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发生于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至次年二月中旬才逐渐中止，持续达八、九个星期之久；总计屠杀中国无辜市民、难民与已经放下武器毫无战斗意志与能力的官兵，达30万人以上，这段历史称之南京大屠杀。86 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1946年到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日本最高级战犯的二年半期间，因中国和美国身历其事人的参与作证，并向法庭提供了百余件人证、物证及书面证词，在细心核对求证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大屠杀的事实及真相终得确定。但自1970年代以来迄今，日本社会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叙述。否定者依据不同的资料而各有不同的立论；但着眼点不外乎彻底否定屠杀一事、申辩南京作战的性质、论析作战死亡的人数和死亡的地区等项目。1980年代之后这些否定论的观点，伴随着政治、经济力的支持，成为官方审定教科书的基本立论。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日本在国家发展上，面对了二个历史传统：战后美军的占领及随之而形成的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另一个则是战前侵略亚洲及当时所建构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两者在否定派的解读与认定上，非但无法得到辩证的统一，显示的则是绝然的对抗；而后者在认同日本、回归传统的过程中，成为光荣的历史记忆。
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解构与重新建构，可以看成战后日本右翼派人士，反思日本国家走向下所致力的历史叙述与重构。然而，战后不论在中国、日本乃至西方，见证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一手资料及幸存者，陆续出版出现。满铁档案、华盛顿美国档案、国府财政部驻港收集的情报、英国国家档案中的外交档案也先后公布。87 否定论者为何还要在历史真相中，重构其失焦的论述？这就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所能尽言，历史重构、教科书修改及参拜靖国神社，都要从文化心态复醒的角度来观看，或可把握一些现象表相下的真实。
本文在日本否定论派的观点与见证者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自日本战后政治社会氛围的改变历史叙述与真相探求两方面，去探索战争的记忆与真相、真实与虚构间的问题。
一、历史解释的建构
二次大战之后至1960年代之前，日本国内大体上对有关南京大屠杀一事，采取较符合军事法庭判决下的事实论述。88 虽说早在60年代初期，日本的杂志报刊上就陆续出现了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言论；但在一些致力于战争真相反省的人士如本多胜一、洞富雄、吉田裕及藤原彰等人的努力下，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存在的，仍相当程度地具有影响性。89 但自70年代开始，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渐渐成为日本学术和教育界争论的焦点。至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一部份来自政界及财经界的势力，在国会中展开了一项推动阻止「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谢罪的决议」，最后并取得了成功。90 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也就从一个证据确凿的历史事件、引发争议的历史叙述，终而被解释成二十世纪的最大谎言。
自1970到1990的二十年间，铃木明、阿罗健一、山本七平、亩本正己、板仓由明及田中正明等人，在《诸君》、《正论》、《文艺春秋》、《偕行》等杂志上撰文或著书立说，分别指出南京大屠杀实为中国人自导自演、要嫁祸日本人而生的幻觉、虚构、神话；一言以蔽之，他们标举的正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91 缘自90年代迄今，这些主张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虚构的论述，更在要求恢复日本历史名誉、清算历史旧账的呼声下，愈发成为主流叙述（master narrative）。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大井满指出：「是由活字制作出来的」；藤刚信胜认为：「是反日的黑暗传说」；松村俊夫说成：「没有信凭性的证言组成的谎言」；富士信夫指称：「只是东京审判的虚构」；东中野修道甚至认为：「只是由四、五等史料构成的，『屠杀了几人』的记载一条都没有。……这只不过是全球的共同幻想而已！」；北村稔强调：「这与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和对外战略有密切关系，只是所谓中国政府『情报战』的成果」；吉本荣则说：「只是以谎言涂抹我国的正史」；这些指控的目的，端在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罪与中国人的欺瞒。92
