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扩大战争的同时，又积极策划侵占上海。8月9日，驻沪日军挑起战端，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军用机场挑衅，被中国士兵击毙。驻沪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日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拒绝后，即动员驻上海4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和“日侨义勇团”共万余人紧急备战。

　　至此，淞沪会战爆发。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日军装备优良，取正面强攻，屡遭挫败，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日军参战达9个师团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6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淞沪守军浴血奋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中的一个分支战事。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南部的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的西北角，地址为光复路117号。它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创建于1931年，它原是四间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所以称为“四行”。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谢晋元中校率领数百名士兵由1937年10月27日下午至10月31日抵抗了日本军队的进攻四天，掩护88师撤退到上海郊区。十余名士兵战死，三十余人负伤。四日后，由于国民党军已达到拖延日本军的目的，于是接受英国调解。10月31日凌晨二时，由宋子文电话转达蒋介石撤退的命令后，谢晋元和国民党士兵才撤退到英租界。在英租界，全体官兵被英国软禁长达四年。团长谢晋元于1941年4月24日，遇刺身亡。

    一方面，由于当时四行仓库临近南岸的公共租界，谢晋元的防守尽为当时逃避到租界的大量平民和外国人士所目睹，其中上海战时服务团的女童军杨惠敏在10月28日午夜冒险夜渡苏州河送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给守库士兵。

　　谢晋元进驻仓库当夜，曾有英国士兵询问驻兵有多少人，谢晋元为了壮大声势，回答八百人，遂造成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事迹。事实上只有四百多名士兵防守。

    现时四行仓库归属上海百联集团，仍然用作仓储用途。
　　
二， 杨养正、郭兴发和王文川是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幸存者

　　2007年“8?13”淞沪抗战70年，93岁的老兵杨养正、92岁的老兵郭兴发和90岁的老兵王文川是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三位幸存者。

　　非常难得的，两年前，《重庆晨报》的夏显虎记者、甘侠义记者曾经带我采访了老兵杨养正。那时，他92岁了。这次，在上海见到了92岁的老兵郭兴发。当时，我不知道北京还有淞沪抗战老兵幸存者。今年2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沈建中副馆长来北京，告诉我，他去了90岁王文川老兵的家，并给他颁发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荣誉馆员”的证书。

　　90岁的王文川老人的夫人于今年2月病逝，家属在收拾王夫人遗物的时候，翻查出王文川的70年前的一张照片。王文川当时身穿国民党军人军装，容光焕发。解放以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文化革命等等，王夫人担心王文川的历史出麻烦，所以，把王文川一身戎装的照片“齐脖子”下面剪了下去。这下，国民党军队领章、肩章都没有了！反革命的证据也就没有了。??这件事情，一转眼就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

　　等王文川子女拿着这张照片，才知道70年前的事情。

　　今年是淞沪抗战70周年，所以，子女才给淞沪抗战纪念馆打了电话。沈副馆长是中国国内众多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在其位、谋其政”的馆长；敬业！他第二天就赶到了北京。

　　??原因很简单，淞沪抗战纪念馆不但有重机枪手王文川的名字，还保留有他当年的照片！
　　
　　沈副馆长动员我尽快去王文川家采访。

　　沈建中副馆长的“逻辑”是独特的：

　　“从1931年‘9?18事变’至今76来，抗战历史的学术研究已经是透彻万分。时至今日，惟有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是研究的最后课题。如果还抱着老的研究题目，我抄抄你，你抄抄我，这样的研究成果，不知研究者自己脸红不红？”

　　沈副馆长还有其他看法一语中的：

　　“我们如果年年出版类似70年前定稿的淞沪会战、四行仓库的新书，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战争博物馆的责任除去展览旧的，还要挖掘新的，这样的历史才是连贯的。”

　　沈建中副馆长的“语录”还有其他：

　　“昨天，前人把历史留给今天的我们，我们应该把今天的历史留给明天的人们！”

