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34年冬的上海，朔风呼啸，寒气逼人。在市区一间简陋的旅馆里，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时而仰天长叹，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又跺脚大骂不已……他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著名剧作家田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起而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沉溺于纸醉金迷中，尤其是名流云集的大上海，到处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其中尤以“桃花江是美人窝”最为流行。“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啊！”看着窗外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耳闻从歌舞厅里传来的那些靡靡之音，作为中华民族一个血性男儿，田汉怎能不长叹，又怎能不愤怒！

　　“现在是靡靡之音满天飞，特别是那首‘桃花江是美人窝’更是颓废之极。照此下去，人们的意志就会消弭在这靡靡之音中，会成为亡国奴的，我们必须想想办法才是。” 终于有一天，实在憋不住的田汉找到好友、作曲家聂耳商量起挽救时局的办法。

　　“是的，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才是。”聂耳深有同感。

　　“我写词，你作曲，我们搞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怎么样？”田汉说。

　　“行，行！我看要搞就搞一首象《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那样有气势的歌，来鼓舞人们的斗志。”聂耳立即响应道。在此之前，聂耳虽已创作了《毕业歌》、《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总觉得还没有一首能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田汉的话可谓正中其意。

　　两人说干就干，他们于是找来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反复吟唱，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或许是给自己定的要求太高了，稿子写了一稿又一稿，但总是感到不满意。

　　正当两人为此感到苦恼时，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了田汉，要他为公司创作一部电影本子，并说：“题材由你定，只是希望在时间上能快点。”

　　“行，我保证按时交稿！”田汉与孙师毅是多年的好朋友，自无推托之理。而且，他也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抗日题材的剧本，孙师毅的邀请自然也是适得其时。不久，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电影故事便在他手中诞生了（该故事由夏衍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并改名为《风云儿女》）。故事描写了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

　　在创作这个电影本子时，田汉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过着逃亡的生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非但没有消弭他的革命斗志，反而激起了他更加高涨的革命激情。在创作中，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种亢奋终于在1935年2月19日化成了一首日后闻名世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这首歌既是为电影中的主人公而创作的，也是为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所创作的。它在田汉的胸中如滚滚海啸，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猛烈，以至于他事先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情急之下，他将歌词匆匆写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并将它夹进了刚刚完成的电影故事本子中，随后便迅速离开了旅馆。他前脚刚走，追捕的特务就赶到了。

　　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田汉却依然没能逃过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他还没来得及对这首诞生在流亡之途的“军歌”进行抄写整理便被捕入狱了，好在电影本子和歌词经过中共秘密组织之手转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这样写道：我拿到田汉留下的电影故事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纸的衬纸上，被茶水濡湿了，字迹有些模糊。我和孙师毅两人很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誊抄下来。

　　田汉被捕后，聂耳也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目标，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先去日本，然后转道去苏联和欧洲学习考察。就在聂耳即将动身之前，他得知田汉创作了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故事，还写了一首主题歌曲，马上联想到他和田汉关于那首歌的约定，便找到夏衍说：“主题歌的作曲任务交给我吧！”

　　“你马上就要赴日本了，时间上来得及么？”对于聂耳的主动请缨，夏衍自然十分高兴，但一想到电影马上就要投入拍摄，聂耳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又多少有些顾虑。

　　聂耳似乎看出了夏衍的心思，便接着说：“您放心，我到日本后，会将歌稿尽快寄回的，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

　　“那好，你要抓紧时间才是！不过，要注意安全。”夏衍于是将田汉写的那首歌词交给了聂耳。

　　聂耳回到家中，轻轻展开由夏衍和孙师毅抄写的“军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歌词仿佛沉沉黑夜中的一声惊雷，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顿时在聂耳胸中奔涌、汇成了一股雄壮、激昂的旋律，以至于他仅用两夜的工夫就谱完了乐谱的初稿，并将这首歌改名为《进行曲》（后又改名为《义勇军进行曲》）。随后，他又找来《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大家都被这首歌所充满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并就歌词中某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如将原词中“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

　　正当聂耳准备根据大家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时，他接到了组织上要他即刻离开上海的指示。于是，聂耳带着原稿，匆匆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耳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膺惩支那”的狂妄叫嚣，想到正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祖国和同胞，聂耳义愤填膺，更增添了他谱好这首抗日歌曲的信念。没几天，《进行曲》修改稿便告完成了。修改后的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与第一稿相比，修改后的这首歌曲调更加激越、高昂。尤其是修改稿在原词“我们万众一心”前一连加了三个“起来！”大大增强了这首歌的激情与号召力，并将旋律引向了高潮，而在结尾词“前进”后面又加了“前进！前进！进！” 则使这首歌力度倍增，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1935年5月初，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寄回了电通公司。此时影片的拍摄已近尾声。电通公司接到稿子后，立即安排演员进行组合录音。同年7月，电影《风云儿女》拍成后在上海首映。当影片在开始和结束时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都爆发出了阵阵抗日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响遍了整个上海滩，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这首歌便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播映而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然而，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一个噩耗：聂耳在日本藤泽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没想到《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悲痛之余，大家皆惋惜不已。不过，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正如当初聂耳与田汉所期望的那样，自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定期安排播放这首歌曲。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并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歌，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美国还将它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一齐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1949年春天，“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这下有些犯难了，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国歌。怎么办呢？

　　“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怎么样？”

　　“我看行，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行是行，但里面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不太好，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有人提出异议。

　　“我看可以，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失却斗志。”

　　“话虽这么说，但我总觉得这句话放在新中国唱不太合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一齐将目光转向了郭沫若。

　　郭沫若说：“我看把这句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怎么样？”

　　出于对郭沫若的尊敬，再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于是一致同意了郭沫若的意见。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民间“国歌”首次响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

　　郭沫若等人回国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引起了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渌汀、姚锦新等4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至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国歌初选委员会”对这些应征歌曲一一研究，但都觉得没有一首适合做新中国国歌。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渌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他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

　　周恩来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 “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我们还要居安思危。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毛泽东的话最终将大家的意见统一了，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做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