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太平洋??文?徵文?征文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是抗日战争时期。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这期间中国就有３０００万军民命丧日本军队之手??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我和我的家庭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虽说算不得是最惨痛的，但也一个好端端的家，被这场战争祸害得支离破碎，家破人亡，本应属于我的美好的童年化为了泡影。说家破：是因为从北京辗转逃亡到四川后，为了谋生，父母常是异地生活，根本就没有个完整的家；说人亡：我的三个弟弟的幼小生命，都被这场可恶的战争夺去了??最小的弟弟仅活了四个月，两个大的也不过只活了两岁多，他们有如刚刚出土的幼芽，岂能经得起这场灾难的摧残！这笔账又岂能不跟小日本算？而有着与我的家类似经历的家庭，又该有多少啊？它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遗憾又该有多么深重啊！
芦沟桥事变前，我们在北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我们住在居住条件很好的绒线胡同内，独门独院，安居乐业。留法的研究南欧文学的父亲，除了译作品与写著作外，还在三所名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西洋文学史课。后来，他又加入了胡适先生领导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他在那儿所翻译的第一部译著就是《鲁宾逊飘流记》（此书至今仍为畅销书），他就是人称集翻译家、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的徐霞村（元度）。母亲吴忠华是一位名门之后，我的外祖父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盖世之杰”的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大将军，他被称为湖北革命第一人、北方革命的领袖，而且他在1907-1910年戍边延边时，还粉碎了日本吞并我延边的梦想，称得上是一位抗日的民族英雄；对这位捍卫了国家疆土的功臣，延边人民至今仍在纪念他，去年我还到那边去参加过他的业绩研讨会。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师大，婚前是北京儿童救济院的院长，婚后为支持父亲的工作，也因为孩子生得比较密，她就留在家中理家了。
芦沟桥事变后，父母带着两岁的我逃出了北京，未满周岁的弟弟，则连同奶妈一起托付给了一家亲戚。我曾听母亲说过当时急于逃出北京的原因－－父亲在北大任教时，曾教过一个日本学生，而这个学生是有政治背景的??可能是个日本的文化特务。他后来曾多次找过我父亲，要父亲帮他们办报。芦沟桥事变前日本人在北方的势力已很大，父亲既不肯给他们干事又不能得罪他，那样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于是只好与之周旋??请他上饭馆、上戏院地应付他，直到他有事离去。芦沟桥事变后，父亲从小报上看到了一则此人又要来北京的消息，为怕他再找上门来，就决定马上逃离北京！父亲的原则是：决不当汉奸！
父亲后来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帝的侵略炮声，激起了每个北京市民的愤怒，原来毫无抗战准备的宋哲元军，仓促被迫应战，几乎全军覆没，于是日寇在七月底正式占领了北平！又过了十多天，上海的抗战也开始了，北平的老百姓夜间从无线电中收听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一致参加抗日的消息，都十分兴奋，热望八路军能早日到来。九月初，敌人恢复了平津铁路的通车，我们夫妻把一切东西都寄在一个朋友处，仅带着两岁的女儿小玉和两只小皮箱，从北平车站通过日本人和汉奸的重重搜查，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乘船到青岛，再换车到南京。在南京我们发现‘国民政府’的各机关早已人去楼空！我在那儿碰到了罗隆基先生，他告诉我南京每天都有空袭，并说那儿马上要打仗了，劝我们赶快西上，于是我们又乘船到了汉口。”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母亲对人讲我们逃出北京时的情形。