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背景

1937年12月16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对日军来说，攻占南京是取得了胜利；但如果以道德的标准来评价的话，那么，日军则是失败者，而且国家名誉扫地。这件事，将来不仅会长期妨碍与中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也会永远地失去现在居住在南京的人们的尊敬。当前在南京发生的一切，必须要使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个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的李秀英，当时怀孕七个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在大屠杀期间，妇女是最大的受害者，她们面临着比屠杀更为悲惨的命运??被强奸。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妇女们为了免受凌辱，用尽一切办法伪装自己??用锅灰、泥巴抹脸，整天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许多人剪掉头发，甚至剃了光头，很多人穿上老太婆的衣服，装扮成老太婆的模样。

在灭绝人性的屠杀者面前，李秀英挺身而出，直面反抗，她被日本兵刺了37刀，痛失了一个即将降生的孩子。手无缚鸡之力手无寸铁的妇女，她们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尊严，都把自己的脸抹上灰。爱美的女人纷纷自毁其容，以免受兽性的淫威。这时，至高无上的生命已被日本鬼子剥夺得毫无尊严。

让我们看一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中几位女性幸存者是怎么说的。

幸存者李秀清回忆说：“一天，我正在做饭，不想来了几十个日军，这时他们发现我的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妻，就没命地追了上来。这位妇女为了不受侮辱竭尽全力与日军博斗，他的丈夫在旁边苦苦哀求，但在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面前哀求又有什么用呢？丈夫绝望地向屋里的妻子喊道：“算了，随他们吧，保住自己的命要紧。”就这样，这个年轻妇女被日军轮奸了。”

幸存者史慧芝回忆说：“我们妇女那时都披头散发，脸上抹着黑黑的油锅灰，穿着老太太的衣服，以免日军的注意。那时，我有个姨娘乔刘氏，当时四十岁，也在难民区住，被日军抓去奸污了。过了一夜回来后，整整哭了一天，晚上便上吊而死。”

广大女性成了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品，南京市民成了屠刀的血刃者，人类的公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郭沫若为田伯烈所编著的《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所作的序中写道：“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酿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放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掳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唐时代，日本的俗习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民众。直到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到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超野蛮人??日本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富贵资料的国际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高呼：“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终相信着，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李秀英出院

春节，这个老百姓心中万家团圆、充满新希望的节日。但，将要来临的1938年的春节，大地一片萧瑟，人们的心灵被战争蒙上了阴影。那些勉强走过鬼门关存活下来的人，陷入了对已亡亲人无限的怀念中，谁也没有心思操办过年。

随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李秀英也越来越觉得凄凉。每年的这个时候，身为家庭主妇的她都要提前准备年货，一家人和和乐乐地过个团圆年、快乐节。可是今年，一家几口人各分东西，杳无音讯，生死未卜。

在医院里，李秀英看到很多伤员，他们都是平民百姓。看到他们痛苦的神情，她常常暗自垂泪。她也非常想出去走走，透透气，这样也有利于自己身体的恢复。她太想恢复身体了，如今什么事情都要别人帮忙，她不习惯。她不是一个愿意麻烦别人的人。

但，李秀英不能出去！她怕吓到别人。伤口虽然一天天见好，但脸依然肿得很大，整个面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颇像京剧脸谱。她的头发也乱七八糟。原来，李秀英住院后，血块已经将头发凝固起来，护士便替她剪掉了部分头发。但因时间太长，太过坚硬，头发被剪得七零八落，看上去就像怒发冲冠，让人不忍目睹。

那一天，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李秀英慢慢地从抽屉里掏出镜子。好久没用了，镜面上蒙了一层细细的尘土。以前，她是不敢照镜子的，但今天，她想梳梳洗洗，到外面透透气。管它什么容貌被毁，她顾不了那么多了，她只知道自己太需要新鲜的空气了。

尽管她有不顾一切想走出去的勇气，可镜子拿在手里，她还是忐忑不安地、慢慢地将镜子移到眼前。镜中的她出现了。瞬间，她像被什么东西猛烈地击中一般，呆滞了。她紧紧地咬着牙，浑身不由自主地哆嗦着，颤抖的手怎么也攥不住这面小镜。它掉在地上，被摔得粉碎。破碎的镜片将一缕缕阳光揽到她的脸上，忽明忽暗，摇摇晃晃……从此，她就很少照镜子了。

容貌的毁坏，让她不愿意见人，不愿意抛头露面。就如陆玲所说，如果母亲没有遇到南京大屠杀，以她要强的性格做什么都不会甘于人后。但这以后，她就没有精力和体力去跟别人争了。

她不但不去跟别人去争，她还自卑。即使到晚年，面部的伤恢复得好看许多，基本恢复了往昔的风采，她依然在封闭着自己。

可以说，这种肉体的伤害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影响了她的一生。

躺在病床上，李秀英经常会想一些事。但她还是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她知道自己被日本兵刺了37刀都没有死，如今被医生缝合好伤口休养，更不能轻易放弃生命，舍弃希望。

但有时候，她总是有些低沉，她是一个女人，她需要依靠，需要照顾，需要有人说说话。她盼着丈夫快快回家，她们在一起过日子，她还要生儿育女，还要尽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可她又怕丈夫不期而至，如果丈夫看到她这个样子，会是怎样的伤心欲绝！

春节前夕，当医生告诉她，伤口炎症已消，对生命构不成威胁时，她喜极而泣。她又赢得了生命！

李秀英的身体虽然已经脱离危险期，但还没有痊愈。农历年三十，这是一个阴森的除夕夜。平时在医院里每天只有两回粥吃，但那天的伙食比平时好一些。李秀英只吃了一点，甚至比平时吃的还要少。