　　汤明德馆长、沈建中副馆长还说：

　　“人证、物证、口述史，是战争博物馆巨鼎的三足。我们一个不少地要抓住它们！”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已经出版《口述淞沪抗战》一、二、三集。沈建中说，近几年，参加淞沪抗战的老兵都会相继谢世，因为，淞沪抗战是70多年前的战争。所以，采访散落在各地的淞沪抗战老兵迫在眉睫！估计《口述淞沪抗战》一套丛书会出版到八集，就会终止了。

　　我知道沈副馆长的弦外之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战争的警世恒言却不同。”

　　这次参加淞沪抗战、四行保卫战70年的老战士们在8月13日聚齐后，沈副馆长邀请上海电视台、文汇报、上海广播电台、上海宝山电视台的记者们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毫无疑问，这些资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将是最后的珍贵影视资料。这些影视资料的价值将在仅仅数年之后，就可以向公众显现其独有的珍贵性。

　　我很尊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各位领导。我认为，面对历史，他们问心无愧。

　　我认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应该表彰这样的战争博物馆。因为，爱国主义精神是需要一代一代的人们传承的；“精神食粮”是通过无数具体的、纷杂的、艰苦的群体劳动而完成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实施这些劳动；他们种下的果实，会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中开出新的花朵，结出实在的果实来！

　　“8?13”淞沪抗战70年纪念日前夕，我从北京陪同王文川一家登上前往上海的火车之前，曾经给在重庆的杨养正打电话。93岁的杨养正谈吐清晰，思维清澈。他说健康状况良好，希望参加纪念淞沪抗战70年的各种纪念活动。我说：

　　“我已经给一位抗日战争博物馆的馆长打了电话，我希望他去重庆拜访您老人家。他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有无数物证，就是缺少人证、口述历史！就是没有那位馆长和您杨养正老兵的一张合影照片！他能一掷千金买文物，为什么不能采访一下您，并且，把您今天的照片，和800壮士在孤军营的照片放在一起展览？四行仓库士兵的70年前后！不但是人类战争历史的奇观！而且，是人类战争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战争历史沧桑的缩影！”

　　93岁的杨养正说：“你和我说了几次了，我一直等着这位抗战博物馆的馆长呢。”

　　我这次在上海淞沪抗日战争纪念馆还目睹了92岁郭兴发、90岁王文川、103岁张葆琛，和90岁张启元见面的情景，这个场面真是令目睹者百感交集，令旁观者为之动容！

　　尤其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两位老战友郭兴发、王文川见面，更是举座震惊。

　　当时，所有的旁观者都是鸦雀无声。

　　只见他们二人双手紧握，半日无语，惟有千行泪！

三，在光荣和耻辱之间徘徊的人生

　　我是研究抗战史的人，我是中国当代抗战文学的作家，我是记录抗日战争历史巨著最后一页的人。如果，我说：“90岁的王文川是一个一生徘徊在光荣和耻辱之间的人”的话，您可能不信。总之，在实话的海中，您第一次听到以实话组成的惊涛骇浪的声响时，您可能还有些彷徨。我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可以证明我的论点；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后人的真实历史。祖祖辈辈，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在自己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汲取经验教训的。

　　王文川会背诵毛主席语录：“八百壮士、民族典范”。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说的。王文川是八百壮士之一，这应该很光荣吧？