那时，进、出车站都要受日本人极严的搜查，中途也会遇上搜查，而这种搜查往往是吉凶难卜的事，他们还特别注意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当时，火车上的中国乘务员，主动告诉了大家一些注意事项：戴眼镜的最好摘掉，女士们穿短袖旗袍的最好换长袖，烫发的最好弄弄直……总之，弄得越土气些越好。母亲正好穿着短袖旗袍，只得随手从箱子里摸出件长袖衬绒袍套在了身上，顾不得大汗淋漓；又用一板发卡，把刚烫过不久的头发尽量夹得直一些。他俩做着最坏的打算，所以在谁抱孩子谁提箱子上，也要争执一番！因为抱孩子的似乎比提箱子的较为安全一点儿：要是日本人检查时，硬说你行李中有违禁品，就会被抓起来的，而孩子总不会被说成违禁品吧？父亲说孩子不能没有妈，坚持他提箱子，母亲抱我。
母亲还曾谈到过，在他们离开北京前，就听说有人被抓后，是通过收买看守逃走的，所以他们尽可能地多带些钱，连我的小大衣里边都缝上了钱。
出天津站时，走在我们前边的两个人很可能是汉奸，因为他们对那个执班的日本军官点头哈腰的，对方像是认识他们，和他们握了手又说了几句话，很快就放行了。轮到了我们时，父亲竟然也和日本人点头、握手，对方一下儿没回过神来，也许把我们也当成了那两人的同伙了，于是，对方指了一下父亲身边的提箱问是不是他的，父亲点头说是，他做了个“请”的手式，就放行让我们过去了！
母亲对此颇为?异，直到到了安全的地方，父亲才谈出真像－－父亲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日本人，只是见那人样子还不算十分恶，他想起自己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的日本人国民性中的一个特点：如果你认识他而他记不起你了，就会有一种内疚感。父亲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一心态，假装认识对方，才机智地过了关。
我们逃到南京后，发现那儿并不安全，于是又逃到武汉。父亲回忆说：“我在汉口住了不到一年，想参加抗战工作，却不得其门而入，三八年春，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我们不得不逃向当时的‘抗战首都’重庆。”
１９３８年秋，在武汉失守前夕，我们又乘船逃往四川。
到重庆后，我们住在一条叫木货街的小街上的一家小旅馆内。１０月时，经我母亲的一位同学的帮助，在文艺研究会替父亲弄到一个兼职编辑的职务，略有些收入，不过这个单位年底就解散了，我们的生活就只有靠变卖衣物度日了。
１９３９年５月初，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人称“疲劳轰炸”，也就是说他们派一批批轰炸机２４小时不停地轮番轰炸，弄得人们只得成天不停地“跑警报”、钻防空洞，疲劳不堪。在轰炸中人们的生命、财产，又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啊！在这种情况下，幼小的我也忽然懂事起来了：有一天，头天夜里为“跑警报”折腾了半夜，一早醒来觉得饿了，就自己悄悄拿起窗台上头天剩的一块烤白薯啃了起来！父亲尚未起床，见此情景不由掉下了泪??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连孩子都跟着受委屈！因为体弱平时吃饭有些“不乖”的我，“哄”我吃饭，还是件有些麻烦的事，这下儿不用哄了，剩的凉的都吃。又有一次，我们刚刚跑到防空洞洞口，敌机就飞到头顶上了，洞里已挤满了人，我和妈妈勉强塞了进去，爸爸则身子坐了进来，腿还露在外，我好担心，直叫：“爸，进来，进来！别炸着了！”
一天深夜，警报解除后，我们离开防空洞回旅馆，远远望去，那条街成了一片火海！我们住的旅馆虽说未中弹，四周却有多处中弹起火，那旅馆犹如火海中的孤岛。重庆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当夜，父母就着窗外的火光收拾行李（已停电），天一亮，就动身去万县。
在重庆时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仍有印象。那时，幼小而体弱多病的我，在那种不安定的环境中更是常常生病，父母总是想法带我去看最好的医生。中医是一位姓张的老医生，连大官们都指名要他给看病！他的病人多得很，他常同时看两个病人，左手把一个病人的脉，右手把另一病人的脉，然后口述药方，由他的两个徒弟分别记下来：“左ＸＸ、ＸＸ；右ＸＸ、ＸＸ……”这样的看病法，恐怕也堪称一绝了！西医则是一位留德的专看小儿科的周医生，此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走起路来与别人不同，膝盖不大能打弯，因为他双腿为假肢，据说是一段罗曼蒂克的恋爱造成的。