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日军官兵被派往中国，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作为加害方的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亲历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一些日军官兵利用战斗的间隙，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纪录了下来。战后，少数日军官兵的日记被公布于众，而更多的日记则仍埋没于民间。战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日本学者和正义人士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批原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终于被陆续发现并在日本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原日军官兵，出于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将自己多年保存的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日记公之于众，并公开出版，以警世后人。这些日军官兵的日记，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
在已经出版的日军官兵的日记中，有些是以单行本出版的，如东史郎日记、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等等，也有些是由日本学者或相关组织将若干位日军官兵的日记汇集后编辑出版的，如由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南京战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南京战史资料集》；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的《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等。
战后，在公开出版的日军官兵日记的部分日记作者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了整理，绝大多数人在整理时只是在原日记上添加了注释，并没有改动日记的内容。也有些日记的作者或出版者出于某种考虑，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而使用了化名，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日记重要价值。这些日记出自当事人当年的记录，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其真实性和可信度都很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已经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几乎涵盖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包括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第十军，以及当时在南京下关的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以及海军官兵等。
在这些日军官兵的日记中，由于日记的作者所处地位的不同和所属部队的不同，其对南京大屠杀记述的角度也有所差异。日军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由于其指挥军队，把握全局，因此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大多是宏观的、笼统的。而日军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记述则相对具体。
在已经公开出版的日军官兵日记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军高级军官的日记主要有：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时任陆军部教育总监、后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日记；时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日记；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日记；时任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日记；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记；时任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二日记；时任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日记等等。
在这些日军高级军官的日记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问题。当然，这些高级军官从其自身的角度出发，并没有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看得十分严重，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65接着，他又在 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早上10时出发。视察了挹江门附近的下关。这一带还是一片狼籍，到处遗弃着横七竖八的尸体，清理工作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66在12月26日、27日、28日三天连记的日记中，松井石根又记述说：“听说南京、杭州附近又出现了抢劫、强奸等情况。于是我特地派幕僚前往解决，并要求幕僚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类事情，还要处分责任人。我承认现在必须立即杜绝这种恶劣现象，严厉地要求各军做到这点。”67对日军士兵不顾国际公法，大肆抢劫外国使馆的财物，松井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我军士兵中又出现了抢夺驻南京各国使馆汽车和其他物品的事件，军队的愚蠢和粗暴行为使我大为震惊。皇军的声誉全毁在这类事件中了，真是遗憾至极啊。于是我立即派遣中山参谋去南京，命令他在紧急采取善后措施的同时，不仅要处罚当事人，还要处分责任人。特别是上海派遣军，因为该军是殿下统率的部队，这关系到殿下的仁德，所以我打算严厉处理此事。”68
然而，事实与松井在日记中的记述不同，我们至今并没有发现日本士兵因抢劫外国使馆的财物而受到军法审判的资料。仅从这一点来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判决是恰如其分的。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有关松井石根的判决是这样表述的：“法庭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些能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在占领南京城前，他确实曾发布命令吩咐他的军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而且后来出于同样的目的进一步发布了命令。但众所周知这些命令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这一点。”“他指挥着那支应对所发生事件负责任的军队。况且他知道这些暴行，他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6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判决是十分正确和公正的。
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也记述说：“据说南京附近有四万俘虏。听说了一些城里的部队军纪不佳的事，真是遗憾。”70
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计的人群，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监视和引导。”“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了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十六师团负责，因此师团无暇顾及入城或宿营等，只是一味地东奔西走。”71在13日的日记中，中岛还记述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72连作为日军的高级指挥官的中岛今朝吾都将杀死中国人看成是一件很随便的事，那么他所统帅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随意施暴就更是为所欲为了。