　　王文川一生没有告诉子女自己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英雄。

　　王文川把在抗日军队的几乎所有信息都销毁了，这是耻辱？还是光荣？

　　王文川一生没有领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

　　王文川住在又黑又旧的房子里，所有家具都是半个世纪前的，除去电视。

　　王文川月收入900元，医药费可以报销80%。真是：贪官一席宴、文川一年粮。

　　王文川子女给相关单位打了无数电话，希望改善待遇。结果可想而知。

　　王文川在文革中不但自己受到冲击，而且，殃及子女的人生命运。

　　王文川及其家属这次去上海时，开始是打算自费的。这是光荣？还是耻辱？

　　王文川这次从上海回来，淞沪抗战馆和上海市民分别给他，及其家属，报销了全部车费和住宿费用。这是光荣？还是耻辱？

　　王文川70年前为上海作战，他和前市委书记陈良宇怎么比？那真是，天壤之别。

　　“8?13”淞沪抗战纪念日过去了，年逾九旬的王文川，除去在相关抗日战争的纪念日以外，再也不会有人能想起他来，他将在那间陈旧的屋子里默默地生活下去。直到自然消失。

　　你说他“耻辱”吧？他自己感到很是“光荣”。

　　你说他“光荣”吧？他自己又感到很是“耻辱”。

　　??现实就是这么矛盾！

　　而且，90岁的王文川自己不“蹦铛”，很可能就被淹没在“耻辱”的海里。

　　所以，他在七月，就给我来电话，希望在八月去上海。在“8?13”淞沪抗战70年的时候，他想去上海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想去参观分别70载的四行仓库。他说：“我在练习走路，我虽然瘫痪37年了，但是，在四行仓库，在谢晋元团长的雕塑前，我想站着敬礼！”

　　王文川是国民党的士兵，这是无疑的。国民党军人在中国已往的社会状态中，受到各种待遇也是历史在“那些阶段”的必然！??国民党因为腐败，被人民请出历史舞台！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年的纪念章只发到原国民党抗日军人的少将军衔的，这也是历史的史实。我这次陪同王文川参观四行仓库博物馆的时候，馆领导亲口告诉我：

　　“谢晋元的夫人原来也是倍受歧视的。谢晋元的儿子还是拉送煤车子的工人哪。”

　　??我将信将疑。我看见一件小事儿：有记者希望和他交换名片，他一脸的鄙夷。他哪里送过煤？送过煤的工人，一生都应该是伟大、谦和、友善、友好和善良的。

　　已往，就是已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8年了，多少风风雨雨！

　　??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8?13”淞沪抗战爆发70年！他王文川这次，如果自己不去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和四行仓库的话，这最后“光荣”的机会就会永远地失去了。

　　“8?13”，淞沪抗战70年的时候，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汤馆长、沈副馆长都是希望仅存人世的三位老兵光临淞沪抗战纪念馆的。但是，三位老人都90岁以上，谁能承担“发生意外”以后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及其“道德责任”？所以，需要一个现代抗战文学作家穿针引线、陪同前往。于是，我不但有幸目睹了四行仓库老兵王文川完成自己最后的人生夙愿，而且，亲眼见证了原国民党军人90岁的王文川，103岁的张葆琛，90岁的张启元，92岁的郭兴发老兵少有的人生光荣时刻！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四行仓库保卫战旧址现在的四行仓库，他们确实是光荣的；他们的面前有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有一群漂亮的女记者和帅气、高大的男记者。几乎是几个小时，记者都在采访他们；车轮战术、轮番轰炸。鲜花、掌声、微笑、赞扬、搀扶、尊敬、感叹、敬畏、叹息、关心、呼唤、赞美、美食、美酒，??完全是沉浸在美好的海里。

　　总之，腐败份子们天天过的生活，几个抗战老兵也尝了几天！
　

　　我是一直希望英雄是永远光荣的。

　　虽然如今的社会是“各领风骚”两三天的时代。

　　我现在也这么认为：即使光荣几天也不错。也是时代的进步。

　　我甚至希望中国人向美国人学习，他们的南北战争以后，一方的耻辱并没有延续。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很多国家的元首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善待为国作战的老军人。我还没有听到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战役、和伦敦保卫战的军人们有待遇不同的报道。

　　我从1991年在日本采访原侵华日军老兵。

　　我一直研究原侵华日军的战斗力（在侵华战争初期）为什么比中国军队强。

　　我一直研究区区不到200万日军，居然占领我半壁江山、奴役我数亿同胞！

　　我一直研究侵华日军怎么占领了我们中国15年？从1931年到1945年。
　　
　　四，淞沪抗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机枪手王文川在上海的浮光掠影
　　

　　上海的欢迎仪式非常实惠，人虽少，意更浓。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副馆长沈建中和王文川握手，代表政府、代表历史的瞬间。上海小学生乐队三人演奏了管弦乐《思乡曲》，代表上海人民对为保卫上海流血、牺牲军人们的思念和尊敬。上海教师二人，打出横幅“欢迎抗战老兵回家”，让王文川老人看了老泪纵横。上海记者去了数人，有上海电视台、上海宝山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汇报等媒体。