虚构派的主张和动作频频，但他们主要质疑申辩的问题分别在三个方面：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结果； 2. 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的报导； 3.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与伤亡性质。
远东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费时两年半，依据纽仑堡大审判的模式，个别地以「破坏和平罪（即侵略有罪论）、违反人道罪与一般性战争罪」等三大罪状，判决了日本最高A级战犯25人的罪行。93 而上述的判决一方面是建基在「波茨坦宣言」及与日本所呈交的「投降文件」中明确记载的义务。另一方面，审判所根据的正是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附录战规则）、1929年的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等战争国际法。94 日本的法律人不但认为：「日本军的犯罪行为是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这个判决正是依国际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日本军的犯罪行为和野蛮行径，……做出了必要的法律上的审判。」而日本政府也在「旧金山对日合约」中，承诺了「日本接受远东军事法庭与其它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95 但战后特别是自70年代以来，所谓反对东京裁判史观的论述声势赫起。认为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是黑暗的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其判决更是胜者惩罚败者的谬论。这种审判对日本而言都是不公平，因为日本并未「侵略」中国，且从未与中国发生「战争」，双方仅发生了「事变」而已！96 此外，由于远东军事法庭审理期间，有多位外籍人士，例如曾在南京金陵大学医院工作的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医生和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M.S. Baters, 1897-1987），以经历者、受害者的身份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词和所提供的相关文献，正是印证日军大屠杀最行的有力证据。因此，虚构论者就在强调中国「制作」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之余，也力图将多位外籍人士，影射成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伪证提供者。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就有这样的引文与描述：
只要你浏览一下1937年12月16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就可以看到头版头条有一则醒目的报导。那是15日该社特派记者若梅、村上对金陵大学M. S. 贝茨（即贝德士）教授的采访记录。采访记录的横栏大标题十分醒目：1. 空袭下的南京生活； 2. 走访金陵大学美籍教授；3. 高物价和高税率夹击； 4. 缺少交通工具的市民； 5. 蒋宋美龄巡视前线。贝德士教授一开口就说：秩序井然的日军一进城，南京很快就恢复了和平，这比什么都好；并与两位记者握了手。贝德士恳切又详尽地向两位记者，谈了南京陷落前那令人窒息的生活，叫苦连天地谈到物价飞涨、交通情况很差、苛捐杂税等情况。贝德士又提及自己的妻子在东京，跟孩子生活得很好，很放心；他（贝德士）十分欢迎日军占领南京。
接着田中正明就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的这则报导，对远东军事法庭中贝德士的证词提出质疑：
贝德士教授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在证人席上，似乎对日军的暴行很清楚，陈述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状况。他指出：
日军进城后的几天，在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枪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兵在城外投了降、被解除武装，72小时后被机枪扫射而死。我们的朋友亲眼见到一个中国妇女被17个日本兵轮奸。……9岁的女孩和76岁的老太太被强奸，……这就是15日，从一进城，日本兵就不分地点和场合的掠夺。……占领一开始，就有大约5万名日本兵掳走了难民大量的铺盖和炊具……97
书中以两位记者的采访记录为本，指出贝德士在自己管理的安全区里，要是真的发生了上述的事件，他能说「秩序井然的日军」、「南京很快就恢复了和平，这比什么都好」的话吗？这无疑暗示了贝德士在审判期间说了谎言、做了伪证。况且，贝德士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顾问」，他所陈述的日军的案件，也就没有什么中立性、公正性可言。而田佰烈（H. J. Timpeley）、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等人有关南京大屠杀报导的资料，大部分皆为贝德士所提供，既非亲眼所见，当然也就是个人道听途说的东西。98 田中正明在他的著作中又声称：「所谓日本军在南京干尽了非人道的坏事，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十万中国人，而且放火、强奸、掠夺等残暴行为，在七周中持续不断，但这样『令人战栗的事实』，日本国民却是通过这个东京审判才第一次知道的。」99 换句话说，日本人原本「不知道」有此一事件的发生，假若屠杀之事为真，又为何并未受到相关单位的报导呢？
