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社会是如何对待战争受害者的

1999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代表为苏智良教授）主持召开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座谈会”。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我讲到了两点。第一点是，为了研究清楚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性暴力的实际情况，希望尽早公开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现在保存的“慰安妇”问题相关资料。另一点是，相当一部分国人对此问题至今麻木，而明明知道有几万、几十万同胞姐妹当年受到日军的性暴力伤害，但却对她们莫不关心，没有为恢复她们的尊严而付出应有的努力。这是同胞姐妹的羞辱，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耻辱。我们应该伸出温暖之手欢迎和帮助她们站出来。让她们站出来，不是怀着好奇心去对待她们，而是大家都以同胞心和亲人情欢迎和对待她们。我的话讲完后，许多来自国内的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也许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吧。中国第一个站出来的性暴力受害者是山西省盂县的万爱花。那是在1992年，到今年已经有十三年了。此间，山西省站出来的受害妇女有四十多位，即使加上海南岛、台湾、上海和其他地区站出来的人，仍是屈指可数。这个数字与儒教色彩浓厚的韩国社会站出来勇于吐露真相的前“慰安妇”人数相比，还是不值一提的。难道我们中国社会没有让受害的同胞姐妹放心地吐出一腔悲愤实情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同情的氛围吗？难道我们的社会认知和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达到能够坚定地保护受害者和谴责加害者这样一种道德上和伦理上的水平吗？

山西省的万爱花女士在被侵华日军强掳做了“慰安妇”之后曾两次逃跑，而在第三次被抓后遭到多次强奸并受到剧烈殴打和脚踢等残酷的暴行。在她昏迷不醒时，日军竟然把一丝不挂的她扔进冬天寒冷的山谷里，幸好被村里的老人发现救了她。由于受到日军的残暴，她的身体极度变形，在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能动弹。日本投降后，而在她能够开始下床活动后，却悄然离开了村子，流落到太原市的一个角落里开始了孤独的生活。这是因为她不能忍受村里人的歧视眼光。而在城市的角落里，可能别人不会了解她的过去。

另外，还有住在山西盂县的南二仆女士。1942年，侵华日军的队长要求村里提供5名妇女作为“慰安妇”。为了达到目的，日军队长带领士兵冲进了当时的南二仆娘家，在对她父母使用暴力后，竟然在父母面前强奸了正在回娘家的南二仆，并绑架走了她。然后，日军队长把她当作“专用慰安妇”，长期强奸和霸占她，以至让她生下了孩子。她的父母把变卖土地和家产的700元钱作为赎金想赎回南二仆，但最终也没能把自己的女儿赎回来。而她的亲戚和村里人，知道她生下了日军队长的孩子后，误认为她和她的父母成了日军的同流合污者，于是在愤怒之余竟然打死了她的父母。在南二仆逃离日军据点后，恼羞成怒的日军施以报复把她幼小的弟弟绑在马尾上拖走，并烧毁了她的娘家。南二仆抱着孩子跑到山里，孩子在途中死亡。最终逃脱了日军的搜捕而侥幸活下来的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当作“汉奸”被抓入狱。后来好不容易被平反结了婚，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汉奸”为由遭到批斗，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体贴她的丈夫替她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但本来就有病的她加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再也无法容忍社会和人们对她的歧视，南二仆终于在1967年上吊自杀。此后，她的丈夫对他的养女杨秀莲反复讲述了养母南二仆的受难历史，最后在病床上给杨秀莲留下了要她为讨回养母的“名誉”的遗嘱后去世。（注，有关万爱花和杨秀莲问题的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一审和二审俱判败诉。由于上个月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因此该诉讼已确定败诉）。