她有心事啊！

她整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后来她索性穿上衣服坐在床上，看着窗外，月冷清，人凄凉，感觉一股冷嗖嗖的风从地下窜出来，直达心底。突然，她感到眼前突然一阵发白。这是怎么了？李秀英不由得一惊，用力地揉了揉眼睛，还是一片白。

李秀英拉开窗子，伸出手去，一片片落在手上，冷丝丝的。她差点惊喜地叫起来：下雪了！1938年的春节竟然下雪了！

古语道：瑞雪兆丰年。但这个年头，李秀英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刚刚稍有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

医院里住满了病人，床位十分紧张，医生要求李秀英出院。李秀英心情抑郁地吃完午饭，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走向哪里。她半躺在床上，双手撑在脑后，望着天花板发呆。

中午过后，李秀英惊讶地发现，马吉牧师居然亲自驱车来医院接她。马吉牧师操着并不流利的汉语问，你家里还有人吗？李秀英无限感伤地说，我没有家了。珠江路的房子被日本兵烧了，父亲也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了。

李秀英悲哀地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马吉牧师同情她的处境，决定带她渡过难关。出院后，马吉带李秀英来到珞珈路25号的一所楼房里，这里的房主是丹麦的石油商，现在成了临时避难所。日本兵进攻南京后，他们外出避难未归。1938年4月份，房主回来了，李秀英他们如果再住在这里，显然已不合时宜，他们搬了出去。

他们转移到位于北京西路的一个教堂里。教堂是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楼，空间宽阔。这里唯一的也是不能容忍的缺点就是经常有日本兵出没，他们来是为了抓女人。马吉牧师感到处境十分危险，便经常睡在教堂门口，应对日本兵。可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令他伤透脑筋，措手不及。而那之前的2月份，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被迫解散，5月21日，南京安全区正式关闭。面对这样的局面，马吉牧师决定带李秀英离开这个地方。

几经周折，马吉帮助李秀英住到了鼓楼医院的职工宿舍，一直到1938年8月，陆浩然回到南京接她。

晚年，李秀英回忆往事的时候经常念叨着马吉牧师的好，她说如果没有马吉牧师，她的命运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她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感谢他，如果有一天他的后人来到中国，她一定当面好好谢谢他的救命之恩。

天随人愿。2002年10月2日，让李秀英高兴的是，马吉牧师的儿子大卫?马吉来到南京，他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捐赠了当年父亲用的"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就是它，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和当时南京人民的悲惨状况。马吉牧师当年把影片中的许多画面在美国《生活》周刊上公开披露，并拒绝了当时有人以1万美金收购其影片的要求。1946年，约翰?马吉携带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作证。

大卫?马吉长得酷似他的父亲，看到他，仿佛又看到那位热心肠、性情耿直的老马吉。李秀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到老马吉对她的救命之恩，泪水一次次流下来。大恩不言谢。朴实的李秀英一次次地用泪水用对往事清晰的记忆表达着她对老马吉的感激……

1938年8月，李秀英夫妻两人再次团聚，他们恩爱的生活开始了。不同的是，分别时是三个人，再次团聚，却成了两个人！

第三章

提到王火这个名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他在简介中是这样写的：本名王洪博，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留校任助教。1949年为中华全国文协上海分会会员，任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干部，1950年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及《工人》半月刊，任副总编辑。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后在山东做过十几年首属重点中学和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曾任山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及山东省作协常务理事，1983年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任四川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为第一任书记兼总编辑。王火曾因救一跌入深沟的小女孩，伤头部，左眼失明，于1987年离休。王火作品六百万字，出书三十余本，代表作《战争和人》。

1997年，我就读过他的三部曲《战争与人》，其部分创作背景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书中许多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作者塑造了一位宁死不屈的妇女庄嫂。我对这位妇女始终是充满敬意的。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年代，多少比她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尚且苟活着，而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能在日军面前坚决地维护自尊，让人怎能不肃然起敬！

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更想不到，有一天会与这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王火认识和交往。

2005年11月份，我在创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南京日报》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生病住院的消息，经本报连续报道后，引起了58年前第一个在法庭上采访李秀英的原《时事新报》记者王火的关注。报道称1947年2月，王火奉命前往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采访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那天，他见到了李秀英。知道李秀英生病后，王火托自己在民革南京市委工作的侄子王仲山前去看望。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虽已隔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仍然令我兴奋不已。那个普通的下午，也因为这个信息而显得与众不同了。

我按图索骥，通过王仲山先生知道了王火的电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了电话，是王老的夫人凌起凤先生接听的。她告诉我，王老不在家，去参加巴金先生的追悼会去了。于是我将自己的意思向凌老进行了表述，随后去信详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我在信中告诉王老，如果可能，我想亲赴成都进行采访。

很快，王老回信了。他在来信中说，他因年岁已大，现已拒绝了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文革时期，他在山东临沂任中学校长时，全家被抄，很多资料都毁于一旦，李秀英的资料和图片也都全部被毁。之后，他还寄过一份他写过的回忆李秀英的文章《宁死不屈的“圣女??悼南京大屠杀中反抗日军暴行的李秀英”》和一本《人世绘》，里面有当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文章。

王老说，有关当年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成都之行，路途遥远，两地之间交通不便，最好不要前往，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采访。于是我将采访提纲寄到王老府上。

信寄走的那段时间，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王火、李秀英、我，三个互不相干的人，尘世间走一遭，只是在自己的轨迹中行走，不可能认识和交往。如今，因为历史，我们走到了一起。我觉得王老不仅是我的文学前辈，而且他对待历史的态度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结合自身经历书写历史，让那段历史变得更加饱满和丰富。我，作为一名年轻人，同样应该忠于历史，记录历史，通过历史给别人以启迪。虽然李秀英老人已经不在人世，可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一言一行，仍时常在我的脑海浮现。她如此不知疲倦地向世人陈述自己的经历，不也是为了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抨击日本右翼分子，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要珍惜和平吗？！