东中野修道〈为什么日本在《东京审判前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文，正是朝因为没有所谓屠杀的发生，所以也就没有新闻报导，自然日本人就不知道有大屠杀之事的方向，来建构他的论述。东中野修道以南京陷落时，日本有来自《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福岛民报》、《福冈明新闻》等200余名随行记者，随日军进入南京，却没有留下屠杀的报导为由，来证明在南京根本没有发生过大屠杀。他甚至更进一步藉曾随军赴南京之《东京日日新闻》摄影记者金泽喜雄之口，指出对大屠杀一事为「闻所未闻」。100 自诩要以原始文献特别是西方人的文献为基础，利用科学史研究方法，做一个不受主观偏见左右、致力于客观研究的富泽繁信，则在他的大作《根据数据库解明“南京事件”》中，指出南京守卫战，是中国政府实行焦土政策、清野作战下的一环，城内的放火、掠夺、破坏，都是撤退的中国军队所为，附近的居民早已净空。因此，「在这样的地域发生日本军大量屠杀、放火的案件是难以想象的」。101
虚构派不愿承认远东军事法庭公诉方所提的证据，并极力试图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是透过大批战俘的口供、日记及西方各国档案的陆续出版，使虚构派的立论捉襟见肘，而凸显了真正的谬误。因此，日本又出现了所谓「过小评价」的说法，希求自圆其说。主张此一论说的日本学者，喜欢自人口的角度来注释南京大屠杀；南京当时的人口才只不过20～30万人，因此「30万市民的被杀是无法想象的。」102 至于受害人数又该多少才合理？秦郁彦指出：「只在1.2万～4.2万人之间」，而且其中大多数都还是「换穿了便装的士兵」，所以这是一种「正规的战争行为」。103 而富泽繁信则以安全区外不见人影，总结出：「人口减少的纪录完全不存在，不要说30万，连些微的屠杀也没有」104 田中正明则提出南京的20万人口，在战事发生后，都已集中到了「「安全区」的说法，因此，「何来屠杀之有」？105
「过小评价说」学者的研究与结论，反证了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之说的虚妄与蛮横。他们虽不回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但在思维理路上则试图从死亡人数的缩小、受害人属性的分类、死亡地区的区隔等方面，为屠杀制造者、加害者辩解。屠杀即使存在，也是微不足道、偶发的小事，诚属作战中具有自卫性质的适当行为；而中国人声称30万人死于暴行，不正证实了真正的欺瞒与虚构？
二、史料的如实呈现
就第二次大战期间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而言，对日本军人凶残冷酷的暴力屠杀，似乎沉淀并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在他的传记里，如此描述：「日军残酷成性，……对亚洲人比英国人还更加残暴、横蛮、不义和凶狠。」106 时光虽然已过了70年，但南京大屠杀依然最是能见证李光耀个人记忆的案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二战迄今日迭有增补。亲历身受的一手史料则可概括成两大类：事发后的回忆和事发当时的纪录、日记；其中分别来自受害者、旁观者、加害者三个方面。受害者的回忆通常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做成影带或光盘保留下来；另一部份则由当事者著书揭发。
就受害者方面而言，1991年暑假期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了当地80所中学2400多名高中生，对1700余名侥幸存活的受害者，进行口述访问和调查。107 其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侥幸者的见证》（上下集）纪录片，内中收录李秀英、唐顺山、刘永兴、陈德贵、夏淑琴、吴旋等人的口述经历；1999年台湾宇宙企划有限公司出版激光视盘。
李秀英当时怀有7个月的身孕，因不甘受日本兵强奸，在反抗的过程中，身受37刀的刀伤，后为美国教会的威尔逊医生（Robert O. Wilson）救治。在治疗的现场，马吉（John G. Magee）牧师特别将治疗过程拍成影片，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拉贝（John H. D. Rabe）、马吉等外籍人士，也为她的个案作了详细的纪录，在史料性质上，可以说是受害者、影片记录与见证人三者合一最能如时呈现真相的案例。在中山码头遭集体屠杀而幸存的刘永兴，在口述过程中，特别提到被日军从自己的房内带至城北下关，在长约6公里的路上所看到的恐怖景象：
中国士兵和普通市民用铁丝捆着小腿被杀害，女人被强奸后光着下半身躺在地上，……不一会儿，日军从队伍后面20个人一批拉出去，在不远的地方用机枪扫射，……到处传来“救命！救命！”的声音。……日军登上尸堆，……发现呻吟着的活人就用刀扎死。
1937年12月13日，夏淑琴全家祖孙9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她身中3刀，因昏死过去而与四岁的妹妹幸免于难，夏家的经历记载于《拉贝日记》中，战后成为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时的证据。108
日本兵来的时候姜福根才7岁，他说：
父亲带着二姐三姐在一块，母亲带着兄弟四个在一块，……，最小的弟弟还在喝奶，母亲没奶水，他就饿得哭。日本兵听到婴儿哭，就用手电筒往堤下照。……十几个人下来，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母亲就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母亲怀理一把夺过小弟弟，将他重重摔在地上，……未吭一声救被活活地摔死了。母亲简直疯了，就在她弯腰将小弟弟从地上抱进怀中的时候，日本兵从背后朝母亲“碰碰”开了两枪；一枪打在腰上，……另一枪穿过肩膀进入咽喉，鲜血涌出，母亲死了。……又过了两天，……13岁的二姐正想出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抓住了二姐，……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从，……日本人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一劈两半！……109
