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出版社属《法律与生活》1992年第7期卷首语
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历史遗留问题要合情合理解决。
解决方式要合法、协商、有序。
中国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
《法律与生活》记 者 李 秀 平
通讯员 齐 声
勿庸讳言，《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开创了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纪元。
看一看报纸上、荧屏上频频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日本与中国经济协作项目的实施；看一看商店厨窗里琳琅满目的日本电器；看一看一辆辆旅游车上笑容满面的日本游客；再听一听连呀呀学语的儿童嘴里都会嘣出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你就能切身体会到《联合声明》给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着眼于世界政治格局，就会发现《联合声明》的作用远不仅于此。它对国际间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维护、促进全球和平和人类繁荣都发挥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有鉴于此，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都会为自己上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日本政治家田中角荣先生在那个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宏大气魄和英明睿智由衷地发出赞叹。
然而，中华民族虽然有博大的胸襟，但对自己民族苦难的过去却不会轻易（也不应该）忘却。中日两国今天的友好并没有敷平因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巨大创痕。
如果日本政府敢于面对历史，就应该对1931－1945年那段历史担负起责任，就应该对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担负起赔偿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正在发出这一声音！
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的真诚愿望。但不能因为我们强调友好，就不能维护或就应该放弃我们的责任和权利。也不能因为一提索赔，就理解为不友好。友好归友好，索赔归索赔；索赔问题处理得好，更有助友好。我们反对利用索赔破坏中日友好的任何言行。
来自中国民间的呼声：
向日本索赔是我们的权利
时序的春风与改革的春风相携相伴吹绿大地、吹暖人心的1992年3月，怀揣人民重托的全国人大代表再度聚首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
此次大会收到的第7号和第10号议案，分别由不同的代表团提出，反映的却是同一件事情：吁请全国人大依法主张向日本索取1931－1945年的损害赔偿权利。
王工：7号议案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还不到10岁。1938年10月10日，我的家乡湖南沅江遭日机无差别轰炸，我就没有童年了。”说这话的正是著名律师，以其率直闻名遐迩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工。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4年间，他的脚步一直走在人民的中间，他的心思始终为人民的疾苦牵挂。当他了解到对日索赔的心思在许多人心中萦绕多年、挥之难去时，便决定将这种声音响亮地喊出来。
他是近几年尤其去年的人代会期间接触到索赔问题的。同一代表团的许学受代表接过一位年轻人手中的材料又递给了精通法律的王工。材料是以论文的形式写成的，论述的主题是依法索赔的迫切性和对日索赔的合法性。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来解决。我们在有生之年不解决，也许会为后代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遗憾。读着材料，富于正义感的王工代表的万千思索在这里定格。
他又何尝不知道这是一个难题！可他无法压抑心中的责任感。这又是一件大事，不是随便做做就能了得。他更清楚这一点。于是，七届四次人代会刚一结束，他就投入大量精力来探索研究索赔问题。
他潜入历史的深处探寻，然后又以法律的眼光分析界定是非；一再和索赔问题研究者切磋，吸取他们的建议和研究成果；更没有忘记听取人民的心声。
就是在经过这种种努力之后，他终于用心血凝成了依法主张对日索赔权利的议案。
1992年3月18日上午时，他作为近3000位代表中的第一人推开了大会议案组的门，将一组议案和百份建议提交大会。那一组议案中的主张对日索赔权利案就在此时被工作人员编写上了第7号的字样。
让我们记住这一年的这一天。这一天，中国人的这一心愿终于第一次在最高权力的殿堂留下记录。
没有人会怀疑中日友好的事实，我们的心愿是“一衣带水”的两国人民更加友好。“亲兄弟，明算帐”是一句中国俗语，想必多数日本人都知道。亲兄弟之间有帐不清，难道算过之后就不是亲兄弟了？
在上述前提下，王工代表依照国际法、中国法和日本法的有关规定，指出日本对中国人民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931－1945年日本侵华加害的所有中国人、中国公民、外籍华人受害者的集合体有权向日本国政府依法索取损害赔偿。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虽然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并未宣告同时放弃中国百姓对日本国的损害赔偿要求，也决不表明日本政府对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亦随之消失或免除！
