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抗战遗址遭损论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牺牲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中国的抗日战场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辟最早、结束最晚的战场，是亚洲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战场，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抗战遗址。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不少专家向媒体发表谈话：抗战遗址中，大多属于日军侵略行为和野蛮暴行的见证。有的日久失修或多或少露出凋敝之态，有的遗址遭拆迁或挤占命运，呼吁尽快加以修缮和保护。每当在网上有抗战遗址告急的报道时，就出现许多帖子：“消磨过去等于背叛历史！”“淡化耻辱就是泯灭人性！”“忘记过去的苦难必然招致未来的灾祸！”“让抗日遗址享受应有待遇！”……
这是网民的呼声，也是专家的心愿。
731遗址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它不同于广岛原爆遗址，而且要比一个种族灭绝另一个种族的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性质更为凶残，因为731部队的罪行是以整个人类的未来为代价的。奥斯维辛遗址及广岛原爆遗址已经分别在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９６年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接下来，731遗址申报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731研究所所长金成民对731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目标是充满信心、坚定不移的。他说， 731遗址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应该真正成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世界反法西斯教育阵地。在取得了大量、鲜活的人证和物证之后，要保护好原址原貌，这是关键。遗址区内不过多绿化，更不彩化，遗址将给参观者真实的感觉，体现苍凉、凄惨的沉重氛围。
辽宁境内３４处“万人坑”遗址，这是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见证，不能让其“自生自灭”，应该分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遗址内有价值的史料应该抢救性地制作一些图片、光盘，珍贵遗骨可转移陈列，都纳入到这若干处重点遗址保护。据报道，有关部门曾拨款用于馆舍防漏和排水，但遗骨防腐因没有资金始终没做。
山西省左权县在抗日战争时期谱写了光辉篇章。麻田镇更是有口皆碑，1937年11月，它成为华北第一个抗日根据地，随之，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150余个党、政、军首脑机关进驻麻田镇一带。这个太行小镇，被誉为“小延安”。 如今，在麻田镇及桐峪乡的40余个村庄都分布着这样的革命遗迹。据人民网报道，许多遗址因年久失修，墙倒屋塌，如不及时加以抢救性保护，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上午，中国战区侵华日军签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建筑，可大礼堂垂垂老矣，目前尚未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因而不在文物法的保护范围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刘先觉教授认为，这在政治、历史、建筑艺术诸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应属国宝级文物。据悉，目前正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1937年“八百壮士”在那里坚守的事迹早就写进了中学的历史课本。这不只是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精神，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人类在战胜邪恶与残酷之中所表现的义烈刚勇、威武不屈的精神，应该努力传扬。但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家具展示城，只有六层的一小部分是用来纪念抗战历史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向《国际先驱导报》提到了上海的四行仓库遭到挤占的状态。他说，这是极其让人痛心的事情。
所以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情况，主要是对抗日战争遗址的保存上有种种认识差异或是糊涂观念。
其一，“时短非文物”论。有的认为，古代的东西才是文物。言下之意，就是说，抗日战争遗址因为离现在时间比较近，不算文物了，因而价值就相对低了。其实不然。文物的价值不能以时间的长短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意义来认定，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抗战遗址和文物的意义相比较应该更大而不是更小。中国文物学会会长、著名的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对此作了评论，他说，文物的价值大小不在于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可以代表和反映这个时期的的历史。有的人一提到文物，就想到古代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反应。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遗址离现在时间不太久，可联合国把它列为“警世性世界文化遗产”，把它用来反省战争，更好地走向未来，认为此举“永久地长期保留它们是当代人的责任，因为它们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此言甚是。