　　王文川自然很激动，一早就穿戴整齐，下楼等候。

　　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到四行仓库需要一小时。抗战馆朱师傅开车。

　　我在北京就采访过王文川，一路上再和他聊聊。

　　70年前，因为他们是夜里进驻四行仓库，所以，王文川对四行仓库的外景及其周边印象不深。70年后，他也很想再看看完整的四行仓库。

　　王文川，安徽寿县人，因为家庭贫困于1933年参军。根据王文川的说法，原来没有文化，大字不认识一筐。参了军，才有了衣服穿，有了饭吃。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八百壮士去了孤军营。在那里四年，由于上海人民、及其各界人士的关照，王文川和其他士兵一样，学习到了不少文化知识。王文川至今会吹口琴，至今十分爱干净、利落，这些都是上海公众带给他的好习惯。

　　我问王文川为什么让他当机枪手？王文川说自己一米八，个子大。

　　我问王文川，你刚参军时，个子高吗？王说，个子矮，那时，部队在无锡。

　　我说，是吃军队的饭，让你长高的了？王文川笑了，算是认可。

　　我问，您什么时候知道“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在日本魔掌下的？

　　王文川说，我在军队里知道的。那时的军队虽然分成地方军、中央军，但是，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的军官在演讲的时候谈到“9?18事变”和东北沦陷时，声泪俱下；我们士兵更是摩拳擦掌，希望上前线，与侵华日军血肉相拼，为国效力。我所在的军队，全部是德国装备，甚至钢盔、腰带都是德国的。我使用的马克沁重机关枪也是德国制造的。我们都希望早上前线！和猖獗的日军干！

　　“我是88师262团524师1营4连的重机枪手。”王文川开始回忆：“88师、87师的司令长官是张治中将军，他是上海、南京警备司令部的长官。”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之前，我们88师从无锡被紧急调往上海，坐了好几个钟头的闷罐子车，后来在宝山路八字桥一带和日军正面展开作战。”王文川沉思后说：“八字桥的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88师装备精良，但是，比日本鬼子还是差。人家有坦克、装甲车、飞机轰炸。重炮，远有山炮，近有掷弹筒。我们88师从八字桥开始，且战且退，伤亡很大。”

　　10月25日，上海大厂阵地被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退守沪西，许多人建议有秩序地退守经营了数年的永久防御阵地，但是，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为由，要求撤退下来的军队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令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88师师长孙元良接到命令后，命令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由中校团副谢晋元指挥，一个机枪连，3个步兵连，共452人留下坚决守卫四行仓库。

　　26日深夜，王文川所在的部队进驻四行仓库，在谢晋元团长的指挥下，紧急构筑工事。王文川回忆，弹药充足，可以打两个星期以上。仓库里都是粮食，就用粮食麻袋把所有的窗子堵上，只留有向外发射的射击口。王文川回忆，我们一个班，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守卫在一楼。我们的对面是上海的虹口方向，虹口是军事要地，日军已经占领了虹口地区，他们正在向上海市内推进。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仓库大楼六层高，当时在上海也是高大的建筑。四行仓库墙体厚实，楼层高大，像一座巨大的堡垒屹立在上海苏州河畔。由于四行仓库的西南和北面已经被日军占领，东南和南面是外国租界，使上海光复路上的四行仓库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谢晋元领导的452名官兵，就成了孤岛中的孤军。

　　王文川补充说：我们还炸毁日军坦克3辆，重创一辆！

　　王文川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在轮椅上。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出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有后门，打开后门后，大家齐心协力把王文川连车带人抬上去。