他在德国时，爱上了一位德国姑娘，但对方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婚，他们于是决定双双跳火车殉情－－结果是他跳了，对方没跳，他失去了双腿！三岁多的事能记住，可见那时父母带我去找他们看病之频繁，父母说我只有吃他俩开的药才见效。最吓人的一次是我多日不退烧，然后忽然吐了几口血，父母赶紧抱我去看病，周医生检查后，说是我多日发烧，引起了呼吸道有的血管破裂了所至，肺部并未出问题，打针、服药后治好了。那时，孩子如得了肺炎就很危险，因当时尚无专治此病的特效药；要是肺结核也是不得了的。所以，见我一吐血，父母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了！我生病如果不是当时是在“陪都”重庆，尚能找到那么好的医生及时医治，怕是小命难保！而我下面的三个弟弟，则都在那颠沛流离的生活、缺医少药的环境中丧了命，这人亡的账必须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
我们到万县后，因担心敌机轰炸，不敢住在城内，而是住在离城数里外的一个叫天生城的山寨上，好几家亲友也都在那儿安了家，其中包括我母亲家的世交，李书城爷爷。
天生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从胡风的作品中可见其身影。胡风在他的《第一次入川》中，写到他到万县天生城寨去访李书城的情景，他是这样写的：
“下午去天生城寨找李书城，那寨子在山顶上，只好坐蔸子。上去的路悬陡
得很，等于‘上天’。这地方就是万县失守了，日本人想上来也很难，真有一夫
当关，万夫莫敌之势。”
这里所说的“蔸子”四川人也叫它滑竿，是一种简易的轿子，样子好似一张躺椅。看了这段文字后，唤起了我一点模糊的记忆，不用说，我们也是坐滑竿上的山。天生城看来当时还真是不错的避难所，不过，为养家糊口，父亲可“无福”在此长住，不久，他又独自一人返回重庆去工作去了，母亲则时时为他在重庆的安全担心！
到万县不久，母亲生了二弟，我则开始上小学了。刚到万县时，父母曾带我去城里一家幼儿园商量入园的事，但人家说我太小了，不肯收，他们只收满了五岁的孩子。而天生城的这所小学却破格收了我这个小小学生。因为，那是一所“下江人”办的学校（四川人对外地逃难来的人，统称下江人－－四川在长江上游，而这些人都是从长江下游来的），对我们下江人也就特别照顾了。在那儿虽说空袭较重庆少多了，但也有，学校还要负责组织学生跑警报，我总是被老师或高年级同学牵着跑甚至抱着跑。
１９４０年秋，父亲到商船专科学校去教书，学校起初是在一艘停泊在重庆下游十华里的江顺轮上上课，到１９４１年初，学校迁到江北县仁和场镇，到那年三月，全家都随他去了江北，我们住在离仁和场二华里的乡间。那原是一所地主家的大宅院，当时出租给了十来家人家住，就好像北京的大杂院了；在北京住独门独院的我们，此时只租得起一间房住。我开始在仁和场的中心小学上学，每天上学要沿着一条小路走半个多小时。
那所商船专科学校那年秋季就停办了，父亲另找的一份工作，地点在重庆南岸，父亲去那儿工作的头几个月，家仍在江北，他只在每月拿到薪水后往家送钱时才回来。当时家庭生活已挺困难的了，如果他回去晚了，简直就要断炊！此时，从北京传来我大弟病死的消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京，人们靠吃“杂合面”度日子，小孩子如何吃得消？大弟生了病在那儿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医治，当然也就小命难保了！父母虽说很难过，可跟前到底还有我和二弟，是他们的安慰。
二弟已长到两岁多了，十分聪慧可爱，不仅家人喜欢他，连左邻右舍都无人不喜欢他。邻居们常数人聚在一起，来“考考”他的记忆力－－弟弟有个习惯，别人给他东西玩时，他玩完后，会按顺序一一归还，于是好几个大人就分工来记这些东西的先后顺序，看看弟弟是否会记错，屡次试的结果，都证明他是不会弄错的！我放学回家时，他还会在大门口接我，我有时省下一点儿吃午餐的钱给他买点儿吃的东西，他会高兴得直叫我“好姐姐”呢；临居家的男孩有时欺负我，他还会保护我呢??拿起根竹竿向对方示威！
二弟平时身体不错，有点儿小病也就挺过去了，那次开始患病，起初也未引起大人们重视，他很乖并不吵人，等到他病重了，再背着他去镇上看病时，已为时过晚了！那天逢集，看病的人也特别多，镇上唯一的一位西医那儿看病排不上号，只得随便找了个中医给看看，结果是一服药喝下去，弟弟当晚就鼻孔流血而死了！事后找到那个中医，他说那天看病的人太多，他也看昏了头？！我们如果不是住在那么个缺医少药的乡间，如果经济上不是那么拮据，二弟是不会死的！
等到父亲回家时，已是弟弟死后的第三天，他再也见不到弟弟了，他悲痛不已！乡下人都说第三天夜里鬼魂要回家，我被他们说得有些害怕，半夜里一觉醒来，心里慌慌的。父亲还没睡，正对着盏油灯一人呆坐着，见我害怕的样子，他说：“怕什么？弟弟如能回来不更好吗？”他是在那儿想弟弟呀！