2005年12月17日，我拨通了王老府上的电话。王老爽快地说：“我根据自己采访这个事情的过程讲给你听。”

1947年，王火是重庆《时事新报》驻上海、南京特派员，台湾《新生报》驻上海、南京特派员，上海《现实》杂志的记者。他一个人同时拥有三重身份。王公亮是他的笔名。

那时，王火只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但不清楚具体情况。抗日战争结束时间不长，内战又起，南京大屠杀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据各种资料的记录和反馈，死难人数至少有30万以上。

1947年2月，王火奉命前往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采访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情况。他到南京时，心中觉得非常凄凉。好端端的一个城市几乎全毁了，六朝古都之风韵荡然无存。城市人口骤减，人们仍没有从战争的阴影里走出来，生活秩序很混乱。有的尸体丢在江里，隔两年以后，在中山陵还可以看到很多尸骨，随处可见空荡荡的房子。

让我们看看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带有总结性的一段话：“日本兵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据目睹者说：日本兵在街上唤住手无寸铁的平民，搜查他们的身体，如果搜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就将其枪杀。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被抢劫。被抢劫的物资用卡车运走。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之后，经常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最重要的商店栉比的太平路被火烧掉了，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烧掉了。日本兵竟毫无一点理由地就把平民的住宅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地继续了六个星期之久，因此，全城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还说，“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躺着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12000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

作为记者，王老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就是要把大屠杀后南京市民的惨烈情况报道出来，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告之世人。那个时候，街上贴满告示，号召老百姓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说出来，去法庭作证。

王火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所以他是有多少受害者就写多少。李秀英，是他偶然遇到的。

那天天很冷，李秀英由丈夫陪着，坐在法庭外等。李秀英坐在板凳上，低着头，不说一句话。王火看到她的时候，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她的穿着很朴素，虽是旧衣旧衫，却干净整齐。她用蓝灰色的围巾包着头，脸、下巴都包裹起来，脖子因为围巾的长度不够，露出一点点。当时去法庭作证的人很多，在作证的人群中，形成很鲜明的对比，男多女少。因此，李秀英显得特别显眼。

王火采访的过程中，多数是她丈夫在替她说，偶尔她也会说一两句重要的细节。可以看出，李秀英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心情压抑得很。王火从来没有看到她笑过。除了作证说话之外，其它多数时间她是沉默的。一般来说，别人问她，她讲一点，不问，她就一直沉默不语。

“但，她反抗了，拼尽全力，使日本鬼子没有得逞。”王老提高声调，言语间掩饰不住对她的崇敬。他一直称李秀英为“圣女”，对她的行为赞不绝口。

听了王老的话，我的心很痛。想起事隔这么多年，我在采访她的过程中，也没看到她笑过，她只要一说起这件事，就愤怒。她除了承受身体之痛，还要承受精神之痛。双重折磨让她的世界失去了光明。

后来，在玄武区鱼市街卫巷李秀英的家里，王火又采访了她。李秀英的身体很虚弱，不能进行长时间的交流。所以，他采访的时间不能太长，就是补充点东西，再问点别的事情。

王火当时问李秀英：“你那时已经不怕死了，是吗？”李秀英噙着眼泪点了点头，伤痕满面的脸上充满正气：“不怕！怎么样我也不能被鬼子侮辱。我恨死鬼子了！我宁可死！……”她的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我问王老，是不是当时所有的幸存者都不健谈？他肯定地说，不是的。并向我详细介绍了陈福宝的情况。

王老说，与李秀英的沉默形成对比的，是一名叫陈福宝的幸存者。他20来岁，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是个10多岁的孩子，他很健谈。1947年2月，他从东京作证回来时间不长，在东京法庭上，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陈述，竟被法官污蔑成伪证。

见到王火，他显得特别激动，特别气愤。他向王火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那天，日军从难民区抓走他，途中，他看到日军放火、屠杀老百姓。他以逃来反抗日军的暴行，但在逃的过程中，他被日军逮住，与其他几十个人一起被日军用绳子捆绑着带到五台山下，屠杀、活埋。日本兵命令他们用铁锨挖大挖深沟穴。他年纪小力气小用不上劲，挖得非常吃力。一个会柔道的日本兵把他抓起搭在背上猛摔在地上。

说到这儿，王老加重语气说：“日本人特别喜欢摔人，他们经常摔人，还举行杀人比赛！”

上午10点多的阳光，透过偌大的玻璃窗落在我的身上，暖暖的。但这一残酷的历史事实，却使屋内顿时失去了光芒，让我不寒而栗。

陈福宝被摔得血流满面后晕死过去。日军以为他已经死了，不愿意再理会，将其他人刺杀和活埋后就走了。苏醒后，天已漆黑，他才得以逃生。当时东京的法官认为他是伪证，理由是“日本人把他抓到好多地方，让他看到那些坏事，却又把他放了，而没有伤害他，好像特别喜欢他似的。”认为他是个“不大正常的证人”，最后竟可笑地定为“伪证”。

在公审谷寿夫前，一个阴寒的上午，陈福宝曾带领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在他指认的地方确实挖到了骸骨。

末了，王老告诉我，他曾经试图寻找当年的陈福宝，可一直没有消息。他下落不明。

 “文革”开始以后，王火和李秀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那份真挚的感情，一直深深地植于两个人心中。王火一直很惦念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打听她的情况。1991年，他从成都前往上海治病，在南京逗留几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王火，他当年采访过的李秀英还活着，而且还多次提到过他。王火听了非常激动，当即表示要与李秀英见一面，叙叙旧。遗憾的是，李秀英刚好不在南京。