翟树棠于1944年在河北当地下党通讯员时被日军抓去，之后被强掳到日本秋田县花冈。在那里被迫从事苦役的他，后来在中山寮当了小队长。他虽然熟悉花冈暴动的全过程，但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暴动后，为了恢复因暴动遭受镇压而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劳工们的健康，他代替队长同鹿岛组进行交涉。美军在日本战败后到花冈中山寮时，他为了改善劳工们的生活条件也同美军积极进行了交涉。他留在东京后，作为证人出席了在东条英机等战犯出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甲级法庭，揭露了日本政府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行并强烈追究其责任。在横滨乙丙级法庭上，他作为起诉方美军第八军的第一证人，揭露鹿岛组虐待中国劳工的实情，追究其战争罪行并使3名日本监工受到死刑判决。翟树棠在横滨法庭结束审判后的1948年回国。同年5月，他在《中央日报上》，以“日本人这样虐杀中国人”为题，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而后，他在1957年，以小说的形式写出了《花冈河的风暴》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是一位优秀的知识份子。但是，他在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反右斗争中，以“从日本回来”为由，被打成反革命渡过了几年狱中生活而搞坏了身体，于60年代末病故。

在今天的日本，一直没有对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作以的诚实的反省。日本是没有道义的国家。揭露和批判日本这个国家的无道义和无正义是容易的。但是，好好想一想，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具备了重道义、重伦理并且可以为此而感到自豪的水平呢？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揭露日本的无道义和无正义，而是认为应当更彻底、更详细地揭露日本国家的无道义和无正义，并要求恢复其国家历史的道义和正义。既然如此，我们首先所应具备的的立足点应当是充满道义以及丰富的人性和正义感的社会。

2.“日本人的帝国意识” 和它的伦理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再次复活了。此时他们为了让日本人民卷入新的侵略战争而正在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在法律方面，他们已完善了“有事法制”，形成了随时可向国外派遣日本“自卫队”的体制。由于在伊拉克战争中日本已经向海外派遣了军队，所以“宪法改恶”工作，只不过是在法律上走走形式而已。日本与美国利用“日美安保条约”，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扬言在必要的时候将采取行动阻止海峡两岸的统一。而在精神方面，作为政治目的再次搬出天皇，准备进行效忠于天皇的“人才培养”活动。他们强制公立小学和中学在开学与毕业典礼上，为向国家表示忠诚，升起曾经是象征侵略的“太阳旗”，并且要求全体教师与学生一同起立合唱赞美天皇的歌曲“君之代'。町田市是位于东京都周边的小城市，市教育委员会提出要求每个学生在唱‘君之代”时的音量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若未能按照其要求或拒绝按照其要求去指导学生的教师就会遭到种种处罚。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管制下，以未服从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关于国旗、国歌的指示为由，仅去年就有200多名教师遭受处罚。另外，为培养日本孩子狭隘的爱国心为目的的“教育基本法”的“改恶”活动也正在进行。

日本的报纸和电视，不断地向日本国民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过去处于不正常的敌对关系的国家当中，被称为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当局绑架到朝鲜的数十名日本人要求回国的运动，在日本是由官与民共同发起的。换句话说，“北朝鲜绑架问题”被电视台与报纸连日播载，使一亿日本人都觉得好像自己变成了“被绑架者”本人，并号召日本人谴责和抨击朝鲜，要求日本政府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由于以上原因，使在日本各地的朝鲜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受到攻击与恐吓，致使在朝鲜学校念书的学生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不得不脱下朝鲜的民族服装。而这种攻击与恐吓有可能随时转向中国人。因为在日本国内，把日本内阁利用“甲午战争”的混乱局势趁虚而入占领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把钓鱼岛作为基点肆意划分了所谓的“排他性经济水域”（EEC），并叫嚷“中国为了谋求资源而擅自闯入日本领海”而对中国进行谴责。日本政府虽然围绕“日本人绑架问题”不断激烈地抨击朝鲜，却只字不提日本在侵华战争末期，从中国强掳到日本4万名中国人这一历史事实。在残酷的强制劳动与牛马不如的恶劣生活环境下，仅在1年多的时间里近7000名中国人屈死在日本，而日本政府对此至今没有谢罪。面对大批的中国人受害者的诉讼，他们只是让法官宣布日本政府没有责任，而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日本是一个把自己的滔天罪行置之不理，却一味地去追究他人微不足道的错误的傲慢国家。