军事战略专家纽先铭在南京保卫战时驻守光华门，任国府守军教导总队工兵营营长，南京城陷后，为永清寺的老和尚守志收留，因假扮和尚并被派往处理尸体，因而躲过了日军的搜查。他在《还俗记》一书中，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幕府山大屠杀的状况：
在永清寺下约一两公里的沿岸，一个叫大湾子的地方，这是一片很浅的沙滩，……在那虐杀了我们被俘官兵约2万多人。110
在草鞋峡遭屠杀的幸存者、原教导总队2团3营的勤务兵唐广普，于访谈中述及：
被关押在幕府山营房中的被俘士兵、警察及百姓，共约2万人。……12月17日，从早上4时起开始捆人，下午4时带至大湾子沙滩，晚上8、9时开始屠杀。111
受害的幸存者鲁苏则指出：
倭敌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57418人，围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中，断绝饮食，冻恶死者甚多。16日夜间，用铅线两人一札，排成4路，用机枪悉于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悉投入江中。112
幸存者严洪亮则说：
他在下关和记洋行被日军抓出，……共约3000人押至老江口屠杀，12人为一札，用机枪扫射以后，再把尸体推到江里去，他幸免于死，趁天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113
从以上这些来自不同背景、劫后余生受害者的个别访问与记叙中，至少反映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几个共同现象：集体屠杀一次2人、4人、20人不等，屠杀老弱妇孺之外还包括警察，俘虏中平民占有极大的比例。
至于侵略加害者的证言，二战后以日记的形式，陆续于80年代后出版或被发现，绝大一部份已被译成中文。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东史郎日记》的发表；东史郎自述：「我的日记是战争加害者的日记，是使中国人民遭受惨痛经历的日记。我真实描述了战场上的情景和真相，我真实地记录了历史。」114 在他的日记中呈现了军中同僚，手段残忍却以如游戏般的心态，杀害中国百姓的冷血面貌；下关处理尸体及大量浮尸的场景；虐杀俘虏的事实等。115 而这些记录又与1954年8月1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日军战犯中佐太田寿男的供词，许多部分可以相互参证：
12月16日奉命处理尸体，……司令部拨给800名运输兵、10辆卡车、30只汽船，……与安达少佐各率400人。……至18日经我处理的已有19000多具、安达少佐处理16000多具；加上安达少佐前2天自己已处理的65000具，……司令部共处理了10万多具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3万多具掩埋、烧毁以外，其余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绝大部分是市民。……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有死过去而仍在呼吸的人。……处理这些活人的时候，我命令部下，先用装货的铁钩子将他们打死，……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投到扬子江里去。116
在这段供词中，清楚的说明了至少在12月16至18日的这段期间，太田奉司令部命令处理了大量的尸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屠杀，又哪需要处理？何以绝大数的幸存者，都是从尸堆中逃出来？而部分日军在离开南京时，何以需要从泡涨了的尸体上跳过去乘船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随着大屠杀的否定派与肯定派的论争日趋激烈，一些二战时其的随军记者，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追叙。小俣行男在《侵略??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指出：
战时的状态可以说是疯狂的时代。……自己无法制止这种野蛮行径，然而又不能报导这些残暴行为，却还要专门写“皇军之勇战”的情况。
《朝日新闻》随军记者金井正刚写道：
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分社）附近的空地上，日本兵抓来很多中国人进行残杀。空地上黑压压一片蹲着四五百个男性中国人，……6个人一组面强而立，日本兵离开他们二三十步，向他们一齐射击，在他们倒下去时，又飞跑上去在背上补上一刀。
《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在1971年的文章中，回忆：
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目击日军暴行，……在光华门马路两边……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子下面，压着的都是尸体，……不啻是一幅地狱图。我还看到战车毫不留情地在尸体上碾过……。
同盟社记者新井正义、前田雄二及深泽干藏，则指出12月（按1937年）16日到17日，「直接看到」在「下关往草鞋峡方向，……有大量烧死的尸体。」117
