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赴日入师范学校留学，1907年入日本大学法科。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与蒋介石同租一屋居住，结下友谊。1911年12月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回国后，戴季陶即追随孙中山，22岁任孙的机要秘书，协助孙创中华革命党，直到1925年孙逝，他是9个在孙的遗嘱上签名的见证人之一。1925年任中山大学校长。他从“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变而为投靠蒋介石，推出“反共理论”的“戴季陶主义”。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达20年，1949年拒往台湾，在广州服药自杀。

戴季陶著《日本论》，堪称20世纪前期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上乘预言。他指出：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教育均表现成为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将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两面对中国大陆进攻，并从台湾窥视华中、华南。日本不愿中国统一。戴的预见均为历史事实验证不爽。他撰文说，日本者，东方之德意志也。其国力是以自保而有余，而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琉球乔并矣，台湾占领矣，高丽亦亡矣，则其势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矣。戴季陶不是算命先生，日本帝国主义却成了他的“被算命者”。

据夏继诚说：30余岁的戴季陶为著《日本论》偕夫人访日。某议员在日本贵族院宴请戴季陶时发难，竟发表他的一通妙论：“最不公平的东西，就是领土，就是领土权这个名字。日本是个岛国，地少人口多，要移民出去，到处都碰到领土这个钉子，移到美国，美国说这是他的领土；移到南洋，南洋人说这是他的领土；移到贵国满洲，尽管那里的人口稀少得很，但却受到贵国的反对，这是为什么？

面对日本贵族的挑衅戴季陶，一怒之下，立即站起来反驳说：“这位先生说到领土和人口问题，那么我要告诉阁下：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并非贵国而是英伦三岛。他们是1000个人占1平方公里。中国与贵国一样，都是每平方公里住340人。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如北美、南美、加拿大、阿拉斯加等等，贵国为什么不移民到这些人口稀少的地区，而偏偏要移民到人口密度和贵国相等的中国来呢？”无懈可击的论证，使得那位挑衅者哑口无言。

在日本陆军部和参谋部联合宴请戴季陶的宴会上，有人向戴季陶发问说：“国民革命军已进占江浙沪，请问中国政府能否保证日本国的利益和日侨在上海的安全？”

戴季陶毫不示弱，他反问对方：你是否知道中国有多少外国人的租界？有多少外国人带着领事裁判权和他们的士兵，在上海行使着他们的主权？这不可计数的主权国家，他的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在上海市街上杀人，杀了人还不承认。这样昏天黑地地胡乱厮杀的地方，谁能保障它的秩序和安宁？因此我可以答复各位：国民政府不能保证外国政府和侨民在上海租界内的权益和安全。

最后，戴季陶话锋一转，向对方进行了反击，振振有词地说：“如果各国政府，包括贵国政府在内，能将上海的主权完全归还国民政府，不再拥有领事裁判权，不再在上海驻扎武装士兵，那么，国民政府可以维护秩序和安宁，使你们各得其所。”

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更加激发了戴季陶的爱国热忱。他抱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迎来了举国沸腾的1945年“八一五”胜利大庆。

从中日关系，不以人废言，戴季陶《日本论》及其上述驳论，值得21世纪的中国方面肯定和日本方面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