两个人因此而错过了，永远地错过了，永远地失去了再相聚的机会！永远地没有了再相聚的那一天！

2004年9月份，王火接到《南京日报》记者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李秀英的病况。他立即委托南京的侄子王仲山去医院看望慰问。李秀英的儿子告诉王仲山，母亲常常念叨王火。当她儿子附耳轻轻告诉病重的老人王火托人看望她时，半晌，她的嘴唇嗫嚅了一下，断断续续地说：“他，他好吗？……”这个情景，王火听说后，黯然许久。

从1947年到2004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李秀英这些幸存者都已是暮年之人。他们走过战争年代，在和平年代享受着生活，享受着人生。但战争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因了那个年代，他们一直伤痕累累，肉体上，精神上。

王火一直惦念着他们，特别是李秀英。但直到李秀英去世，王火都没有完成再见一面的心愿，李秀英也没有了却见他一面的心事。这对两个已经8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很残酷的事实。

他们还有多少未了的心愿啊，他们还有多少值得牵挂的心事啊。但，岁月匆匆，时间带走了一些人，注定要给另一些人留下终生的遗憾。

重逢

据南京国际委员会成员、金陵大学教授路易斯?SC?史密斯1938年3月8日至4月23日间的调查，当时南京出现了大量“不完全型”和“无家型”家庭。史密斯先生把夫妻两个带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家庭称之为“正常型”家庭，把夫妻两个只剩下一个和孩子一起生活的称之为“不完全型”家庭，只单独剩下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原家庭称之为“无家型”家庭。而根据史密斯先生的调查结果：截止调查期间为止，南京的“正常型”家庭占被调查户数的4.4%至9.5%之间，而其他两类家庭竟占绝大多数。

李秀英就是典型的“无家型”家庭。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医院里，她的吃喝慢慢地能自理了，慢慢地能下床走动了，但她不敢走动太频繁，时间一长，腿脚会钻心地痛。她只好整天待在房间里。

她经常一个人静静地望着窗外，看走廊上进进出出的人群，有受伤的，有刚刚愈合的，他们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躺在病床上的日子里，李秀英的生活里只有回忆和思念。此情此景，使她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愤恨中。唯一能够冲淡她的坏情绪的是，想一想丈夫，他，现在人在哪里呢？

远在外地避难的陆浩然，时刻惦念着留在南京的妻子。他人在外，心却留在了南京。他经常扳着指头数算，孩子应该在二月份出生，现在距二月还有几天的时间。这已经成为他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了。

想起孩子，他会情不自禁地“嘿嘿”笑起来。第一次夫妻重逢，妻子告诉他怀孕的好消息时，性格内向的他，情不自禁地趴在妻子的肚子上，倾听孩子的一举一动。胎儿稍微大点，他就教他练习运动，用手引导着他，动动胳膊动动腿。“看”孩子这么调皮，陆浩然心里想，一定是个男孩。

有时，陆浩然会猜想孩子的模样。他长得像谁呢？初为人父的喜悦已经使他忘记了生命随时被威胁的现实。他的世界已经明朗起来，不再是黑暗一片，没有希望。

1938年2、3月份，陆浩然在武汉偶遇住在珠江路时的房东王麟记的堂弟。“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一见面，陆浩然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南京的情况，他太渴望了解那边的情形了。

王麟记的堂弟告诉他，自己已回过南京一次。他主要是担心自己在南京的财产，冒险回去后，令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灰，自己的家产已被彻底烧光，财富已离他远去。就在这时，他听说了李秀英的事情：她和日本鬼子搏斗过程中，被刺了37刀，负伤住院，暂时寄住在丹麦人家里。他特意去看望了李秀英。

见到她后，他才觉得自己是多么渺小，想法是多么消极。李秀英一个女人家，赤手空拳和三个鬼子兵搏斗，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依然顽强地活着。他，一个堂堂大老爷们儿，岂能被一无所有吓倒？他打起精神，决定暂时离开南京避难，等战乱稍微平歇再回来，重建家园。

他满怀敬重地告别李秀英，去了武汉。谁料想，会在这儿遇到陆浩然。他只有如实相告。

陆浩然听完这些，心如刀绞。秀英，她，她为了他，竟然被刺37刀，在她最需要的时候，自己竟然不在身边。他特别怨恨自己，现在秀英该是多么的无助啊。

孩子，还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他再也不能见到他了。多少次梦里相会，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也正如他所料的，这是一个男孩，可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就离开了人世。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他的妻子秀英呢，她会是多么伤心欲绝。在家里的时候，看到秀英早早地为孩子准备衣服，他还笑话她。可如今，秀英该向谁诉说自己的苦，自己的恨？她的心该有多沉啊！

陆浩然顾不得战乱，顾不得自己的性命，即日启程，一定要尽早回到南京，一定要尽早见到秀英。1938年8月，他几经辗转，终于回到南京，在鼓楼医院的职工宿舍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妻子。

这是……秀英吗？！

陆浩然看到端庄秀丽的妻子，已面目全非。孩子没有了，如今连妻子也几乎不认得了。她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脸颊浮肿，脸上的伤刀刀深刻，刀刀刺眼。

尽管有思想准备，可还是像有人在心头狠狠地剜了一刀，令他短时间内无法吸呼。

“男儿有泪不轻弹”。陆浩然却泪流满面。他在心里默默地对妻子说：秀英，为夫让你受委曲了。如果我带着你走，你就不会受这个罪了。

李秀英正闭着眼晴想心事，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端详自己。过了几分钟，她轻轻转动了一下头。

陆浩然赶紧擦干脸上的泪，轻声唤道：“秀英。”

李秀英恍惚在梦中，听到有人在叫她，好像是丈夫的声音，但又不太真切。她猛地睁开双眼，看到床前站着一个人，像浩然！李秀英揉揉眼，果真是他！

她惊喜地叫了一声：“浩然……”

“秀英……”