　　今天的四行仓库和70年前一样很气派。

　　四行仓库紧邻马路，停车后，大家又把王文川抬进四行仓库的大门。

　　进了四行仓库大门，有谢晋元的雕塑像。王文川老人和其他抗战老兵给谢晋元的雕像敬礼，他还站立着抚摩雕像失声痛哭。

　　很多上海市民路过四行仓库，他们都停下来，默默地驻足观望。

　　我问了五位路过的上海市民：“是否知道四行仓库保卫战？”他们都点头称是。

　　四行仓库是1930年建立的，现在里面安装有电梯。我们先到5层，只见里面装修的非常华丽。王文川问工作人员，知道从前的样子吗？工作人员都说当然知道。

　　四行仓库每一层的层距有9米高，单说层高，装修之后就可以富丽堂皇。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展览在6层，展室里面所有的照片，应该对王文川来说都不陌生。

　　这个展览分成四个部分：“一，淞沪抗战?喋血浦江。二，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三，孤军生涯?英勇悲壮。四，英明不朽?精神永存。”

　　根据四行仓库保卫战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来“参观过”的、也是“最后一个来参观”这个展览馆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亲历者”，只有90岁的老兵王文川。所以，王文川自然应该是焦点人物。

　　王文川说：战斗一打响，我就没有打算活着。

　　谢团长说了，人在阵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坟墓。

　　谢团长代表我们立了遗嘱，由四位连长亲自传达到每一个战斗岗位。我们的连长叫雷雄，是上尉军衔。他爬到我们机枪阵地给我们念谢团长的手令：

　　“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我的装弹手姓刘，河南人。他中弹后歪在那里。我叫：“老刘！老刘！”没有反应。我一看，老刘的脑子都打出来了。

　　我们饿了，就吃眼前麻袋里的生粮食，渴了，就喝中机枪里的冷却水。

　　被打死的战友就直接搁在掩体上，掩护活着的人。

　　日军的平射炮是一秒钟发射一发，我们机枪阵地前前后后爆炸成一片。

　　鬼子是集团冲锋，我的机枪里喷发的都是中国人复仇的烈火！

　　“??来吧！小鬼子！”王文川双手做出握重机枪枪把射击的姿势，喊道。
　　
　　在四行仓库保卫战展览馆，王文川还闹起了小孩子脾气。

　　他非说当年苏州河里没有水，都是稀泥。“上海战时服务团的女童军杨惠敏怎么可能游泳过来？”他气愤地指责：“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弄虚作假。”

　　大家需要他在70年前，他在孤军营里吹口琴的照片前，拍摄他70年后吹奏口琴的电视片，还要录音、拍照片，他坚决不合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肖宇记者是非常敬业的人，她始终手持麦克风录制王文川吹奏口琴的声音，可是，王文川就是不答应配合。

　　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宝山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很辛苦，摄像机很重，一扛半天，老人由于生气不配合，大家也没有办法。只好先把沉重的摄像机放下。

　　六，不幸的人生经历像阴云一样笼罩在王文川的心头
　　
　　王文川活到90岁还思维清澈，我认为这是“老天爷”善待王文川的具体表现。

　　但是，王文川的一生并没有因为他是抗战英雄而一帆风顺。

　　他的一生都应该是坎坷、多灾多难和清贫的。

　　让我们还从四行仓库保卫战说起。

　　1937年10月，王文川所在的72军88师524团在团副谢晋元的指挥下，452名官兵进驻上海最后的阵地四行仓库誓死固守，浴血奋战4昼夜，牺牲14人，给日军以重创！

　　而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则在中国军民拼死抵抗之下，令日军伤亡9万多人，损失飞机200多架，舰船20余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白日梦宣告破灭，“8?13”淞沪抗战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两国军队开始大规模会战的转折点。

　　重机枪手王文川正是千千万万为国流血牺牲军人中的一个。

　　王文川回忆：距离四行仓库不远的租界内，有两个巨大的储气罐，日军在无法战胜孤军的情况下恼羞成怒，威胁租界当局：“如果不采取行动逼走孤军，将不顾租界安危，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英军当时答应“负责掩护孤军撤退”，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国民党政府还派人劝说孤军配合英军。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开始撤退。可是，日军想把孤军置于死地，在越过敌人封锁线时，部队遭到猛烈扫射，5名战士牺牲，20多名官兵负伤。当孤军全部撤入中国银行仓库时，租界当局又以日方干涉为由，要求孤军缴出武器，遭到了官兵拒绝。在相持了两个小时后，终由谢晋元下令把武器交英军代管，全营官兵进入公共租界。王文川说，当时大家都含泪撤离，“本来打算把命交代在四行仓库的，走出四行仓库，我非常懊丧，枪也被万国商团收缴了，军人没有了枪等于没有了生命。”

