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7日，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裁决一宗轰动日本、中国和当时尚未回归的香港、时历半世纪的赵氏产权案：
“撤销不在土地管理人山本忠义对不在者赵碧琰财产受理的决定”：
“诉讼人赵碧琰和不在者赵碧琰是同一个人。证人赵宗阳和不在者赵碧琰的儿子是同一个人。”
裁决归还赵氏所有权的财产计：
①东京成城町和箱根仙石原等地土地2．75万平方米；
②长18．3厘米、宽1．4厘米、厚0．7厘米的金条8根；
③长6．8厘米、宽2．1厘米、厚1．1厘米的金条19根；
④金镯子、金扣子、翡翠环各2个；
⑤翡翠盾、翡翠宝石戒指、银化妆盒等物若干。
这宗诉讼案的中国原告赵碧琰是汉奸赵欣伯的遗孀，赵宗阳是赵欣伯夫妇的儿子，裁决的胜诉使赵碧琰、赵宗阳顿时之间成为富豪。
赵欣伯何许人？除国内北京和东北广置房产等外，他为何在日本拥有这般财产？
据史料，赵欣伯，1925年获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携妻赵碧琰、子赵宗阳回到沈阳，任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奉天市长，按日本旨意，诱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投敌出任奉天省政府主席，积极参与谋划成立伪满洲国，被称为“满洲国的产婆”。臧式毅笔供（1954年8月9日）：伪满筹建集会就是在“奉天市长赵欣伯私宅集会，汉奸赵欣伯亦列席”。在伪政府名单中有“立法院长：赵欣伯”。1933年日本以伪满执政溥仪名义委任赵欣伯为“满洲国宪法考察团”团长赴日考察、为期1年。期满后，关东军向赵提出两条路：一、辞职；二、罢免。后以赵辞职，发给辞职金30万元了事。1938年赵欣伯由日本回国定居北平，不久又投靠日伪，充任王克敏华北伪政权顾问。1943年赵欣伯飞往日本，委托日人铃木弥之助照管其在日财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赵欣伯以汉奸罪被捕押北平第一监狱。但因贿赂很快以“保外就医”名义逍遥法外。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依法传讯赵欣伯，旋因畏罪以高血压猝死于看守所。他的财产来源：①大发国难财，刮民脂民膏；②侵吞张作霖、张学良家族大量财产；③日本嘉奖建立伪满洲国“功劳金”；④伪满立法院长辞职费等。
赵欣伯一生甘当汉奸卖国贼。生前他的旧友傅文郁女士对他说：“当今世界做人实在难，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更难。不过做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点儿良心，不要忘了自己的国家，连国格、人格都不顾……”。赵欣伯正是“忘了自己的国家，连国格、人格都在顾。”也正如他答复傅文郁所说：“人生在世几十年，不图名利又图何”，结果以汉奸罪其名和日本遗产等其利，不齿于国人终其身。
赵欣伯在日财产，战后由日本大藏省收存。因传媒炒作，引起日本国内外诈骗集团注目。他们使用一切手段企图继承占有。1962年一马姓华侨甚至制造伪证，称赵碧琰已将房地产转卖他家，遂公然在日盗卖赵氏部分土地。日本警视厅及时发现制止并向法院起诉，使诈骗未逞。此事引起旅日东京华侨总会关注，及时向中国侨委主任廖承志反映。当时住京的赵碧琰、赵宗阳为维护产权，宣布解除铃木弥之助的代理人资格，另行委托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陈昆旺、吴普文为代理人。但铃木弥之助以无充分证据证明此赵碧琰确为当年的赵碧琰为由，拒绝交出代理权，并在诉讼中胜诉。1973年铃木病死，按日本法律，赵氏在日巨财交由东京裁判所管理，该所指定与原诉双方均无关系的律师山本忠义为“不在土地管理人”。这时，为诈骗夺取这笔赵氏财产的活动，比铃木弥之助在世时更加猖獗，不仅个别地有人冒称赵碧琰，而且有人冒充赵欣伯的养子、女婿、甚至私生子。此时竟然出现多个赵碧琰，特别是名字叫做什么赵国忠、国祥、国璋、雪男；还有赵辰、赵诚等一大帮赵欣伯的子孙后代，其中光是赵国璋，竟然就有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的三个。一时间东京家庭裁判所被拥进各色李逵的伪证材料，真个好不热闹。“本人3，子嗣9，究竟谁是真？”日本《东京新闻》的醒目通栏大字标题，更引发日本社会也像中国“文革”分两派一样，出现“赵氏夫人”生存派和死亡派，可以概见涉外一案影响之大。案外颇有意思的是：不约而同出现来自台北、东北、河南和广州的“赵碧琰死亡证明书”，而赵碧琰明明还在北京老有所乐。当年创造新闻之最的还有：香港某酒商探知赵宗阳3岁患急性脑膜炎转移性眼炎，导致后遗症左眼失明，竟然斥资雇佣一个人剜掉左眼，冒充赵宗阳，以图谋这笔财产。