两个人相拥着痛哭起来。

不一会儿，李秀英轻轻推开丈夫，双手掩面，别过头去面朝墙，不再看陆浩然，声音悲切地说：“我让日本鬼子戳成这样，我……”她说不下去了。

“好了，秀英，我知道，我都知道了。都过去了。”陆浩然安慰着妻子，轻声劝道，“咱们回家好好过日子！”

李秀英扑到丈夫怀里，一边痛哭一边诉说，向唯一的亲人哭诉自己九死一生的劫难。陆浩然安慰她：“没关系。孩子没有了，只要大人在就行。咱们以后还会有的。”

陆玲告诉笔者，在日本，每逢李秀英讲到这段往事，讲到丈夫陆浩然接自己回家时，日本人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先生是好的。”

在孩子们眼中，不仅爸爸是个好爸爸，妈妈更是一个好妈妈。在与母亲共同生活那么多年后，孩子们都深深体会到母亲的不易，感受到母亲的坚强，母亲的执著，母亲的伟大。

陆浩然是个有文化，明事理的人。他通过报纸了解到不少在南京发生的各种屠杀事件，他深知，妻子能够与日本鬼子搏斗，身中37刀后仍然顽强地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换了自己，处在那种环境下，能不能像妻子一样勇敢地自卫呢？

一家人再度重逢，日子是幸福的，也是平淡而艰难的。陆浩然靠给别人打零工维持家用。8月下旬，日本统治的电信局正式招工。陆浩然瞒着李秀英参加了报名考试。

对这件事，他犹豫过，徘徊过。日本侵略者害得我们国破家亡，妻离子散，几乎每一名中国人身上都有一笔血债要讨还。尤其是他们一家，日本鬼子害得他们没了孩子，害得妻子秀英身中37刀，身体非常糟糕。

他转念一想，他要养家糊口，他要赚钱好好调养妻子的身体，他们还要生养自己的孩子，等他们长大了，学好文化知识，替民族伸冤。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秀英。李秀英是个爱憎分明，深明大义的女人，她不会让丈夫为难。她说：“只要考上，咱就去。”

陆浩然被录用了。上班之前，李秀英叮嘱他，要防备日本人，咱是中国人，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李秀英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南京市民的思想。

1939年，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曾对80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又对南京周边300里范围内的民众抽样询问，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一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

陆浩然在各方面考核合格后，又被派往上海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之后从1939年1月起，到南京解放为止，陆浩然便一直在那里工作。

作证

1937年到1945年，8年的时间，李秀英一直艰难地生活着。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从电台、报纸扑天盖地地涌到她的脑海里时，她像被幸福的电流击中一样，整天沉浸在喜悦中，激动得睡不着觉。老百姓终于等到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了。

李秀英紧闭的心扉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整天念唠着胜利了，抗战胜利了。那些日子，她经常走神。有时会忍不住一天问五六遍丈夫：“抗战真的胜利了？小日本真被打跑了？”

那天，她又问同样的问题。陆浩然的眼舍不得挪开报纸一时半会，说：“真的，日本鬼子战败投降了。不信，你出去到大街上看看。”话音刚落，陆浩然就意识到自己说话太直接。

他放下报纸，朝着妻子歉意地笑笑。

“对不起，秀英。我觉得抗战胜利了，你也应该出去走走，多接触接触人，见见世面，别整天待在家里。”陆浩然注视着妻子说。作为丈夫，他觉得有些话不能藏着掖着，他要对妻子今后的人生负责。

“秀英，如果有机会，你还是应该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实现你的理想，不是吗？”

日本没有投降之前，陆浩然不敢贸然让李秀英出去。她是一个活证据，心狠手辣的日本鬼子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他让妻子整天躲在家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那时李秀英整天围着锅台、孩子和丈夫转，已经没有了自我。

看到她这个样子，陆浩然很是痛心。他深知，妻子原来是一个多么有抱负有理想的女人。作为丈夫，他有责任让她的理想和人生重新活起来，绽放光彩。

听完丈夫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李秀英缓缓地抬起头，说：“你得给我时间。”

“不要着急，咱们慢慢来。”陆浩然欣慰地看着妻子。

李秀英努力适应着社会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她还是不愿意走出去，做一些抛头露面的事。她克服不了内心的障碍。

她一时无法让自己去更好地适应社会。一个女人，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审视，被别人询问起容貌的事，还要被迫自己揭开伤疤，是多么凄凉的事啊！她知道，自己的一生都被日本鬼子毁了。

那些可憎可恨的日本鬼子，就让国家来审判他们，让国际法律来定他们的罪吧。无论怎么讲，他们都会被钉死在人类罪恶的十字架上。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为统一审判在华日本战犯，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全称“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作为南京大屠杀主犯的谷寿夫，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驻日盟军总部逮捕，于同年8月份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上海战犯拘留所，随后押解到南京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

1946年10月18日，南京法庭贴出一张惹人注目的大布告：“查本庭审理日本战犯谷寿夫一名，提供：前任柳川军第六师团长，由杭州进攻南京，于（民国）二十六年12月13日进城，所辖部队分驻中华门内外附近一带地方，至同月21日调往芜湖等。查日军进城一周之内，为南京大屠杀最惨烈时期，该犯既身任中华门一带驻军之将领，关于该区域之犯罪事实与证据，自不能不切实调查，以明其责任。凡我军民人等在上述地带及时期内，曾遭日军烧杀奸掠及其他加害行为者，抑各被害人或遗族，或在场目睹之人，迅即详叙情形报告本庭，以资侦查，是为至要。切切，此布。”

这些布告，当时的军事法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过。审判战犯前，检察官们希望更多的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陋行径和犯罪事实。

看到这些布告，南京市民纷纷行动起来，“冤有头，债有主”，压抑多年的仇恨，终久等到向债主讨还的这一天了。但出庭的女同胞不多。原因是她们受害后，碍于面子，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惨痛遭遇。

