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10岁随义父布朗（Forbers Scott Brown）赴英国受启蒙教育，学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古典文学，14岁在德国学德文《浮士德》和自然科学，后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和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位；1877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又到法国、意大利短期学习。据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他在21岁前留学生涯中，共获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达13个。1881年前后在槟城闭门攻读中国古籍，1884年入张之洞幕府钻研儒家经典：“道固在是矣，无待旁求”。辜所谓“道”，即对皇帝的忠贞不二。“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国教中宣传并给予了中国人这个绝对的忠君原则”。
他认为“忠君是中国人精神最可宝贵的，因而成为“保皇党”的顽固分子。他所珍惜的中国人普遍心理与中国五四先驱倡导的思想启蒙、个性解放，自然南辕北辙，而鲁迅则界定为“奴性”。中国人究竟是要忠君、奴性呢还是要个性解放、发扬民主呢，自然是不言而喻的。1891年湖北发生武穴教案（人民愤起反对教会贩卖婴儿、杀死英籍传教士一名），辜鸿铭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为祖国和人民而辩》，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特权不满和对辜鸿铭的关注。
1895年《马关条约》后，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辜鸿铭反对康梁的政治改良主义，并英译《论语》“孔子的讲学与格言”（The Discourses and Saning of Confucius）。1902年在武昌举行的慈禧庆典上听到人唱《爱国歌》，即席作《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1904年英译《中庸》（The Conduct of life），在《日本邮报》连载，后又英译《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or Higher Education），成为中国文化史上，英译儒家经典的先驱。他的英文水平，孙中山推为“中国第一”，林语堂说：“超越出众，200年来未见出其右者，选词用字皆属上乘。”
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八国联军攻掠北京，辜鸿铭著文指责联军入侵，强调中国素以礼教立国，呼吁有关国家运用理智、道德与公理处理此事。1912年，辜著文怒骂袁世凯：
“袁在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穷奢极欲。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1·15年后，辜鸿铭几度担任北大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
蔡元培在复林纾信中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思想自由）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行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虽未指名，任人皆知实指辜博士。
时人这样评价辜鸿铭：
――鸿铭先生，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其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迨归国后，专心讲学......尤以用西文移译之我国古籍多种，皆能尽信达雅能事，于中西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王宠惠）
――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当其海外归来，潜研汉学......编译群籍，中文而外，著有欧文多种，风行寰瀛，一时纸贵......。（许士英）
但是，辜鸿铭同时集矛盾大成于一身。正如伍连德所说：他“不能与时代一同前进，反而不必要的指责那些随着时代前进而成功的人。”正如孔庆茂指出：他“处处反潮流，与社会对着干。众人热心洋务，他偏讲儒学；众人呼唤民主，他偏拥护专制；众人主张妇女解放，他却主张纳妾缠足；众人长衫辫子，他西装革履；到众人西装革履时，他反而长衫辫子以“遗老”自居......在国内饱受冷眼，成为顽固与守旧的典型。”
笔者以为：辜鸿铭在国外的求学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欧洲文化守成主义者；在国内的政治、学术生涯，使他成为一个中国国粹主义者、大清帝国封建遗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原不足为怪的。但是据说日本军国主义非常赏识辜博士，其中奥妙何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辜鸿铭对欧洲人发表讲话：“在欧洲，教士和军警导致了战争，而群氓则将带来革命和混乱。且后者比前者更糟。因此，现在我对欧洲人民的劝告是，不要招回教士，为了善的缘故也不要招进群氓，而只需招进中国人，招进那拥有良民宗教，历二千五百年之久，用不着教士和军警，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国人。”“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国教中宣传并给予了中国人这个绝对的忠君的原则。”欧洲人“招进”中国人，就能防止战争，不“带来革命和混乱”么？什么是中国的“良民宗教”？在辜鸿铭看来，一言蔽之就是“绝对的忠君原则”！从这儿，让我终于弄明白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赏识”辜博士的缘由，原来仅仅在于他宣扬的“绝对忠君”。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实用主义，正在于利用“忠君”二字以在日本实行愚民政策，驱使日本人为侵略中国等邻国充当炮灰。正如梁实秋所言：
“先生操多种方言，通几国文字，日之通士，尤敬慕先生，故日本人所办之英文报纸，常发表先生忠君爱国之文字......。”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开战，至1905年结束。辜鸿铭在《日本邮报》发表《当今皇上们，请思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对“坚持来到中国和日本”的欧洲人、俄国人进行批判，抨击他们的亚洲政策，只知凭借武力干涉，而未能用理智对待中日等亚洲国家。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写道：
“中夏的精神，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日本，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防止俄国的侵略，使中国免于灭亡的正是日本。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
1924年和1925年，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两度访日，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等地用英语巡回演讲中国文化，希望日本振兴东方文化。据黄兴涛研究，日方所以邀辜还缘于：①辜是东方世界的捍卫者和东方文明的代言人，在西方世界享誉已久；②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素有好感；③主张中日坦城相交，共同复兴东方文明；④在“五四运动”时期，日本对华极为不义，辜仍反对学生排日等因素。辜在日本期间发表：①《何为文化教育》；②《中国文明史的进化》；③《日本的将来》；④《东西文明异同论》；⑤《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真谛》；⑥《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⑦《什么是民主》；⑧《告欧美人》；⑨《纲常名教定国论》；⑩《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演说和论文。其核心不外两点：①“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明是精神、心灵的文明，是基础巩固、成熟的文明；西文文明则是物质的、机械的文明，基础尚不牢固的文明。因此，反对中国也反对日本“西化”。他认为日本之所以成功地抵制了列强的入侵，成为东亚唯一的强国，不是采用欧洲文明利器的结果，而是在根本上保留了中国文明灵魂的缘故。②阐述中日文化亲密关系，认为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敌对情绪，“好比一对同胞兄弟正在为争夺父母的遗产而争吵”。他甚至一再声称：“给全体东方人民带来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日本的神圣天职”，也是他来日本讲学的重要使命。记者马伯援1924年10月16日听辜演说内容大意为三：
一、 西洋人性恶，互相猜忌、攻伐，演成大战，为人类浩劫。
二、 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因物欲引诱，主张四海皆兄弟，世界大同，是谓王道。
三、 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不可再学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西。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战”中，辜死后，日本却又兴起一阵“辜鸿铭热”。《辜鸿铭论集》在日出版流布，他的前述某些言论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文化建设”的“有力根据”，受到“重视”，被断章摘句为其侵略扩张服务。
辜鸿铭曾对来华访问的英国文豪毛姆表白：“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没有皇帝可以把重权信托。”我以为，中国推翻封建制，没有皇帝了，时代不同了，世界进步了，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这对于辜鸿铭同样是“幸甚、幸甚”的。否则，辜鸿铭如果真的一朝权在手，把他的思想贯彻于政治行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封建帝制一旦复辟，压制中国百姓以日本人为榜样绝对忠君，那么，中国的革命党、激进派究竟要有多少人头落地，恐怕就真个难以估计和胜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