　　沮丧，并不是王文川一个人的；所有这个人都感到了中国危亡的重压。

　　王文川回忆：“从公共租界，我们坐汽车被运到胶州路外孤军营。当时，马路两边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喊口号，我们也很激动。”

　　我问：“侵华日军允许上海的老百姓欢呼吗？”

　　王文川说：“上海当时还是军队之间的战事，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奴役还没有开始。”

　　我对王文川说，我在北京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在上海的公共汽车上，几乎没有人给老弱病残让座的。”

　　王文川急忙纠正我的话，他说：“淞沪抗战时，上海老百姓对我们进行了大量无私的援助，许多人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在外国租界的孤军营生活的四年，有无数上海市民不顾日军、汉奸的威胁去看望我们。我的文化知识，我的口琴演奏都是在那里学习的。……上海，应该是我的故乡，我对上海充满无限眷恋的亲情。”

　　王文川回忆：1938年，8月。为纪念中国军队在淞沪抗击日寇一周年，谢晋元团长领着全团官兵做升国旗仪式，可是，租界的白俄军人担心日军报复，就阻止孤军在日军占领的上海升中国国旗。在和白俄军人的冲突中，有四名中国军人牺牲，有多人受伤。王文川本人也受了伤，他说：白俄军人使用棍棒殴打我们。

　　……国破家亡，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尊严。

　　“……所以，我现在一看见电视里有升国旗的场面，我就百感交集，我就情不自禁地举起右手敬礼。”王文川对我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王文川忘不了谢晋元被害的情景：早晨出操，有四个人来晚了，谢晋元训斥他们，这四个人突然掏出匕首，一起朝谢团长刺去。谢团长一声没有吭就倒在血泊里。王文川说：这四个战友，本来，抗击日寇本是光荣一生。可是，他们被汪精卫收买犯下罪行，就成了千古罪人。他们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啊！今天，如果他们还活着，就不敢走出来！

　　王文川说，在孤军营，谢团长一直对他好，还给他一架照相机。“谢团长像父母一样好。”他一边说，一边抽泣。

　　王文川向上海《文汇报》记者李杨回忆：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全部押走。被困了四年的孤军全部成了日本军队的战俘。不久，日军将孤军分别押解到孝陵卫、杭州等地做苦工。王文川则被送到安徽芜湖裕溪装卸煤炭。

　　“日本人看着我们抬煤。鬼子挖中国的煤，挖足了1000吨就用大船装走运到日本。我们就不好好干，反抗、逃跑。”在老人的记忆中，除了谢团长和送弹手老刘永志难忘，还有一位，就是裕溪口当地的一个农民。王文川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有一天，这个老乡偷偷问王文川：“老王你想回家吗？”“想啊！”老乡告诉他，晚上藏到他家茅草屋的顶棚上，趁日本人不备就逃跑。晚上，王文川照这个老乡的话去做，日本人收工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个人，于是用刺刀向顶棚上凶狠地乱刺一阵，差一点刺到躲藏在里面的王文川。终于，趁鬼子不备，王文川撒开双腿跑了出来。“如果日本人查出来，这老乡全家人就没命了！他用他的一家三口人的性命，保护了我的逃亡。”这救命之恩让王文川永生难忘，“可是后来我再也没机会报答那个老乡了。”

　　从芜湖逃出来，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到达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路上的老百姓、农民都很同情我，给我饭吃。”王文川说，要饭也必须看清楚人，如果遇到汉奸，就会再次把他抓走。

　　在投奔重庆散兵收容所的几个月后，王文川被调到北京国民党陆军总院做了一名军需官。解放以后，陆军总院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总院，原国民党在职人员一律就地遣散、自己重新寻找工作。王文川留在北京，成了机械厂的一名工人。解放以后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文化大革命运动，王文川的日子都不好过。