王工代表还依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指出了损害赔偿所包括的内容――
◎平民的一切财产因被夺、被劫、被砸坏所受之损害；
◎由于陆、海、空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
◎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的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
◎对于卫生上或荣誉上所有受害的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
◎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致使平民所受之损害；
◎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等等。
在议案中，王工代表提出两种索赔数额的方案。其一为索赔问题研究者童增等人计算出180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案；另一方案是索赔问题另一研究者武建东提供的10000亿美元赔偿案，其中含6000亿美元损害赔偿额。
两个方案均有一定来历，均系理论探讨的成果。王工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讲多少钱，而是应该广纳有识之见，最后以事实和证据为准，采纳最合理的方案。
王工告诉记者，对日索赔刚刚起步，要最终达到目的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努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议案的代表们希望在大陆及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有关法人社团和海外华人社团法人的参加和支持下筹建统一的“中国1931－1945年对日损害索赔委员会”，受理中国人、中国公民、外籍华人书面索赔申请。届时，红十字会、老龄委、工会、妇联、律师事务所均可免费代理有关委托事宜。
王录生：10号议案领衔人。
继安徽代表王工之后，贵州代表王录生向人代会提交了另一份关于对日索赔的议案。这份议案被编为第10。
重温日军侵华史，重提战争赔偿，对1936年底出生于上海的王录生来讲，自有一番感触。
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炮轰闸北时，他年仅半岁。这是最需要安宁和爱护的年龄，可是偏偏遇上了残酷的侵华战争。
为了逃出侵略者的魔爪，和许许多多上海人、中国人一样，在上海做工的父母汇入逃难者的洪流，带着他和年幼的哥哥准备逃回浙江老家去。
行至杭州，火车停运，逃难者的希望便全部寄托在乘船上。谁知，好不容易等来的一班船，顷刻间便挤满了难民，多数人的希望只能悬浮于渺茫中。
勇敢地挤在船上的王母一回头，猛然发现船已离岸，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抱着幼子王录生的丈夫没能上船。
眼看着船已离岸，焦急的王父更是心如油煎。突然，他扔下包袱，捧起幼子就朝船上的妻子抛去。下一班船还不知在哪里，他不能让孩子饿死在自己的手里，只能冒险这么一扔。
看着空中飞来的儿子，王母吓呆了。她的双手剧烈颤抖着，却不知道伸出来。
是船尾一位老乡伸出救助的手，抓到小王录生的衣服，才使他幸免掉入钱塘江。
城市被践踏，乡村也难幸免。外婆所在的村庄，是一个700户人家的大村。有一次，日本人故意纵火，整整烧掉500户人家。
全部财产和食物被魔鬼付之一炬的乡亲们，只能栖身荒野，野草裹腹。
这些，成了他至今抹不掉的记忆。
现在，他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最早接触索赔问题，是在1988年民建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索赔问题已经处理掉了。
1991年人代会期间，当研究索赔问题的童增找到他，和他谈起索赔时，他与童增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觉得童增的索赔理论有新意、有见地。因为童增在理清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条线索之后，告诉人们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并未了结。
回到贵州，在经过全面思考之后，他把童增的研究成果作为附件，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对日索赔建议案。此次人代会，他又领衔将索赔问题作为议案重新提了出来。
同样，王录生代表的一种观点，引起了记者的共鸣。日本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应看到中国的落后，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上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侵略者对中国财富长期、多次、反复和大量掠夺以及对中国生产力的一再破坏造成的。我们不仅因此失掉了财富和宝藏，也失掉了进步发展的机会。
日本的繁荣中，又何尝不包含对中国的财富和资源长期掠夺的因素。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次就从中国勒索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谁能不说中国人民的血汗没有变成日本社会快速发展的跳板？！
索赔固然是为了伸张正义，捍卫民族利益，也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团结一致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索赔也将使日本人记住：日本是欠了中国人债的！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日本人才会懂得，日本经济之所以有今天，还得感谢中国人民！