在已经出版的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日记中，同样记载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以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士兵日记为例，该联队是南京幕府山集体屠杀的执行者。1996年3月，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辑出版了《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一书，该书收集了十数位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官兵的日记和书信。隶属该联队的远藤高明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说：“俘虏总数有17025人。傍晚，按照军部命令，把俘虏的三分之一拉到江边，由第一大队实施枪杀。”73他在17日的日记中又记述说：“晚上，为了处决剩下的一万多名俘虏，又派出了五名士兵。”在18日的日记中他还记述说：“凌晨1时，由于对俘虏的处决不彻底，仍有活着的人，上级命令我们出动，参与清理。随后，部队赶赴现场……8时30分，清理结束工作……从下午2时到晚上7时30分，为了清理一万多具尸体，小队出动了25名士兵。”74在日军第六十五联队其他十余名下级官兵的日记中，大都记述了基本相同的内容。由此可见，幕府山的集体屠杀并不仅仅只有死里逃生的中国军人鲁?所回忆的孤证，从目前收集到的参与这场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官兵日记，大都记录了这场集体屠杀。
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日军官兵的日记是战后整理过的，也有些是以战场上的日记为蓝本改写的笔记，这些改写过的笔记其真实性远不如战场日记本身。以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的笔记为例。两角业作称该笔记是在战后以日记为基础整理的，但是其内容有明显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痕迹。两角业作在笔记中称：“军75下达命令，要‘处理’所有的俘虏！……频繁地来督促山田少将76。山田少将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并顶撞说让军部来收容俘虏。我也全力鼓励山田少将，‘用不着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进行那样的处理’。处置那样的事，对不起，碍难遵命。可是，军部强行命左思右想后，我想，‘这种事就看实施部队如何办理了。既然是让我一人决定的事。只期望他们能做得干脆点。’于是找来田山大队长，悄悄指示他：‘17日，将所有剩下的俘虏集中在幕府山北边的扬子江南岸，乘天黑用船送到北岸放了。为此，要在附近村庄征用船只，还要找支那人舵手。’……接到田山大队长的报告：‘没发生任何混乱，按计划将俘虏集中完毕’。因火灾，人少了大半，这使得集中工作轻松许多。……然而，夜里12时左右，突然江岸方向响起了枪声。等等……，咋回事啊？激烈的枪声响个不停。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载有两三百名俘虏的小船刚到江心，江对岸放哨的支那士兵以为是日本军队渡河来进攻，于是一个劲地射击。使掌舵的支那百姓吓破了胆，船在江面上忽左忽右，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可是集结在岸边的俘虏判断枪声是日本军队将他们拉到江上去枪毙的枪声。沉寂被打破了，场面立刻一片混乱。二千来人一下子猛冲过来，拼命地乱窜，怎么也制止不住。我军不得已开枪射击，竭力阻止他们逃跑。但因天黑，大部分向陆地方向逃去，一部分跳进扬子江。据我天亮后所见，只有极少数人被我军打死。”77
两角业作的笔记与同一联队的其他下级官兵的日记明显不同，显然他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
除了在日本公开出版的日记外，笔者在赴日本收集南京大屠杀史料时，还收集到了尚未公开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冈村宁次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后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等职。他于战时以日记的形式写下了阵中感想，并于战后进行了整理和摘要。笔者所收集到的，是日本厚生省归国后援局1954年的油印本。冈村宁次在1938年7月13日的感想中写到：“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78根据笔者所及，这是在日军官兵日记中记录南京大屠杀人数最多的表述。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日军官兵的日记不仅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而且也记录了日军官兵当时的内心感受和心态。
在日军士兵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屠杀中国人是为了给战友报仇，因而感到痛快。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第四分队伍长林正明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说：“在南京城外警戒，担任下士哨。为杀光所有的败兵残卒而高兴，就此为战友复了仇。”79
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一中队上等兵福元续也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中队也有人阵亡，包括中队长在内有14人，约有35人负伤。我们好像已是欲哭无泪了。这回打击敌军打得非常痛快。但还要为战友报仇，下次再打吧！”80显然，为战友报仇是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士兵的主要心态之一。
许多日军官兵在日记中记述屠杀中国人时，完全没有罪恶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事情。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第二中队士兵井家又一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说：“昏暗中，嗨、嗨、憋足经呐喊着用刺刀捅着，捅死要逃走的家伙，或用枪砰、砰地打。片刻间这里成了人间地狱。结束后，往遍地的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着火。看到火中还有活动的家伙就打死。后面的房子燃起熊熊大火，房顶的瓦片掉了下来，火花四下乱飞。”81日军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在1937年2月17日的日记中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这一带的扬子江面较窄，江中停泊着七八艘海军驱逐舰。无数的尸体被弃置于靠岸处，全浸泡在的水里。尸骨累累一词其程度也各有不同。这扬子江岸边的景象可谓是真正的尸骨累累。如将之打捞到地面上，一定是堆积如山了。然而，我不知见过多少尸体了，早就习以为常。一般是不吃惊的，晚餐时还照样咂着嘴品尝美味，完全成了神经麻木的人了。”82在战争状态下，日军官兵对杀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认为杀死敌国人员是很正常的事情。日军官兵在这种状态下的心态发生了扭曲，人性与道德似乎成了多余的东西。
当然，在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日军官兵都丧失了人性，也有一些官兵对日军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慨和遗憾。日军第十六师团后勤参谋，步兵少佐木佐木久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橘翻译带来了两个女孩。据说就是与宪兵之间的问题，现在要保护她们的生命。我对于宪兵这种人不曾有过厌恶感，但对这件事极为反感。败坏国家军队的名誉及南京军纪的是谁？连这样可怜的女孩生命也要夺走。怎能不产生强烈的义愤呢？”83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高岛市良在1937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说：“刚才吃午饭的那家隔壁的房子正在燃烧。老太太发疯似地大喊大叫，小孩子在哇哇大哭。‘啊，真可怜！’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心情沉重。”84他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还记述说：“下午出发去为第一大队做警备。行军行程约二里半。道路是石板路，越过山坡，沿着被烧的村子走，有好几栋大的茅草屋兵营，说是里面有一万人以上的俘虏。一张张又瘦又白的脸，看着我们。据说好几天没东西吃了，真可怜。短枪、机枪都堆成一堆一堆的。这么多的俘虏会怎么处置呢？”85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但是，在双方军队激烈的战斗中；在日本军队普遍存在的杀死中国人为战友报仇、杀死中国人不算什么的心态下，即使一些日军官兵仍具有良知和同情心，也无法阻止和避免悲剧的发生。
从上述日军官兵的日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日军官兵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我闻，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日军官兵的内心感受。由于这些日记出自当事人当年之手，记录日军官兵的真实经历和当时感受，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日记与事后的回忆相比，更具史料价值。
目前，一些日本学者和从事和平事业的人士仍然在努力发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并有了很多的收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公之于众。这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对广大青年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对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致力于的和平事业，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