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其难以忘却的历史创伤。在美国,那是九一一;在中国,那是南京暴行;在日本,则是广岛长崎的原爆。

  “美国对长崎投下原子弹是无奈之举”。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首任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因此丢官。对中国人来说,这或许有点不可思议。在不少人眼中,美军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加速了战争结束,大大减轻了盟国军民的伤亡,是支援反侵略战争的正义力量。然而,在日本,对“原爆记忆”的理解,却以另一种方式流传下来:它是战后日本社会反战和平主义的基础,但亦成为一代又一代日本人受害者意识的象征。

    触动“反核”禁忌

  久间章生的失言,首先触动了日本社会的“反核”禁忌。在日本,“反核”意识最早可以追溯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当时,为日方辩护的律师意图以制裁甲级战犯的两条法律,“反人道罪”与“反和平罪”对美国的“原爆投下”提出动议。结果,检察官以不涉及侵略战争及与审理议题无关为由驳回。

  1954年3月,美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期间波及了一艘在核试区外的日本渔船,导致多名日本人因受核辐射身亡。对此,美国虽向日本道歉,但却无意停止核试,激起日本民愤,该事件转而成为日本反核运动的起点。据日本史家记载,当时日本民间反核声音极为强烈,反核团体在短短五个月就收集到1000万人的签名,至1955年1月更升至2200万人,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内向的战争责任追究

  推进世界无核化,自此之后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共识。日本一些大学生至今仍积极组织反核签名运动,提倡“东北亚无核化”,可见即使没有战争体验的日本年青一代也相当认同这一理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久间章生要以下台方式来为“原爆失言”承担责任,也就不难理解了。

  日本民众的原爆史观,也浸透了“受害者意识”。回顾历史,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其实也不是没有讨论战争责任问题,但其反省的方式是内向的。日本对亚洲受害国的加害责任起初并没有进入普通民众的反省视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军对亚洲各国的残暴行为。追究“军国政府”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成为了当时的主题。

  1945年8月28日,当时日本首相东久迩宫提出“一亿国民总忏悔论”,提倡要重建日本,一亿日本国民都不得不对过去的战争做总忏悔。此论一出,随即引来民间反弹。日本民众当时普遍感到被骗:政府告诉他们“圣战不败”,因此他们经历空袭、忍耐饥饿、挨了原子弹,更要承受失去亲友的痛楚。打了败仗,士兵平民必须高呼“天皇万岁”饮弹玉碎以示忠心爱国,天皇及军政大臣却可以出尔反尔轻易转向,和美国人握手言欢。“一亿国民总忏悔论”要求日本国民和政府承担同等战争责任,他们无法接受,被害者意识由此而生。

    今日看来,“一亿国民总忏悔论”的主张本身并非毫无道理。在战时,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积极支持军国政府,其自身并未感到被政府“强迫”参战。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身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然而,在战后初期,“一亿国民总忏悔论”,按照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的说法,成为了军国政府逃避承担战争责任的代名词。1946年5月,日本左派学者丸山真男发表《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和心理》一文,指出由日本国民组成的军队在战争期间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但不少进步学人深恐此论和意图减轻政府战争责任的“一亿国民总忏悔论”混淆,并未积极跟进。

  “一亿国民总忏悔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而阻碍了日本民众对亚洲各国加害责任的反省。冷战的揭幕,天皇被免问罪、社会精英的世代更替,更进一步风化了民众的战争记忆。建基在“受害者”意识上的“原爆记忆”,因此在日本社会得以留存。

  日本的“原爆记忆”,就是在建立在以上错综复杂的历史认识之上。它是进步的,因为即使连世界超强的美国也不轻言反核。“不要让广岛长崎原爆重演”,成为了崇高的道德诉求,奠定了战后日本社会和平主义的基础。它又是保守的,因为它渗透了强烈的受害者意识,只看到战时来自美国和日本军部的加害,却没有看到广岛长崎的人间悲剧也是缘于由日本国民组成的军队对亚洲各国的加害。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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