日本至今还是一个不考虑亚洲邻国而以自己为中心的国家。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没有同亚洲其它国家携手共进，而是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与当时的其它列强一样，将如何对付邻邦作为国家的目标（摘自福泽谕吉著《脱亚论》）。实际上，在侵略中国的诸列强当中，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灾难与痛苦的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长期的反抗与包围下日本投降了。同时日本本身也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损失了军、民多达310万人的生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追究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东条英机与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宣判死刑。然而，日本对此不但没有做出深刻的反省，反而在美国的支持下袒护了大批战争罪犯，走向了军国主义复活的道路。如今，日本把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视为“胜者为报复败者的审判”。现在，对当时的判决结果不加重视的倾向正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思想主流。遗憾的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在日本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名人福泽谕吉（1834～1901）所提倡的“脱亚入欧”的思想，已经形成对亚洲各国的蔑视，而这种思想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应当说这种思想正在作为日本人的“帝国意识”被再次培育。对中国的蔑视，把日本当作亚洲霸主的民族优越感，不承认过去的罪行并加以美化的想法和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已在日本不断地在再生。代表这种“帝国意识”的是石原慎太郎。最近，石原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主张“从经济上封锁是同中国进行对抗的手段”。他说，“战争是生命的消耗战。对生命毫无价值观的中国，可以毫不顾忌地发动战争”，污蔑中国人是不尊重生命的好战民族。石原慎太郎的这一思考方法和福泽谕吉如出一辙。

在日本社会，福泽至今仍被当作倍受敬爱的历史人物。这一点从最大面值的日本货币一万元纸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就不难看出。它如实地说明现今的日本社会的思想主流正在向一个世纪以前的侵华战争时代靠拢。福泽谕吉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提出了“日本与满清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要多拨军费”，“应该直接攻克北京”等主张，企图一口气攻占北京，并将那场战争称作“为了文明的正义战争”而使其合法化。此外，对日本的“对台出兵”的举动，他曾经称之为“没有比它更值得庆祝的事情”。在谈到对台湾的统治时，他又说，“应该把愚昧无知的野蛮民族全部赶出岛外，并把他们在一切财产上的权利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积极地支持对台湾居民进行镇压，在台湾实施殖民地化。福泽很早就开始对中国国土的分割抱以积极的态度，并且曾要求把福建省割让给日本。而石原也无耻地叫嚣“中国应当被分割成四五个”。他无视日本文化的源流是从中国传来的。

这种日本人的“帝国意识”，经过著名漫画家小林义则的漫画和评论成为“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大义”（摘自小林的「战争论」）之思想，很快就在年轻人当中蔓延开来。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五次参拜，使日本整个社会反动化，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人的“帝国意识”，煽动着“帝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了没有道义的国家。

3．继承和发扬“抚顺精神”

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穷凶极恶罪行的986名日本战犯，经过中方有诚意的帮助，实现了“从鬼子到人的还原”这一转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这个辉煌成绩，被称为“抚顺的奇迹”在民众中传播。根据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战犯政策，释放回国的这些战犯于1957年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把“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犯下了许多罪行的人们站在人道主义的反省的立场反对侵略战争，为和平和日中友好做贡献”作为该联络会的根本目的。中国政府富有人性的宽大的俘虏政策，使战犯们认识到在侵略战争中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表示“认罪”，对他们虐杀无辜民众，实施强奸、掠夺和破坏的罪行进行深刻地反省。让他们具备对被害者的痛苦表示同情的人所必备的情感，这就需要超越民族间的敌对情绪和不信任感，超越加害者的蔑视和受害者的憎恨，从而显现两个民族走向“和解和融合”的希望。中国政府的斩断“憎恨的连锁”这一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人的可能性本身以巨大的希望。

