上的林园住，后来搬到新开寺，并在这里一住就是60多年。”张可宗说，来到重庆后，他拒绝了国民党军官去台湾的要求，留在了重庆，并从此开始了在这个异乡城市的新生活。
重庆解放后，张可宗在歌乐山新开寺做小生意。他背着香烟，逢一、四、七赶白市驿，二、五、八赶含谷场，三、六、九赶西永，“生意一向不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批斗，被送往松山化工厂等处打了15年石头，直到1980年被平反。
之后，张可宗在新开寺附近开了一家副食门市。改革开放后，由于带头纳税，他多次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并被推选为沙区山洞、歌乐山两个街道的个体劳协主任。
“父亲当上个协主任后，就放下自家事情不做，全都帮助派出所、工商所甚至计划生育部门做群众工作去了，家里人当时对他都很有意见。”张家卫说，父亲直到2002年才退休，那些年父亲得的奖状，家里几乎已经找不到地方张贴了。
张可宗与老伴共育有6个小孩。长子出生于1949年，取名张渝生，老二张重生，出生于1952年。“这两个小孩，都是表示他们是在重庆生的。随后的几个小孩，便是按我们张家的族谱的家字辈的排名来取的”，张可宗说，老三张家智、老四张家莉，老五张家卫、老六张家明，都出生在解放后，有几个都是在重庆市二建公司工作，现在，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则已经下岗。#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