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新华社

■馆长吴先斌

■展品——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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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2周年祭日。

上午9点，南京城拉响警报。南京人吴先斌的民间抗战博物馆里，人们会在胸前佩戴白花。

三年前的今日，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南京城南赫然开馆。那年吴先斌42岁，是个私营企业主，华东装饰材料厂厂长。馆址安德门大街48号，是他的工厂。

安德门，72年前，从安徽推进的日军第16和第18师团，就是从这里冲破南京城门，然后一路向北。咫尺之遥的雨花台，是当日士兵浴血的杀场。后来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驻守南京，是制造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他在1945年中国人抗战胜利之际突然暴病身亡，最终得以逃过东京审判。

吴先斌的家族与日本人世无血仇，他的祖辈在那场战争之后才移民南京。但最终，坚持要做此因“抗战”之名的民间博物馆的人，偏偏是他。“南京这个城市，它需要有这么一个馆，需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他当仁不让。

2009年，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计有馆藏文物1120余件、抗战书籍4万余册。它的开馆，入了“南京市建国六十周年大事记”。曾经，“企业家吴先斌开办民间抗战博物馆有什么社会意义？”是江宁区学生初中升高中会考模拟试卷的一道试题。吴先斌视之为这个城授予了他“没有公章的奖状”。

三年。以一己之力，每年几十万的投入。“活下去，活着就了不起。”别人常用这句话来勉励。吴先斌说没问题，他很有信心。

2009年“12·13”，南京一直在下雨。梧桐的叶子还没落尽，整座城池都是湿的。在吴先斌的抗战馆里，问起72年前这一天的天气，吴先斌说:“那一天阳光明媚，出奇的天暖。有照片为证。”

阳光下血气冲天。

吴先斌是个热心的讲解者，只要人来，只要他在。

历史没有旁观者。每一件藏品后面都是故事。

留下名字的人

■战士张士元

他总会讲起那个烟盒。72年前中国士兵张士元的烟盒。

水牛角做的，用来装烟丝，还有能开合自如的盖。随身的尺寸、精细的打磨，射灯下有温润的光华。它的生动更在上面刻的人和字。一面是戎装的士兵单手持枪，迈步奔跑向前，另一面是字——“共赴国难”，还有主人的名姓——“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

这是吴先斌最心爱的藏品之一，很多年前他在一个文物市场找到的。“我们当年的精神面貌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信。当年不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官兵大多都是普通百姓。国家危亡的时候，成千上万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英勇赴死、报效国家的。”这个拿枪士兵的身影经过艺术加工后，最后做了博物馆的馆徽。今天每个来馆看到它的人，都可以用盖一个章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我多次想找到张士元本人，也发动过媒体，找不到。”那只一看就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多才多艺的手，最后拿了枪，后来他怎样了？“整个抗战史，无数细节就是这么湮没在时间长河里。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找不到当时历史的来龙去脉了。”

但是他的名字留了下来。“我看到资料，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直接阵亡的将士，负伤、失踪的都不算，170多万；负伤的是180多万。350万人里，能留下名字的有几个？”

■救护队长薛葆宁

留下“薛葆宁”这个名字的，是一本影集。

照片内容是1937年八九月间遭日机强力轰炸后的南京。拍照人薛葆宁，是当日最先出动的5支市区救护队一个队长，和平时期他的职业是职工夜校的一名教员。

他的笔迹在那些照片边缘依稀犹见——“惨死在敌机之下的南京市民，1937年7月11日”。“这里的7月11日是农历，公历我们算了一下，是8月15日，日军轰炸南京的第二天，当年的人公历农历都用。”吴先斌解释说。72年前那“南京覆舟山下一夜”，薛葆宁和他的同伴“救护125人”，“这一晚上，日寇的炸弹下地之前，我跳到河里去了，没有受伤。”#p#分页标题#e#

这有幸全于战火的生命，1937年以后的轨迹是这样的:“1938年春，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经徐特立、王凌波批准加入共产党。”以后就一直做地下工作。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改名叫薛宁人。“1975年秋，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备受迫害，病重逝世。”