父母决定马上离开这块伤心之地，把家搬到父亲工作的重庆南岸。由于旅途的颠簸，到南岸的当晚母亲就早产了，生下了小弟，当时连个接生的人都没有，不过幸好是顺产。我们当时租了一间临街的阁楼住，上楼的梯子连扶手都没有，楼上的地板已旧得透缝，一走起来就颤颤悠悠的，与北京的居住条件比真是天上地下！母亲历来缺奶，以前的孩子都是请奶母奶大的，而这时既请不起奶母又买不起那价格昂贵的洋奶粉，只好用些米糊之类的东西来喂孩子。当时，妈妈一人忙不过来，所以家里没有起伙，饭由父亲下班时从食堂里带回来，开水则由六岁的我提着壶去伙房打。父亲的同事看见这么小的孩子打开水，都向父母提意见说这可不行，烫着孩子可怎么办？可母亲又无分身术，总不能丢下那么小的婴儿出去打开水吧！
小弟是先天不足??母亲因旅途奔波而早产了他；又后天失调??既无人奶又无牛奶吃。他那幼弱的肠胃，经不起那些米糊之类的东西的折磨，后来，他开始不吃东西了，一喂他就往外吐！一天，一大早母亲抱着他去重庆看病，直到天黑时才回来。当我迎着怀抱小弟的她时，她满面泪痕地对我说：小弟在归途中就已死了！我立即哇哇大哭。小弟在这世间仅仅熬了4个月，这也是那场战争带来的呀！那场战争就是这样夺去了我们家三个孩子的生命，而他们本应当有他们美好的童年，有他们生存的权力！是日本鬼子夺去了他们的生存权啊！！我成了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这就是我之所以成为独养女的来历。
小弟死后，母亲决定重新出来工作，这样收入能多一点儿，我上学的问题也好解决一些。母亲在一位世交付伯伯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地点在在重庆的张家花园，而那儿又正好有一所名校巴蜀小学，我考入了那所学校。我跟着母亲住在六、七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吃在单位食堂里。到了周末，母亲带我回南岸父亲那儿。那首先要爬三百二十多级台阶，才能上到大街上，然后坐共公汽车到朝天门，又要下几百级台阶才能到码头。到了南岸上岸后，天早已黑了，我们还得打起火把，走一段夜路??是小路，两边有不少的坟，有时还会看到鬼火??磷火呢！每次我都觉得又累又可怕，这趟行程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个重负，我于是不爱“回家”了！母亲每到周末，总是像捉小鸡似地把我捉回家。
在巴蜀小学时，令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参加十周年校庆的演出。我参加表演一个歌舞节目《爸爸打东洋》，我们十名低年级的小女生上台边唱边舞：“爸爸打东洋，剩下我和娘，天天要种田，我在旁帮忙。爸爸打东洋，英勇又顽强，前线传捷报，大家喜洋洋！”
后来，父亲也到重庆来工作了，他在单位有一个套间，前边是他的办公室，后边是宿舍??这间不到七、八平方米的房间，就成了我们的家。但是，“好景”不长：给母亲介绍工作的付伯伯，自己的工作要调换了，母亲的工作也就难保了，她只得随他去内江（自贡）工作。父亲先是独自一人留在重庆工作，不久工作丢了，还生过一场病，母亲请假去照顾他，而后送他去成都我二姑婆家养病。几个月后，母亲托人在成都找到了份工作，我当然又随她去了成都。父亲原本是收到过西北师范学院的聘书的，因病未能及时过去，后来路费也难筹，经人介绍去崇宁县教中学（成都列五中学，当时在崇宁）。大学教授教中学，的确屈才，可为了生活，“清高”不得！那数年，哪儿是我的家呢？看来“家”就是母亲住的集体宿舍了！我至今清还楚地记得我们在成都住的那间宿舍的模样：那间不大的房间，共住了六个人，一张单人床，多加一块铺板，就是我们母女的安身之处。
那场战争，给我们一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给我们的心灵上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巨大创伤！而在那场战争中，有这类遭遇的家庭当是成千上万数不胜数！
二战结束后，德国早已改弦易辙，那面“万字”旗早已被铲除，而日本的那面“膏药”旗，仍在活灵活现地“飘扬”！他们历届的首相，无一不是一次次去?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散！他们对二战中的罪行又总是赖账，这说明日本的统治者毫无悔改之诚意，仍是贼心不死！！他们还恬不知耻地想挤进联合国安里会，他们正在把自卫队又变成一支军队，他们的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想派兵参与。这都说明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还想称霸！我们绝不能忘记过去，历史的教训是用血与泪写成的！那一幕幕悲剧，绝不能重演，也决不准许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