随军记者和作战军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加害者，而是旁观者但同时也是经历者。他们的忆述，不但客观地见证了历史事件发生的事实与过程，也不谛给主张没有新闻报导，所以也没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否定派论者，一个有力的回击。
威尔逊、马吉、贝德士等西方人士，曾先后在远东国防军法法庭或南京军事法庭，担任诉方证人，以亲身经历向法庭陈述所见所闻。费吴生（George A. Fitch）、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等虽未出庭作证，但为庭上提供了许多证词与对象，成为起诉战犯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魏特琳（Minnit, 1886-1941）日记、威尔逊日记、贝德士文献（Bates’papers）及拉贝日记和书信，分别在1985年至1996年间陆续的出现并出版，更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与真相的研究，提供了论述空间上的史料基础。118
无论根据受害者、加害者或旁观者的记述或回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当下的中国人，是毫无反抗之力生命取决由人，且绝大多数受害者均是被以极为残酷的方式杀害。幸存者肉身遍体鳞伤者不乏其人，形体完好者心灵上的创伤又有多深？回忆是对过往曾发生过的景、事、物、人之再现，其过程犹如电影之倒带。加害者日记的出版与自我忏悔，进一步见证了心灵的创伤，不只在施、受者双方那瞬间的凶残动作而已！而是源自于人性中那份求「善」的终极动因，一份潜藏在动物性本能下，属于作为真正的人而应有的情操。非属中、日双方外籍人士的见证，则兼具亲历者、旁观者、受害者三种性质。就亲历者而言，与日军随军记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只事不关己、冷静、自制而客观地注视这段历史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是主动地、殚精竭虑地去救援保护一大批挣扎于死亡边缘的可怜人；因此，他们不仅见证也同时参与了历史。另一方面，由于本身不是被屠杀、强奸的对象，故而能藉旁观者之便，以文字或影像纪录这段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面向。在饱受骚扰、恫吓的威胁、眼见暴行屠杀的痛苦中，无论就精神或肉体上的折磨而言，他们也都是受害者。以魏特琳女士为例，1937～1940她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援助了无数苦难的中国人。119 在承受巨大的压力下，因忧郁症而不得不归返美国；1941年5月14日，在返国休养一周年的日子里，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血腥暴力的刺激抑或残酷屠戮的景象，挫伤了她对生命的信心与希望？答案虽不能由后人断言，但恐怖所带给心灵上的梦魇，应是永恒的伤痕！或许唯有了结，才能彻底解脱！
1970年代迄今，在日本出现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新解释，呈现了一个与加害者之记忆与记录，迥然不同的历史情境。谁是谎言的制造者？这基本上不是本文要辨析的重点。但当如何解读这样做的动机和意义？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反思这个现象？以下我试图在解构与重构历史现象的背后，透过以上两组资料与论述的呈现，探讨一些更具本质性的、历史意义的问题。
三、历史叙述与理解对话
若自史料的证据而论，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已是一个无须再做任何争辩的自明公理。历史研究的本质原在事实真相的探求、普世价值的彰显；但作为社会功能的作用，却往往成为内聚、强化与动员社会成员的工具，故而不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何以1970年代后的日本文化教育界，在对战争的论述上出现了与创伤记忆全然不同的赞颂美化的历史叙事？这个重新建构历史解释思潮的出现，应该从日本社会政治氛围的改变与文化传统心态的唤醒两方面，做一整体的观察。
（一） 政治社会氛围的改变
法西斯思想、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商业资本家二者的紧密结合，形成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基础。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基于冷战政策上反苏反共的需要，利用旧金山会议单独对日媾和日本虽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却也受到相当地庇护，除将少数战犯于远东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外，韩战爆发后就将大批在押的战犯加以释放。这些人很快地得以重返政坛或侧身财经界并身居要职，例如身为甲级战犯的岸信界、鸠山一郎、古桥湛三等人，都先后出任首相之职；重光葵三亦任外相。120 1970年代以前，在美国人约束加上经济实力有待恢复的状况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隐而不彰；但事实上，不论内部原因或外部条件，孕育它的土壤则始终肥沃。尤其是自1955年以来，自民党即开始一党执政，该党的主要支持者正是日本财经文化界、二战时期的军人及其后代。1933年的大选自民党虽然失利，但对日本的政治发展仍然有积极主导的影响力；推动阻止「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谢罪的决议」，就是该党员运作的结果。1980年代起，日本主流的政治力量，就逐渐掌握在战争时期拥有实权的人或他们的后代手上，故而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复辟。在中曾根康弘、玲木善幸、竹下登、羽田孜、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郎到小泉纯一郎等内阁期间，这些俗称政界左翼的人士，不但首相本人有着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其内阁中的重要阁员如奥野诚亮、永野茂门、藤尾正行、松野幸泰等，或亲自参加过侵华战争，或身为日本遗族会的成员。121 既然这些出任政府公职、位居高官的人，多为战时的皇军或其后代，自然力图要淡化过去战争中的政治责任，进而否定战争的罪恶，甚至美化战争的本质了。