陈登科：7号议案附议人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老作家陈登科是和王工代表联名提出索赔议案的38位代表之一。
他的出生地在江苏淮阴。8年抗战，他参加游击队和日本人打了7年仗。
·15岁丧父，19岁丧母，孑然一身没有切身受害，但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他无法忘却同胞的苦难。
他亲眼看到日本人用中国的原料、在中国领土马鞍山建起10座小高炉，炼钢铁造武器，用来征服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列举日军杀人强奸的实例，讲种种超出人类想象的残暴和野蛮：“他们只有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才能保证今后不再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有权利要求赔偿？！一个南京大屠杀，他们杀死我们30万人，抢走、破坏掉我们的财产又有多少？历史是抹煞不掉的！”
“甲午战争，是日本人侵略我们，却要我们赔偿两亿三千万两银子；而同样是他们侵略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赔偿？！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不是也要赔偿吗？”
“作为人大代表，我们呼吁：日本应给我们赔偿！我们提出索赔是正义的。”
老作家讲这些话时，花白的胡须一直因激愤而抖动不已……（王按：陈老谢世，谨此深深悼念。）
许学受：7号议案附议人
医学教授，民主党派人士许学受是与王工共同提索赔议案的另一人。
日本人欠下的血债忘不掉，说什么都忘不掉！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心情。他的同学中有不少人去了台湾，两岸互通后他们回到大陆来，都没有忘记去看看本世纪历史中最黑暗一页的发生地南京，去给数十万死难的同胞献上一束素洁的小花。
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大家的心中都会涌出一种同感：没有得到日本人的任何补偿，无以告慰亡灵！
“不管退多少步讲，索赔是我们的权利，赔偿是日本的责任。不要动不动就讲会不会破坏中日关系。前几年，日本的几个学生到中国来旅游，碰到事故出现伤亡之后，中国不是给了他们赔偿吗？日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理应给我们赔偿，不赔偿是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赔偿哪里是伤害日本人的感情？”老教授如是说。
许教授的家乡在江苏常州。日本人在常州烧杀淫掠，曾经把这座美丽的城市烧成废墟。每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差不多和他有着同样的心情。
廖瑶珠：律师?全国人大代表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东方明珠香港同样惨遭践踏。
在战前香港地区拥有160万人口，到战争结束后仅剩60万。
侵略者还强迫香港居民用港元兑换军票。战争结束，军票成为废纸，香港平民因此遭受·15亿美元以上的损失。今天，香港人也正在就此对日提出索赔。
同是炎黄子孙，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香港人如何看待对日索赔呢？为寻找答案，我们采访了香港地区代表廖瑶珠女士。
廖女士是位知名律师，就索赔一事她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廖女士一家也曾受害于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位爱国的医生。日本占领香港之后，他就带着妻儿和一部分药物回到了大陆。他本想到重庆为中国伤员治病的，但因路费花尽而在桂林中止了行程。
在大陆，他们举目无亲。在日军占领香港的3年期间，他们一家人在大陆漂泊了3年。日军退出香港后，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然而，一场劫难已使家里徒有四壁。他们只好睡在地板上，一睡就是很长时间。
和许多宽容的中国人一样，廖女士超越了自己和家人受损害这个基点，站在另一个高度来看待索赔。
“我们国家和日本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因为日本人做了大量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情。这种痛苦是很难补救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有索赔的举动。”
“索赔是人民的要求，应考虑人民的申诉，统计出总数，定下申报日期，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对于日本政府，我们要认识到现在已是新一代领导人，从前的事情不是他们做的，不要把旧有的恩怨加在他们身上。”
“索赔要搞，因为我们忘不掉同胞的苦难，但是，国家的强大比索赔更重要，不要让旧事妨碍了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在国际上享有应该有的地位，在外交上有一个大国的发言权，才是最重要的，才能阻止从前的事情再次发生。”（王按：廖律师谢世，谨此深深悼念。）
申泮文：政协委员的心声
1992年度的政协会议先期于北京召开。
3月19日上午，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申泮文提出了“关于允许民间个人和民间团体向日本国政府索要战争损失赔偿”的提案稿，征求委员署名，顿时引起与会委员的普遍反响。