对连骨髓都被天皇制帝国主义思想侵蚀的、虐待和虐杀过许多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在抚顺所进行的具有极强忍耐心的人性教育，给我们的思想斗争以众多的启发。第一，让战犯恢复对受害者痛苦的感情。第二，为了达到此目的，集中力量让他们知道侵略的事实和受害者的痛苦。第三，在改造人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不是强制去做，而是尊重战犯的自尊心，帮助他们自觉地接受改造。第四，依靠这些首先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而反省的战犯，即使是少数也好，经过“坦白和认罪”活动敲开了其他多数顽固者封闭的心灵。也就是说，依靠少数恢复了良知的战犯去改造多数保持“帝国意识”的人。第五，为了教育这些战犯，使他们恢复人性的良知，中国的战犯管理人员自觉地让自己保持作为人的良好心态而努力（新井利男资料保存会编「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证言」，犁木舍，2003年）。这些中国管理者对战犯所表现出的富有人性和诚意的态度，使战犯们深受感动，为促成他们的自觉改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红军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基础，依靠民众，为民众而战，受到了民众的拥戴，为抗日和革命积蓄了力量。为了达此目的，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格纪律，实施为人民服务这一精神。抚顺的精神就是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精神作为基准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强掳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的986名中国人，为了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而举行了暴动，最终被镇压。此后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418个中国人惨死他乡（花冈事件）。花冈事件的受难者，在中国首次开展民间的对日要求索赔的活动，克服了重重困难，于2004年11月取得了花冈事件的“和解”。当然，此结果同我们最初的目标有差距，但是在让加害企业认罪和谢罪以及在谋求986名全体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的解决上，是划时代的，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成果。虽然还不是最终的胜利，但可以说是阶段性的胜利，成为突破口，是中国民间要求索赔运动中的里程碑。

但是，中国国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些媒体，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加上对日本的文化和语言，对国际上民间要求索赔运动的不理解和无知，不能理解“和解”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没有对待复杂的现实的灵活性，只凭个人对“花冈和解”的文字理解和意义曲解而加以谴责，攻击日本人律师团和支持这一运动的广大日本民众。他们虽然有憎恨和愤怒，但没有区别真假朋友的理性，也没有战略观点。他们有的是陷入文字游戏中不负责任的谴责和“憎其人而及其屋”式盲目的无辨别力的憎恨。憎恨是经历过悲剧的人所表示其存在的主张，是应当受到尊重的。但仅有憎恨不能解决历史的复杂问题。中国人自己也应当努力从感情用事中解放出来。只是永远沉浸于诅咒加害者和在亲人之间相互安慰的世界里是不能真正治疗心灵的创伤的。必须把自己的愤怒和悲伤，由自己把痛苦向外面的世界倾诉，和世界人民一道开始共同的活动。只有和世界上的人们共同活动，才能使清算历史这一问题带有现实性。难道不是吗？

在日本的帝国主义者和右翼势力，以狭窄的帝国国家主义，对中国进行谴责和攻击时，我们中国人不能和他们在同一水平上，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付他们。真正能够使人感化的力量，是这个人和他所隶属的社会的伦理和道德的高低。去年在南京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支援基金”。在山西省盂县，出租汽车司机工会共同募集了资金，许多司机访问了万爱花女士等曾经受到性暴力的大娘们，给她们以慰问和鼓励。这些报道说明了中国人终于对受害者同胞的心理创伤表示了关心。为了安抚其受伤的心灵，虽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出来。当然，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

在我们中国人同日本人的“帝国意识”对峙时，“抚顺精神”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自身，要对过去战争中的受害者表示关心，减轻他们所遭受到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此来提高关心和爱抚弱者和受伤害者这一中国社会具有的道德上和伦理上的水平。在努力提高作为人的素质的同时，把在过去的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和对此所表示的愤怒，不断地、耐心地、使人易懂地告诉给日本人而继续努力。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过去过于克制自己，而且至今也做的不够。今天中日两国的关系状况和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大不相同，但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日本人的“帝国意识”这一点是相同的。仅有憎恨和愤怒是解决不了历史问题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有些人，因亲人被鬼子杀害，而对战犯怀有深深的仇恨和极大的愤怒。但是，为了对战犯实现“从魔鬼到人的还原”这一转变，这些中国管理者们所付出的伟大的富有人性的努力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而且，我们应当区别日本人中的真假友人，区别哪些是真正反动的人，发扬和继承“抚顺精神”，依靠真正的友人并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友人而努力。我认为只有这样，争取和团结了更多的可以信赖的友人，才能为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的解决带来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