“本册为其‘文革’发还的遗物中，可供南京市党史资料参考的一部分。1987年10月15日薛葆鼎注。”他的弟弟薛葆鼎，今天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72年前还是中学生。他们兄弟两个，是中国大教育家顾毓秀的表弟，当年生在无锡的大户人家。那个时候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照相机。

吴先斌采访过薛葆宁的姐姐，那些家里人用拳拳珍重之心整理过的照片，一心是要捐赠给国家的。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流到社会上去了。最后吴先斌用4600元把它们从水西门废品收购站里买回来。“十年坚守旧货市场就有了今天的馆，这就是一个‘捡垃圾’人的成就。”在他看来，旧书、旧资料市场是南京这个城市文化的根，“没有这个根，枝叶再繁茂也经不住风雨。”

■逃难者周廉臣

周廉臣的名字，写在一本发黄的《流亡日记》封面上。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5日，在南京市滨江初小上了最后一课，26日清晨五时意志终于屈服了情感，整装就道作东归计。是时汽车交通已经断绝五日矣……”72年后的人读得出这开篇第一句中对一座城市的恋恋难舍。

“这是一个初小老师逃难三个月的经过，他在中途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个人的逃难史，看到当时这个国家的苦难。留在南京城中的百姓遭遇了大屠杀，逃出南京城的人，也未必就多么幸运。他们同样经受苦难，颠沛流离，从南京一直逃到贵州的独山，那是我们抗战的后方。”吴先斌这样介绍。

细细研读这本路上写就的日记，可以知道一个南京市民在1937年11月25日至1938年2月之间，他每日流徙的方向、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甚至他都用些什么东西果腹。字里行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有“空袭警报”、“拉夫”(抓壮丁)、“兵众”等等。

其间，他曾在12月1日又回过南京，甚至还专门去看了他教书的学校，“过雨花台，觉防御工事进行迟缓。十二时到赛虹桥，至校内一观，所有心血结晶布置付之一毁。”

此后的日子他与南京渐行渐远，一路流离。再次出现“南京”，已经是1938年1月，他抄录了一篇报道，题为《劫后之南京惨状》:“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南京讯，南京被日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度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除野犬纷出觅食外，绝无人迹，现除难民区外，全城已成空城云。”

此篇之后，日记呈现出的情绪陡然不同。32岁的南京人周廉臣开始想“有代价的死即生之门径”、“空谈不能救国，从此以后，莫只说，快去做”，他抄录《卢沟桥》的歌谱，录曾国藩的“八败”之说分析“现今社会上一般矛盾现象”，甚至拟就《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改革》方案，并在前言中痛陈:“个人一向服务儿童教育，自京都告急，民国二十六年11月25日上了最后一课，随着大众流亡至汉、抵湘再转桂，自悔我国过去教育失败，今后当遵教部抗战命令办理，援拟国民教育原则与实施方法于启，以求识者批语指教。”

整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是剪自某报纸的社评《日本投降了》，社评开头是杜甫那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这是我在文物市场收购来的，另外一个收藏家转让给我的。做一个博物馆就是这点好，可以给散落在民间的东西一个好的归宿。”吴先斌把整本《流亡记》复印给我，叮嘱记者“好好写写”，“这个周廉臣也找不到。后来我想，无论找到与否，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身上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韧力与自信。追怀既往，以励来兹。关键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如何得到鼓励，那段历史固然苦难，我们还是能从中还原出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

■国际安全区邰常仁

邰常仁是个音译过来的中文名字，人们只见到这名字的英文拼法是Tai Chang-sen。

不是外国人，他是一个精通英文的南京人。1937年，他是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在国际安全区内完整经历了南京劫后那段最恐怖的日子。#p#分页标题#e#

他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东西，是完美装订在一起的两部英文著作的打印稿——《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侵华暴行》和《南京城的兵燹之灾》，两个外国人分别写于1937年和1938年，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对日军侵华暴行的记录。

今天，人们不知道71年前那个冬天，在南京，邰常仁是怎么拿到那两本英版书的，不知道他那段在打字机上一个一个字母“抄”下那两本书的日子有多长，不知道他为之经历过怎样的闪躲、恐惧和劳碌。要知道，那是1938年。