在议案中，申泮文委员列举事实来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害。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到1937年7月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8·15日投降止，14年间，日军残暴地烧杀掳掠，至少使1000余万中国人无辜惨死，6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遭到损失。
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清楚这是一笔未了之帐。因为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为顾念日本国的困难和表达我国政府的宽怀大度，在《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但从法律上讲，这个协定是政府之间的行政协议，并未限制也不能限制民间个人和民间团体对日索取损害赔偿的权利和要求。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国已在经济上崛起，成为世界上少数巨富国家之一。为更好维护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融洽两国人民的亲密感情，消除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难忘烙印，特建议向日本政府交涉，允许和接受我国受害的个人和民间团体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损失合理赔偿，以维护国际公理和巩固两国友好关系。
申泮文委员的呼吁也引起了两位女委员的共鸣，她们是北京化工干部管理学院的邢文卫和南开大学的周与良。她们说：周总理曾强调，中国人民是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在任的日本首相田中也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在中国政府对日本宽大的感召下，日本应乐于赔偿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的损失。”可以肯定，我国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受害赔偿要求，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和国际惯例，也丝毫不违背《中日友好条约》，同样也符合《海牙关于陆战规则公约》中有关国际法律的规定。
政协委员们呼吁，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按照我国的立法程序，依据《宪法》第58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使对日索取受害赔偿的工作规范化、法律化。
围绕政协委员们提出的对日索赔提案，《中国化工报》率先发表了记者李启光的报道。因其首开国内对日索赔报道的记录，报道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
沿着李启光的报道线索，我们追踪采访了申泮文委员。据了解，申教授及其家庭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他的个人财产与书籍在当时全部毁于炮火之中。但是，老教授没有提及自身的遭遇，而是满怀痛惜之情为南开呼吁。
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之后，横行无阻，29日到30日，侵略者对与战争无涉的南开小学、南开女中、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进行了轰炸和炮击，致使南开小学和女中校舍被毁，南开中学的一座教学楼和一座教师宿舍楼被炸毁，南开大学校园被炸毁后又被纵火焚烧、夷为废墟。
日机对南开进行野蛮轰炸，申泮文教授是目击者和受害者之一。他和许多南开人一致认为：日本人对南开的破坏是蓄意损害。因为他们在入侵天津之后，对南开师生坚强的抗日意志和觉醒的民族精神既惧怕又仇恨。故置国际公法于不顾，公然故意对南开实施了毁灭性轰击。在轰炸之后，日军即进驻南开，一座闻名中外的大学校园从此成了侵华日军的兵营，时间长达8年之久！
南开当时为私立大学，由张伯苓先生和严范孙先生自1904年起多方筹集民间资助辛劳建成。南开学校既为文化机构，又属私人团体财产。日本人对她的毁坏完全违背战争法，故对其造成的损害应负全部责任。
日本军队除炸毁南开3座教学大楼、3座宿舍及200余间平房外，还劫夺了大量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历史文物。
战前南开藏有中外文书刊14．5万多册，其中有数百种元明时期的善本书。1937年7月29日，日本掠走了大部分图书。抗战胜利后，只有451册西文图书从日本东京找回，十万余册中文图书全部丢失。南开大学原生物系、物理系和化学系有大批教学和科研仪器，其中一部分在1937年7月29日被掠走，另一部分于1939年运至海防时也被劫走。南开大学另有一口由大钟寺赠送的大钟，钟重一万八千斤，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系明朝永乐年间铸造。这件稀有的历史文物也没能免遭劫难，被日本侵略军掠走。
今天，南开学校的创造人之一张伯苓的孙子张原龙及部分南开校友正在组建一个民间索赔团体，准备向日本国提出索赔。索赔数额预计为4．5亿美元，其中房产损失2亿美元、10余万册中文图书折价1亿美元、仪器设备折款5000万美元、大钟折款1亿美元。
一座美丽的校园被毁，她的学子们也有过一次心灵破碎的历程。今天的南开人既懂得有理有据提出索赔，更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在校园被毁50周年纪念日，他们特将原有校舍故景和被毁惨象的图片向全校展出，意在通过这一活动告诉后来的南开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对南开犯下严重罪行，寄望全体师生加强爱国主义信念，为祖国的强大作出不懈努力，让外寇侵略宰割积弱不振的旧历史永不复返。（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