奥斯威辛集中营位于波兰南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在1940年至1945年间，约有400万人在这里惨遭杀害，为使后人永世不忘这一段血腥的历史，并使其永不再现，1947年7月2日，波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将把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珍贵的历史见证，把奥斯威辛集中营改为殉难者纪念馆。但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波兰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这座集中营缺乏精心的保护和修缮。几十年来，集中营的营房由于长期日晒雨淋，房梁已经枯朽不堪，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波兰政府费了巨资对其进行必要的修缮了。如今，这座昔日的死亡营垒保存完好，高高的电网依然环绕四周，黑漆漆的了望岗楼到处林立，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步入集中营内，可以看到一排排阴暗的牢房，高耸的绞刑架，巨大的焚尸炉，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
其二，“耻辱不值保留”论。有的认为，尽是遭受欺压迫害的东西，这是一种耻辱，不值得保留，保留它，是民族的耻辱。此话不对。民族的历史发展需要记录，一种是记录光荣的，一种是记录耻辱的，这两种记录都可以激励民族发奋图强。奥斯威辛集中营曾有“弃”与“留”的激烈争论。当遗址的房屋破损不堪，已成危楼快要坍塌之时，就冒出一种说法：任其自生自灭吧！这里是耻辱之地，是被诅咒之处，用不着修缮。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佩尔特就是持这种看法，他认为，对于这个臭名昭著的二战遗址，最好的管理办法就是不去管它，因为“你无法想像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它超越了我们的想像力。就像犹太人说的那样，它是'被诅咒的地方'，人们看了心里会很不舒服，那就让它尘封在历史回忆中吧，没有必要在现实中把它保留下来。如果有一天，它自己倒塌了，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你想了解这段历史，就去阅读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吧。”此种言论顷刻遭到众人批驳。最后还是修缮如故。苏智良认为，所有抗日战争的文物都承载着民族沉重的历史，应该受到保护。如731部队的遗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等对国人是警醒，对日本人更是。
其三，“待经济发展再说”论。有的认为，待经济发展，有钱了再说。此话也不妥，这方面，过去，考虑不够，没有及时加以保留。现在重视加以维护修缮虽是晚了些，但还来得及。抗日战争胜利已过去６０年了，随着时间的洗炼，大部分亲历者已经离世了，如今剩下的抗战时期的遗民，也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许多悲惨壮烈的事迹已无人知晓，若不抓紧抢救整理，就会湮没不传。正由于此，苏智良等《去大后方》摄制组和编写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采访了一百多位遗民故老，此为智为义举，实为可敬可彰！资金也是实际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困了手脚，贻误大事，可量力而行，分期进行。政府拨款、民间集资相结合，大小遗址相兼顾。有些专家建议，考虑到抗战文物和遗址比较分散的特点，可以就地先保护起来，不一定要集中入馆。他们认为，一味建设抗战博物馆、纪念馆投资大，效果也不一定就好，应该考虑到受众的便利，集中化展览不一定方便，再加上门票，很多人的兴趣会大打折扣。于是建议“就地而设”，让这些展品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让普通百姓更容易看到，这也是把爱国主义教育普遍、日常化的好方法。同时这样也节省费用。再说有些东西是不能从纯经济的角度来对待的，但抗战时期的文物的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开发其旅游价值等；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孟国祥教授还特别指出，这也是开放的中国向世界展示的窗口，比如南京航空烈士陵园，就向人们勾勒出一幅中外人民联合抗日的画面；还有一些文物是国民政府时期所建立的，对它们的保护也体现了对民族的认同，从而也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四，“服从城建规划”论。有的说，此地已列为城市建设或其他工程规划了，非拆非铲不可。此论对抗日遗址的破坏特别大。对于北大营最后的遗址被铲平，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林治波向媒体表达了他的惋惜：沈阳北大营遗址，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证据，又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第一枪，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遗址。沈阳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很多人对沈阳的记忆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城市的特殊标记如果被毁掉，确实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林治波还说，一个城市不应尽是高楼大厦、立交桥……“千市一面”，应该有历史纵深，否则就会显得肤浅。在遵循法律规范的同时，城市开发应该有人文精神作为指导，建出城市的文化个性。用抗战文物资源为城市注入个性不失为保护抗战文物的一种良策。近来有识之士在议论“该如何建设城市”，我想，在安排城市建设的同时应该规划文明建设，发扬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首项。遗址、图片、实物，具有极强的教育效果，这一点，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还不如人家。731罪证陈列馆馆长王鹏参观波兰奥斯威辛博物馆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到奥斯威辛接受历史教育，在波兰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经常化，“相比之下，我们在利用遗迹、罪证进行历史教育的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抗日遗址目前处于尴尬境地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例被舆论发现和披露，专家也在讨论给这些遗址恢复其应有名分和地位的方案。不少媒体正在各自的阵地上征集抗战文物或是刊发抗战历史回忆文章，此举，是保护抗日遗址的延伸，是一项抢救性的行动，功德无量，值得提倡。（郭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