那些天，陆浩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一天的见闻及时告诉李秀英。他告诉她，好多地方贴出公告，号召市民举证揭发日军的罪行。他还带回好多报纸，让妻子自己看看，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了解外面的形势。

李秀英从报上得知，侵华日军的罪魁冈村宁次被抓起来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从日本押到南京。喜讯一个接一个，让李秀英的心里时时波澜汹涌。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的职员来到李秀英家，说是择日要在南京开庭审判战犯谷寿夫，希望她去法院谈谈自己的被害经历。

送走政府职员后，李秀英抚摸着自己的伤口，隐忍多年的泪水喷涌而出。她等这一天等得太长、太久了。

院子里种的月季花含苞待放，预示着一个芬芳美丽的季节的来临。这在李秀英的生命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她想去指证日军对她造成的悲惨生活。她翻来覆去，彻夜难眠。她一闭上眼，脑子里一会儿是三个日本鬼子拿着刺刀向她刺来；一会儿是未见面的孩子“妈妈”、“妈妈”的呼唤声；一会儿是医生护士的身影；一会儿是医院进进出出的伤员。这些镜头，在她的脑海里重叠着交错着，她夜夜都被惊吓出一身冷汗。

陆浩然看妻子睡不好觉，本来就瘦弱的身体更显虚弱。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想，如果再这样下去，她整个人会垮掉的。

那天晚上，陆浩然等孩子们都睡下，便来到在灯前做针线的李秀英面前。

“秀英，你应该去。”陆浩然轻轻地说。这次交流，他考虑了很久。他不希望任何人再伤害妻子。

李秀英停住手中穿梭的针，抬头看着丈夫，沉默良久。

“这是日本鬼子造成的，这是证据。就是他们搞得我们国家死了那么多人。你想想，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有多少妇女被残暴。这是一笔帐，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秀英，我支持你，咱们全家都支持你！”陆浩然提高了声音。

李秀英非常了解丈夫的脾气，敦厚老实，从不发火。听了这些话，她停了几秒钟后，又恢复了飞针走线。

“秀英，我知道你恨日本鬼子，是他们让咱们失去了一个儿子，是他们把你刺了37刀。我知道你有顾虑，可你反抗了，你作为一个弱女子，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为你骄傲和自豪。”陆浩然走到妻子面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李秀英再也忍不住，扔掉手中的针线，扑到丈夫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陆浩然揽着妻子，安慰道：“好了，秀英，不哭了。去作证，是咱作为一个受害的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我陪你一起去。”

于是李秀英和丈夫陆浩然一起去了位于南京小营的军事法庭，在法庭的一间房子里，法官详细询问了她的被害经历。之后他们将笔录拿到法庭上去读。

李秀英说：“我能不能跟他们面对面，在军事法庭上我们面对面才行，我的情况都明摆着，他们不承认，我就抗议。”

根据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档案记载，1946年10月19日，李秀英曾出庭作证，在该庭审笔录中，李称“在这个学校地下室里避难的同时有六、七个青年妇女，有四、五个老头子。”当时，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面临如此混乱的局面，寻求生存，保住性命是难民们的共同目标，互不相识的男女老幼挤住一室的现象比比皆是。

而这铁板钉钉的事实，竟成了今天日本右翼分子攻击李秀英的靶子。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又到了1947年。李秀英每天都关注着审判的进程。她要丈夫天天往家捎报纸，如果没来得及捎，就让女儿出去买。那段时期，7岁的大女儿陆琴和5岁的二女儿陆玲几乎成了妈妈的专职报童。

终于迎来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天。李秀英得知，1947年2月6日至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中山东路励志社大礼堂将对谷寿夫进行为期3天的公审。

那三天，李秀英围着蓝围巾，顾不得身体的虚弱，每天都早早赶到会场，她知道，如果去得晚了，连落脚之地都难找。那几天，愤怒的南京人汇成一片海洋。数以万计的市民要求旁听。但法庭面积有限，不能满足更多人要求旁听的需要，所以从法庭内拉出了有线广播大喇叭。这才使得更多的人能亲耳听到审判战犯的实况，也能让更多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战犯的罪行。

法庭内外的人们清楚地听到，检察官在宣读《陷都血泪录》。一个小时后，检察官才读完其中的重要章节。听众被激怒了。在法庭外面收听实况广播的人们，发出阵阵怒吼声：“用不着再审判了，快把谷寿夫拖下去五马分尸，为死难军民报仇！”法庭内外，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掩面悲泣。大家恨不得活扒谷寿夫的皮，吃了他的肉。

许多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友好人士，也怀着一颗正义之心走上证人席，向世界人民讲述当年在南京发生的那血腥的毫无人性的一幕幕。

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怒不可遏地作证说：“南京安全区成立时，本人即为该区委员会之秘书。日本军队进城后，安全区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本人不得不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日本人曾要求以事实证明，乃开始做报告，并将每件事实附诸抗议书中。”

金陵大学教授、南京强奸事件的目击者贝蒂斯先生作证：“南京占领后一个月，计有妇女二万人被强奸”。这一说法后被远东国际法庭所接受。因此法庭在1948年11月4日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判决书中强调：南京“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被奸污了。”

让我们看一段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内容。判决书上说：“强奸事情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便经常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

审判的过程也是与罪犯斗智斗勇的过程。在经过多轮的法庭辩论，狡辩抵赖的谷寿夫终于低下了他罪恶的头颅。

1947年3月10日，石美瑜庭长当庭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做出庄严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听完审判，整个法庭立刻欢声雷动，几乎所有的人全都霍然起立，纵情欢呼，泪水横流。这个判决随着电波传出很远很远。

夹在会场外拥挤的人群中，李秀英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的围巾被风扯落，露出脸上那些深刻的历史伤疤，此刻它们也忘记了伤痛，笑得正欢。