日本极右团体也绝不放过千载良机，公然鼓噪：“赵欣伯是汉奸，他的钱是日本政府给的，他在日本的遗产应归还日本……”。他们绝不可能自反：从1874－1945年，日本政府的钱难道主要不是通过侵略战争掠自中国民脂民膏？当然，赵欣伯的钱包括日本的遗产，同样来自剥削中国民膏民脂。这一点，倒是赵碧琰的觉悟要高出日本右翼不知多少。她对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采访谈话：
我于1921年与赵欣伯结婚，一直到1951年赵欣伯去世，我们夫妻从未分离过。我们于1925年在日本生下独生子赵宗阳……。伪满时期我们全家曾在日本居住了几年，1938年回国。1943年我们曾去过日本整理我们在那里的财产。回国后一直住在北京。……真正让我们动心的并不是我们家在国外的巨产。我们也知道这笔钱饱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泪膏脂，不该由赵家子孙后代享受。我们气不过的是，国外这些骗子竟敢以假混真，反而把我们说成‘死的’或‘假的’，这口气叫人咽不下去，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官司打个水落石出。
1976年4月，当时已是76岁高龄的赵碧琰东渡日本到东京家庭裁判所出庭，出示了北京市公证机关为她出具的必要的公证材料。她出庭讲清了当年她曾3次随丈夫赵欣伯赴日本和在日本居住以及购置财产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的制造者、当时身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后曾任日本陆相、日本战败后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夫人板垣喜久子出庭做证。她当庭认定了赵碧琰的身份。她还向赵碧琰询问：“宗阳的眼睛治好了没有？”她还提供证言说：“我记得赵碧琰夫人是左撇子……”这正和赵碧琰的特征相吻合。
1984年4月，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通知赵碧琰或赵宗阳到日本出庭。赵碧琰虽然想再次去日本出庭，但是84岁的高龄已使她力不从心，只得决定由她的儿子赵宗阳去日本出庭。
赵宗阳来到东京于5月4日、5·15日、6月1日、6月22日、7月3日先后5次在东京家庭裁判所出庭。他清清楚楚有理有据地回答了法官的提问，即关于他当年随他父母赵欣伯和赵碧琰在日本生活的情况。在法庭上，赵宗阳还和3位证人见了面，进行当庭对证。赵宗阳很快地便认出这3位证人是他在日本东京和神奈川上小学时的老师市川一郎、同学汤川正三和大谷旭乃。市川老师、汤川、大谷同学也很快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认出了赵宗阳。师生、同学相互分手48年后的这一天在法院上重逢相认，一宗宗往事涌上心头，激动异常。他们人人都是热泪未干又忍泣为笑地畅谈起过去来。
市川一郎老先生颇有风趣地说：“赵宗阳小时候是个小调皮蛋，好恶作剧，那时我虽然不很喜欢他，但是今天我必须承认他，因为他是真的！”
市川的一席话说得法庭内哄然大笑起来，法官们也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来。于是，法院上下确认赵宗阳的身份无疑。
结果，赵碧琰彻底胜诉了。她热泪盈眶、心情激动地说：“我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政府，感谢中日两国法律界、新闻界的朋友和旅日爱国华侨的真诚帮助。”
（王按：本案例引用王国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