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起
我最初接触《程瑞芳日记》，大约是在一年前。我听说在南京大屠杀调查研究基金的选拔论文中，有论文披露了对新发现的写于南京大屠杀当时的日记的研究结果。后来了解到，作者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郭必强先生，他整理出了《程瑞芳日记》。只听说《程瑞芳日记》对1937年南京当时的惨状有非常细致的记述，但具体写了些什么内容，对于不懂中文的我来说，也只能是想像而已。后来，我收到了日记的复印件，并通过精通中文的人，得以了解到日记的概要。程瑞芳亲眼目睹了大屠杀和性暴力，每一天坚持记下了日记，她并与魏特琳共同保护了金陵女子大学（1937年当时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国的女性们。我急切地期待着《程瑞芳日记》日文的早日译出。林伯耀先生和全美英女士，百忙之中以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我翻译了出来。虽然可能还需要再度校对，但第一稿，已于11月交到我手中。
拿到刚刚译出的《程瑞芳日记》，我立刻急不可待地看起来。看着看着，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经历了性暴力的南京女性们的面容。在我们对南京受害调查过程中，那些自己诉说性暴力受害事实的老奶奶们，曾告诉我们，她们九死一生地逃进金陵女大后，耳边还一直回响着日本兵的皮靴声。
南京大屠杀，也称为南京暴行，在南京城内或近郊的难以计数的（东京裁判的推测是两万人，但据近年来研究结果推测达七万人）女性被强奸后死去。
二、《程瑞芳日记》与加害?受害者证言或日记的对照阅读(12月11日?12月16日)
《程瑞芳日记》所记载的事实，表明了日军根本就未曾认可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根本没有得到保障。同时还雄辩地告诉世人，尽管魏特琳冒着生命危险极力保护来金陵女大避难的女性们，但日军的强奸行为也从未中止过。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尽力拯救老百姓的生命，持续着人道主义的救援活动。而疯狂涌入南京城的日本军队，在南京城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不管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和右翼新闻媒体如何高声叫嚣“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但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强奸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程瑞芳日记》和加害士兵的证言与日记，还有当时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避难的中国女性，以及直接遭受性暴力行为侵害的女性们的证言，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南京事件的真实性。
这一日记，尽管是以发生在金陵女子大学内的事情为中心加以记述，但却立体地展现出中国人遭受迫害的全貌以及日本军队实施暴行的实际情形。这也就说明，不管是哪一方的证言或日记，都非常忠实地反映了发生在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事实。
另外，《程瑞芳日记》作为证据对加害者、受害者证言等提出的事实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三者（日记、加害者、受害者证言等）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加害方原日本士兵或受害方中国女性们各自的证言，也都互相关联，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日记还证明了这些证言绝非局限于某一特定场所的任意回想，提高了这些证言的可靠性以及作为证言的历史价值。
三、清晰起来的事实
1）、国际安全区不安全
第十六师团三十三联队的町田，13日进入难民收容所扫荡。“部队发出了‘找到敌兵，就毫不留情地刺死’的命令。我们中队以分队为单位搜查。难民收容所里有老人、女人、孩子，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身强力壮的男子在容纳了几千人的屋子里挤得几乎坐不下。用手指“喂、喂”地指着人叫，在一瞬间表情有些异样的人就被挑出来了。各个部队都把男人们从难民收容所拉到外边，全部刺死了。死不死全凭运气啦。”
12月13日，陈桂英感到危险，就跑到难民区避难去了。“一家都逃进难民区去了。但是，那天晚上，就是十二月十三日。许多日本兵冲进我们躲的难民区，把我们所有人都拉到院子里。”“日本兵大声命令我叔叔：‘把花姑娘交出来！’。日本兵把他拖上三级台阶，从那里推掉下来。日本兵在我们中挑选出年轻男人和女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日本军队从南京行政区的郊外开始屠杀，12月13日，一拥而入进了南京城。为了记录证言，我和许多老兵谈话时，他们异口同声地都谈到这一点。“进入中国没多久，说因为这里是抗日思想很激烈的地方，男人统统杀掉。”“只要是顶着人皮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杀掉。”南京陷落，日本兵见了中国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杀这一事态，读了以下的证言或日记，就会明白的。
2）日本军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不间断地实施性暴力和屠杀市民的事实