1947年4月26日中午12时35分，战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雨花台，曾是谷寿夫率第6师团驻扎并大肆残害中国百姓的地方，现在成了他的断头台。观看他被执行死刑的人排山倒海。当时曾经繁华的中华门、雨花台一带，仍十分荒凉萧条。南京遭大屠杀后元气尚未恢复。

押解谷寿夫的卡车一路走来，每到一处都掀起一阵怒潮。大家恨不得亲手宰了这个恶魔。

李秀英随人潮涌到雨花台，亲眼看到这个杀人犯的下场。只见宪兵挟他下了卡车，很快便听到了一声枪响，还没看清楚，谷寿夫已仰面躺在地上了。一声枪响，这个杀人恶魔从人世间消失了。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四起，久久地回响着。

李秀英的手拍得红彤彤的，但她一点也不觉得痛。她的眼泪在谷寿夫倒地的那一瞬间，涮地流了下来。她的脸因激动而红扑扑的，内心被一股巨大的激流冲击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整整10年，她的血海深仇，她那30多万死难的同胞，总算得到一点点安慰了。但是，这伴随一生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痕会随着一声枪响愈合吗？这次人类历史上灾难性的屠杀，会因几个战犯的被枪毙而永远定格吗？李秀英内心的隐痛，是否会静静地安守于岁月的一角，直至完全遗忘，不为人所知？她的隐痛，是否会永远没有人再去恶意地践踏？

一切都是未知数！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会证明一切！

见证

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因病医治无效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秀英走了，而见证李秀英事件的其他人也垂垂老矣，他们已背不起“见证”这样沉重的责任了。

2004年7月20日上午8点多，我在陆琪的带领下，一路打听着来到莫愁路基督教堂。到达那儿时，人们正在做礼拜，他们手持唱本，虔诚地唱着赞美诗，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到来。

在教堂的养老院里，我们见到了沈文俊，她是李秀英的同学。她们住在三楼一间长长的房子里，墙上挂满了爱和福两个字。一间屋子摆着四张床，床上铺着凉席，显得整间屋子非常清新和凉爽，让我燥热的心一下子安稳下来。

沈文俊比李秀英大2岁，今年88岁。她怕我听不明白，伸出拇指和食指呈90度比划着“八十八”。

三年前，沈文俊来到养老院。她如今眼睛不太好，根本无法辩清来人是谁，只能凭声音听出人所在的大体方位。

当她“听”明白和我一起前去的是李秀英的小女儿陆琪时，便问她，你家是个女娃，是不是？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她的脸上竟露出了小孩子般骄傲的神情。

她面容枯槁。我还注意到她的右脸还有些青肿，心生诧异。还没等我问，她便说起来。她告诉我，因眼神不好，昨天晚上上卫生间起身快了些，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她说完自己的身体后，转过身去问陆琪：“你妈妈的身体还好吧？”陆琪说：“妈妈的身体也不行，走路都要人扶。”她“哦”了一声，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说：“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她点点头，然后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和儿媳妇，今天早上刚刚来过，走了不一会儿。

她摸索着向后退了一张凳子，将前面的凳子拉过去，让陆琪坐。接着把手反过去，摸索到后面写字台上的一个盒子。我不明白她的用意。这时她熟练地拿出一个杯子，一个盒子，说：“你喝，你吃。”她的意思是让我们喝水和吃点心。

我说，我想问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问一些有关李秀英的事情。她目光空洞地“看”了我一会儿，说：“有些我不记得了。”无助的话语让人觉得凄凉，更让人觉得她的认真负责。

沈文俊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医院急需护士，她应招在下关美国圣公会从事伤员救护工作。日本人快进南京城的时候，鼓楼医院有不少护士逃往四川，所以该院又在南京招募护士。沈文俊参加了鼓楼医院举办的培训班，结业后就在那儿做护士。日本兵刚进南京城时，她站在山坡上看到南门的火很大，她伤心得哭了。

沈文俊她们住在医院护士宿舍二楼，就是现在的医院院长办公楼。她和高安华、王焕鹏、张红英三个人共住一个房间。家住在沈举人巷的高安华也是从小与沈文俊一起长大的，当时她在医院做化验工作。

三年后，沈文俊结婚，便从鼓楼医院辞职。她说，事实上，日本人接管鼓楼医院的时候，不少人已经离开了。

南京解放后，沈文俊被南京市卫生局安排在市传染病医院工作，一直到退休。

沈文俊起身向后退的时候，腿脚非常缓慢，腿弯曲着，一直站不直。她告诉我们，她的腿有旧伤，那是她在下放的时候磕得，是那个水深火热年代的影子。

沈文俊在鼓楼医院，每天面对自己受苦受难的同胞，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心情非常沉重。这些平民百姓，都是被日本人打伤的，戳伤的。

说到这儿，沈文俊抬起头，望着窗外，久久不语。我不忍心打破她的沉默，可我又不得不问她。我说：“那么受伤的人都是谁送来的？”她收回目光，“望”着我，说：“都是外国人用救护车从外面拖过来的。”

沈文俊还听说过不少妇女逃难的方法。当时有一个青年妇女躲在家里，听到日本人来了，便迅速将锅底灰抹在脸上手上。日本宪兵破门而入，看她不像老人，便举起刺刀朝脖子猛刺过去。幸运的是，她的头还在，只是颈骨被砍断了。她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几经努力给她接好了断裂处。她被送到医院的那天上午，恰好沈文俊值班。看到这样惨烈的情形，沈文俊偷偷地掉眼泪了。

第二天再上班时，她发现那个青年妇女不见了。她心头一紧，难道会发生意外？她急急忙忙向医生办公室跑去。见到医生，她问，那个妇女的伤明明已经处理好了，怎么会突然死了。医生告诉她，那个妇女是中毒而死，因为刺刀上面带有细菌。