今天，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到底是哪几个字。

邰常仁的故事，似乎更适合用他写在那部书稿的前言来讲。那段前篇，吴先斌请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他也是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把它译成了中文:

“我十分高兴我能读到这本书，它对于人们了解日军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也非常感激那些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留在南京保护救济了25万难民。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占领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呆在金陵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当时图书馆的建筑里挤满了难民，一直到1938年4月这些难民才逐渐回家。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为他们做些服务。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我看到了许多日军的暴行，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随时随地强奸妇女和年轻的女孩。他们抢劫难民身上的所有财物，甚至一些外国人的财产，即使有外国旗帜挂在屋顶上，他们也不放过。他们大肆焚烧房屋和商店，他们强迫难民离开难民所回到自己的家。国际委员会认为由于日本士兵的残暴，这些难民不能回到自己家中，因此他们极力同日本大使馆沟通，十分幸运的是这些难民最后得以留在难民所避难。由于日军不让难民拥有粮食，国际委员会要求日军士兵向难民出售大米和面粉。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些书只能在英国而不能在美国和德国出版？国际委员会里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和一些德国人、英国人，德国是日本的同盟国，因此他们不希望谈论任何有关日军暴行的事件。如果在美国出版，美国人也一定会遭日本记恨。感谢作者提供给我有关日军侵华战争中许多十分重要的暴行案例，这让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日军在华北、山西、上海、杭州和其他宁沪杭铁路沿线城市的暴行。

我十分高兴打印装订这两本有价值的书，书中充满了作者对中国无辜民众的同情。我相信我的祖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吴先斌把这么长长的一篇文字，悉数印在了博物馆小小的宣传折页上，谁都看得出他对之独有一份格外的看重。“这篇文字的落款日期是1938年11月8日。那正是日军对中国侵略最疯狂的时候。一个老百姓却能对国家如此有信心，相信它将最终战胜敌人，并且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花多少价钱我也一定把它买下来。不要一提侵华日军，就是眼泪、就是这个城市如何生灵涂炭，苦难中中国人的信念和自信更要发扬光大。我要让世人看到，即使是在最苦难的时候，一个中国人仍然可以对自己国家持有怎样的信念。抗战，是民众的抗战。一个国家，它的民间强大了，它才有可能真正强大。”

最先看到的展品

■无名战士表情直入人心

每个走入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人，最先看到的都是那组无名中国士兵的照片。

吴先斌刚为他们每一个都新加了射灯。每当参观的人来，那些灯会亮起，为拾阶而上的你照亮那些72年前年轻的脸。他们或倔强、或淡定、或顽皮，甚至是牺牲后坦然如归的表情，都直入人心。

第一个，是那个台儿庄士兵，风纪扣紧系、挺拔的年轻的胸、钢盔下仰视的稚气却倔强的脸。1938年5月，这张“中国无名战士”的脸，成为某期美国《生活周刊》的封面。在那本我们目前所见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杂志上，他“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二个，是个女兵，在战场上或是行军途中，席地安坐就餐；第三个，是个孩子，身上左背右挎着水壶、挎包、搪瓷缸子，他在镜头前竖起右手拇指，笑得很快乐——“我们天下第一，誓将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那些年轻的士兵，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的身体或灵魂，今天都在哪儿？

有一张死去的中国无名士兵的照片，“巴金先生看到此照片后写道:‘他走了，给我们留下自由和国土。’”#p#分页标题#e#

在朋友新近送来的一本书里，吴先斌读到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他坚持跟人说他看见过那个军人的脸。

那是一张在他楼上楼下共一千平方米的馆内，被放到最大的照片。他把它命名作《中国军人的自信》。这是他今年9月，在一本美国出版的旧书《二战时期同盟国军服及装备》上偶然的发现。那天，在北京潘家园市场，他就为这张照片买下了那本书。