性暴力与屠杀并非由南京开始，日本军队在进军南京的过程中，就不断地杀害村民，强奸或折磨妇女，抢夺和防火。（我们从2002年起，对由上海至南京途中的受害地域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我们所调查的南京的受害者，几乎都是自己或亲戚、亲人直接遭受性迫害或是被杀害。自己直接遭受奸躏五位女性，散住在南京的各个地方。杨明贞住在南京城南的中华门附近，张俊英住在中华门外，张秀英住在江北的浦口，陈文惠住长江边的下关，陶秀英是在国际安全区遭日本兵迫害的。其中3人是当时不满10岁的少女。原日本兵的鬼头说：“扫荡的最大的目标就是找女人。”“在南京有时间就去抓女人回来强奸。”井户直次郎说，“（强奸）是到哪儿都有，家常便饭一样。走到哪儿都看到扛着女人和强奸妇女的场面。连老太太也都一样，强奸后被杀掉。”长官对强奸和杀人行为不加阻止，因为他们自己也干。另外，宪兵只对不利于军队的“不法行为”进行调查，而对侵犯中国人的犯罪行为，只要不闹得太大，一般是不过问的。我们开始调查时，有些老兵讲起性暴力加害行为时，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虽然有一些人是放低了嗓音的），令我们十分震惊。我们共对250名原日本兵进行了个别调查，了解战争时代的情况。访问了很多回，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那些老人基本上都是战后也一直持续着对中国人的蔑视感，此点并没有改变。
3）在全是女性的难民区金陵女大中，也频繁发生性暴力事件。
《程瑞芳日记》，加上与此互为补证的原日本兵证词、中国受害女性的证词，把当时金陵女大频繁发生性暴力的实际状态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日本兵不分昼夜，不管是人们看到还是看不到的地方，从正门或是翻过墙头，每天每天来找“花姑娘”，不停地闯进金陵女子大学。只要读了从13日到16日的三方所言，就会知道日本兵每天是如何来袭击的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彼此心照不宣的日本兵，是把性暴力作为对占领地的扫荡和镇压的一环而积极主动进行的。日本军队对于中国市民的想法和做法的实际情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日军的高级军官或下级军官，不仅容忍下级士兵的性暴力行为，而且他们自己也积极加入。这说明，这些行为决非是因为军纪松弛，而是由日军上下一致的默许所导致的放任自流。不仅如此，军队的默许，似乎又变成了对于杀人杀累了的士兵们的论功行赏，帮他们确信此战诚为“圣战”，培养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振奋这些杀人工具的士兵们的士气，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杀人行为的效率。
4）在安全区公然抓走普通市民及集体屠杀。
如果将《程瑞芳日记》与加害者受害者的日记、证言同时阅读，就不难发现，在安全区的金陵女大之内，曾在短期内让人们去办理登记良民证。关于在金陵女大抓人，12月29日德田一太郎的证言中就说到抓走普通市民和集团屠杀的事。“发良民证时，男女分别排队。男子要从十来个日本兵的列队中间通过，检查是否是军人。如果认为是军人，就拉出来脱去便服检查。真是军人的话，那就得拖出去杀了。干一天大约抓80到100个人。黄昏时各分队把他们拉到别的地方杀掉。”
町田义成的证言说到了12月13日把人从难民区拉出去后的虐杀。“我们中队以分队为单位搜查。难民收容所里有老人、女人、孩子，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身强力壮的男子在容纳了几千人的屋子里挤得几乎坐不下。”12月16日陈桂英的证言说，“有时也有许多日本兵来这里，把差不多所有的难民都拉到操场上检查，这样的事有四、五回。这里也有男人，我想是在这里工作的职员。独身的人被当作中国兵带走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日本兵翻墙进来带走年轻女人。”
四、结论
日本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性暴力行为，并非是由于“军纪松弛”，或者是作为军队内部士兵的不平、不满，欲望不满足等的发泄手段的性暴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将中华民族置于劣等地位，“出于一种彻底的蔑视感之上的战斗行为。”是以武力为背景，在杀人的同时，以性为武器，另一种强迫对方遭受耻辱的战斗行为。在践踏中国妇女的女性的、民族的尊严之同时，来满足于胜利的侵略者对于被侵略民族的绝对优越感。这一点，与“圣战”的大纲中“暴支膺惩”思想相呼应，旨在使中国人彻底放弃抵抗，转而对日本绝对服从。
至于本论，并不仅限于对12月11日-16日这几天日军暴行的论述。通过反复阅读《程瑞芳日记》的全部，以及参加南京战斗原日本士兵的证言（约250人）、南京受害者（约180人）的证言纪录，1937年12月13日前后的状况得以立体性地一一呈现。在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同为人类的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日本军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在中国各地，小规模的（杀害人数相对而言）大屠杀与强暴不断重复。体验了南京大屠杀的士兵们，又对后续的士兵们传达着“对于中国人的绝对优越感”。于是，这些士兵在中国不断地“掠夺、放火、杀人、强奸”，使中国社会陷于崩溃。
在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68年的今天，日本仍然拒不承认历史事实，这不仅对受害者，而且对整个中国民众，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继续扩大着他们那曾深受创痛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