“你说日本人有多坏！”沈文俊瞪大了双眼，气愤地说。时至今天，她再提起这件事，仍然无法做到心平气和。

“在鼓楼医院工作，您害怕吗？”我觉得，一个年轻女子，每天面对死亡，面对一个个生命的结束，面对自己不可预知的未来，她害怕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她说：“不是害怕。我是可怜我们中国人。”

说到最后，她抬起手擦拭着双眼。我的视线也模糊了，仿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下时的绝望。

我们都稍稍平静了一下起伏的情绪。我轻声问她：“您还记得李奶奶进医院时的情景吗？”

“记得。”她的语气一下子重了起来，“那天我正好下夜班，向外面走，碰到李秀英的父亲抬着她进来。我问：‘李伯伯，你们抬的是哪一个？’我都不认得你妈了。”说到这里，沈文俊将身子转向陆琪。

“那个时候，你妈妈的脸肿得像个小脸盆，衣服上全是血，根本认不出是谁。”老人说着，停下来。回忆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几秒钟后，她又接着说：“你外公说，是秀英啊。我说，哎哟，秀英怎么了？他说：“被日本兵戳的！”那时候没有氧气，你妈妈抬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后来孩子掉了，是个男娃，7个月大了。”

沈文俊还告诉我们，住院期间负责李秀英饮食的是外国人。鼓楼医院中主要是中国护士，医生都是外国人，看病、抢救等都是外国人。那时她认识的威尔逊医生、鲍医生、崔医生，他们都是美籍医生。那个时候在李秀英身边幸亏有一群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外国人。但他们也怕被日本人杀害。

我们离开时，礼拜还在进行。人类仁慈至爱的音符，在蓝蓝的清澈的天空上面久久回旋……

2001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采访。袁世丰回忆说：“1937年12月13日，我们五六百人都被捆起来，赶往一座大屋里，然后用机枪扫了两个钟头，我侥幸没有被射中，但日本兵又用汽油放起火来。五六百人，大都被烧死了，我的衣裳也着了火，赶紧脱去，躲到屋里一水缸里。晚上敌人又向屋里扔手榴弹，听到屋里没有声音了才走。我趁天黑，从水缸里爬出来，藏到一户没人住的阁楼上，躲了三天。”

吴璇回忆说：“一日凌晨我去厕所，发现厕所外草丛中有一个小册子，捡起后发现该册封面上画着一颗人心，还画有一把沾有血迹的刺刀，地面上滴有血印。相册内全是日军暴行照片，当即收藏怀中，为怕日军搜出，于夜间执勤时把相册藏入大佛座垫下面。后来设法带出毗庐寺，一直收藏在身边，等待胜利的一天。1945年审判日本战犯时，我将这本相册交到南京市参议会，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有力铁证。”

那么作为战犯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田村良雄说：“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坚决反对把侵略战争正常化或美化。我认为，不知道战争的家庭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这正说明和平在继续着。这些家庭的人们是战后民主主义教育培养的，不像我们那样拿着武器侵入他国，随心所欲地侵害当地居民，还以为这是“正义战争”。我希望战后成长的人们知道战争的实质：战争是邪恶的凝固体。”

为了纪念和缅怀那些在大屠杀中丧生的生命，更为了让人们珍惜和维护今天的和平，南京市于1985年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2004年5月4日下午，笔者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内沿右侧而上，是以中英日三国文字刻着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登上主体建筑大厅的屋顶平台，俯瞰空旷的墓场，鹅卵石的地面上，寸草不生，几棵柏树的后面竖立着高4米的母亲雕像，她伸着的手在寻找着失去的亲人……在那儿，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生命的终止，更感受到了生命被凌侮的耻辱。

我在那儿看到很多人，他们一言不发，都沉默地走着，看着。他们都怀着一种敬意来缅怀和悼念。他们当中有外地游客，有当地人，有年纪70多的老人，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孩。

 “您是本地人吗？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来纪念馆？” 我随机对一位领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进行了采访。

她说：“对，我是本地人。这不是五一长假嘛，孩子也放假了，正好有时间领他过来，算是对他进行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吧。他们这些小孩子太小，过去的苦难距他们又太遥远。所以教育应该是点滴的，这样才能不忘历史。”这位妇女是一名睿智的家长。

我又对两名来自外地的游客进行了采访。他们是一对年龄在30岁左右的夫妻，来自河北。他们这次是来南京旅游。在此之前，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那是从历史课本上学到的。今天到大屠杀纪念馆，是想更贴近地了解历史，了解那段残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参观后，远远比在课本上学到的要有冲击力。

那些70多岁的老人，他们都是一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见证者，他们来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来悼念死去的亲人和同胞。

后来，在见到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张连红教授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一个连续几天来，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您认为许多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的人是将其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还是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张教授说：“这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作为旅游景点，不是南京本地人去，就是游客，一般都把它作为一个景点。南京地区是把它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两者并不矛盾。外地有很多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样通过旅游景点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更多的人参观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这才是最主要的。”

张教授看问题是辩证的。我接着又抛出一个问题："南京人对大屠杀情况了解多少呢？”

他拿出一份资料递给我，那是他在2001年12月13日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他在调查的408名南京市民中，有105人曾去过一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122人曾去过一次以上。除了纪念馆，遍布市区和郊区各地的遇难同胞纪念碑也是南京市民创伤记忆的通道之一，在被调查的408名南京市民中，能说出南京市内纪念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一处的有107人，说出二处的有65人，能说出二处以上的有145人，而不知道者为86人，约占总数的21.3%，也就是说有近80%的南京市民了解遇难同胞纪念碑。

是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一段苦难岁月的标志，一个城市发展历程的悲情岁月标志。外地人到南京，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南京人口中的“江东门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