    1970年，王文川终于瘫痪在床了。37年来，王文川不能自主站立。除去他自爱的心之外，在外形上，他已经完全不像“要颠覆无产阶级江山、复辟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走向民主、自律、科学、和谐的社会。王文川头上的帽子逐渐消失了，但是，他的忧伤还像乌云一样一直压在心头。

　　我采访王文川不少次，每一次，这个耄耋老人都伤心地哭。

　　在四行仓库，他更是失声痛哭。

　　在谢晋元的墓前，他居然失声大哭了起来。

　　我想，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吧？

　　他在哭自己不幸、艰辛、坎坷的一生啊！

　　他在哭一个时代中，被忽视的一个英雄团体！

　　他在哭，他们，为祖国流下的鲜血、为中华民族倒下的无数身躯！

　　我采访90岁的王文川，他一直是在哭的，我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多半是哭。

　　我问王文川：“你多数时候在哭，为什么呢？你难道为你贫困的现况难过、失望？”

　　我的问题也许弹拨到王文川心灵痛处的弦，他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边说：

　　“……70年了，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毕竟被打倒了！我们中国人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的待遇，与在70年前为国牺牲的战友们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也看见有笑的，是贪官污吏的笑。

　　他们赌博、他们弄虚作假、他们吃空饷、他们把国家的汽车便宜地卖给自己、再把它卖出去。日本的小泉、德国总理、挪威首相、美国总统，他们下班都是开自己汽车回家的！可是，腐败的小干部们！30多岁就完成了终生制！他们永远开着公车回家！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已经在局部范围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监督！”

　　我看见他们得意的笑脸。是发自内心的笑。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我看见王文川之流的哭。是发自内心世界的悲哀，无助的伤悲。

七，只有王文川戴瑞士手表吹奏上海口琴

　　“8?13”淞沪抗战爆发70年的纪念日里，以日本退休教师松冈环为领队的日本《铭心会》一行30余人，在淞沪抗战纪念馆会议室里，和70年前参加淞沪抗战的老战士，92岁四行仓库保卫战机枪手郭兴发、90岁四行仓库保卫战机枪手王文川、103岁的94军军长张葆琛，和90岁淞沪抗战参加士兵张启元见面。

　　日本《铭心会》的“铭心”，取自中文“刻骨铭心”的汉字，其含义是，对于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要刻骨铭心地牢牢记住的意思。

　　我和松冈环先生交换了名片，她马上说：我知道你，你的代表作是《我认识的鬼子兵》。我说，我也知道你，中国的报纸经常刊登你的消息。中国和日本国之间要友好，中国和日本之间还需要桥梁，要加深了解，你就是桥梁啊！

　　松冈环先生带了一批日本大学生和日本市民来中国访问，松冈环先生讲话，她说：“我们需要知道真实的历史。中国领导人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知道真实的历史，才能为两国的友好做贡献。”

　　在见面会上，有位上海87岁的老人讲述了淞沪抗战时，日本军队登陆上海沿途烧杀的情景。这位老人的全家都被日军杀害了，他本人躲藏在水塘边的杂草中，才躲过一劫。

　　听讲的日本大学生都认真做笔记，一派虔诚了解历史实情的表情。

　　我和一位大学五年级的男学生聊了起来，他告诉我，日本的《铭心会》有很多成员，他们诚心诚意了解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希望日中友好，期盼日本正视历史。

　　有五名上海学生新闻学校的学生采访松冈环先生，我担当翻译。其中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看今后的日中关系？”

　　松冈环老师说：“我们作为一般的市民，不能像政治家一样左右政局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促进日本和中国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在淞沪抗战纪念馆的会议室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上海电视记者、广播电台记者、上海报纸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上海的学生记者和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铭心会》一行几十人，他（她）们大家全部使用日本国生产的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等电子产品。只有90岁的淞沪抗战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战士王文川一人，戴瑞士生产的手表，吹奏上海生产的口琴。
　　
　　2007年8月26日星期日初稿   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