“为什么我把它拿出来放这么大，放在这么一个显眼的位置？你看这个中国军人眉宇间的血性，马革裹尸，视死如归。这个世上，人应该相信有比生命更高的东西。今天我们做这么多，我们在新的时空下来回忆抗战、解释抗战，为的就是找回这两个字——自信，对我们信念和力量的自信。其实我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也在于此，新的时空下，我们中国当如何重塑自信？这是我们今天该思考的问题。”

追问历史的人

■有一个专门展柜属于张纯如

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展柜是属于张纯如的。那里面是一张1995年来南京采访时，她给江苏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教授的名片；她委托给杨夏鸣教授保管的四盘录像带；她父母2007年的今日，题赠给吴先斌的她那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中文译本。

那四盘录像带，是张纯如1995年来中国采访幸存者时所拍。当日，因为是持旅游签证来中国，担心回程时这批资料在海关会被查扣，所以留在国内委托给杨夏鸣教授保管。“杨教授听说我要办这个馆，征求了张纯如父母的同意后，把这批录像带捐赠给我们保管。除掉这份藏品本身的价值以外，我个人尤其心存感激的是，这是史学界和张纯如的父母对我的一份信任和托付。他们认为我这个博物馆能做得好，他们认同民间博物馆将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趋势。”

在那份资料里，张纯如共计采访了9名幸存者。今天，那9名老人中的8个已经不在了，唯一还健在的就是夏淑琴老人。14年前，国内还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她用影像来记录对幸存者的采访，是吴先斌看到的第一个。在她采访的1995年，那些幸存的老人们都相对年轻，无论记忆还是表述能力都相对完整。他们那时候讲出来的东西，都更客观、准确。

“那里面，张纯如自己只有一个镜头，就是她采访夏淑琴老人的时候，那时候老人是中山陵园的一个清洁工，在美龄宫打扫卫生。采访中，架在一旁的摄像机掉下来一次，是开着机的，她过来拎起来那一下，摄像机一下子对到自己，就那么一个镜头，她穿着夏天的格子衣服，说了一句sorry。”

12月10日下午，随吴先斌去南京师范大学听张连红教授给研究生上课，题目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人性”。南师大就是72年前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日南京城破之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经迁走，美国人魏特琳女士是受校董的委托，留下来保护校产。最终，她领导的金女院难民所收容佑护了一万余名中国妇孺难民。在这里，她曾经被日本人罚在难民区门口下跪，因为她坚持从日本兵的身下抢出受辱的妇女；她曾悄悄叫过那些身上挂日本军旗的中国小孩，告诉他们:“拿掉它，你们的国家还没有亡。”在70多年前那些没水没电的冬夜，她们偷偷溜出安全区去为难民找生火的煤，每一次都要准备好可能迈出去就有去无回。

今天，南师大校园偏僻的一隅还有她的塑像，上面刻着“金陵永生”。不远处的树阴里，有年轻学生在吹笛。更远一些，曾经在70多年前收留那些孤苦无告难民们的老楼，而今挂着“随园音乐厅”的字样，楼上有歌声不断飘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求证性的，就是它一定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我们现在是一种求实，就是事实是什么，然后真正去思考这个战争、这场暴行，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真正对民族有用的是我们反思自身的问题。我们爱国究竟是情绪上的爱国，还是心灵深处真正要去改变我们自身来爱国，这两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张连红教授如是说。

“吴先斌办这个民间抗战馆，我很敬佩他，礼拜天早上大部分人是喜欢睡懒觉的，但他早晨4点钟就要起来到鬼市上去找资料。那很不容易，而且还能够把它整理出来，形成一个专题，给愿意参观的人，让他心灵感受到一种冲击，让他以后对正义公理这种人类最高的东西能够有一种追求，形成一种氛围去促进他们。这种，社会一定是需要的。一个国家的强大来自于民间。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大部分都是市民。那个松冈环，一个小学教师，出了三本书，纪录片也拍了，就是一个执着。今天，吴先斌的民间抗战博物馆已经是民建江苏省委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人大开会也都会到他那里去看。这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记。”#p#分页标题#e#

几天前，12月9日，第67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揭晓入围名单，张连红和吴先斌共同出任历史顾问的《南京！南京！》，代表中国内地出征争夺5席最佳外语片奖提名。提名名单将于12月15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