若说政界右翼掌有政治实力，那么南京大屠杀否定派各种论点的提出，则是文化教育界右翼的成果。而修改教科书正是要将否定屠杀的观念论述，落实在国民教育之中，将另类的历史认知灌输给下一代年轻人。其间两派人士合作、斧凿运作的痕迹，极为明显，而产业、新闻及出版界的奥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82年7月末，文部省强行修改高等学校教科书，把日军队中国的「侵略」改成「进出」。1986年，「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所编纂的教科书，将日军的侵略战争改写成「被迫应战」；对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则说成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亚洲自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的圣战。进入1990年代，政治与文化右翼的合作更趋积极。「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会」下的历史探讨委员会，自1993年起每月召开一次研讨会议，1995年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括》一书，其中分别收录了19位讲演者的报告记录。1997年1月在右翼人士主导下组织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委会》，其中重要的干部多为三协会的成员；西伟干二是编委会会长、《新历史教科书》的主笔，高桥史郎为副会长、《新历史教科书》的主编，西部迈是《新公民教科书》主笔。《产经新闻》和《文艺春秋》则是「编委会」、《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的主要出版的赞助单位。122 而「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会」历史探讨委员会事务局长板桓正参议员，则为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中甲级战犯板桓征四郎之子。此外，1995年藤刚信胜组织「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并在日本各地成立分会。他以明治图书社的《社会科教育》编辑部为基础，对日本中学教科书提出批判。指出战后基于「东京审判史观」所写的日本教科书，是一种缺乏自主性表现的「自虐史观」。至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将受害者的陈述作为事实真相而予以接受，是一种「卑躬屈膝的态度」。123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与「编委会」的成员进一步结合，以各个县为单位，举行大规模的讲演活动，推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点。对坚持南京大屠杀的肯定论者或二战的见证者，严词批判，而极端右翼也予当事人恐吓骚扰；两者之间或明或暗彼此呼应支持。124 至此，修改教科书一事，已逐渐转变成一种社会政治运动。1997年2月，「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会之会」成立，其中共有参、众两议院107位议员参加，极大部分支持「编委会」对教科书改写的立场。2001年4月，由「编委会」所提出，藤刚信胜、高桥史郎等人所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省的审查；这个结果无异于是官方承认并接受否定派对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叙述。而南京大屠杀做较忠实记述的各版教科书，由于受到右派组织批判、攻击的影响，购书用量则由原来的13.7％降到5.9％。125
（二） 历史叙述与真相探求
南京大屠杀史观的重新建构与教科书的修改，可以看成解决历史认知与认同问题的一环；但在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讨论空间。
对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叙述是一种宣传手法的运用、一段情节的表达，而不是人类藉以理解生命意义的方式或发问。叙述在本质上又是一个「去中心」的语言文字游戏；一旦语境变了、结构变了、关系变了，当然意义也就跟着改变。在这种认知氛围下，历史事实是被创造而非被发现的呈现物，历史叙述的真义也不在真相的探索；因此，历史研究落得只是一种虚构的故事，即所谓「文本之外无物」。126 此外，知识的本质性问题已不被重视，知识如何形成、为何被认定、又是在怎样的机制运作下被认定，才是关注的焦点。那么知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无非是人的理智依一定的认知范式所进行的一种理性的实践活动（paradigmatically rational practice）」，而在这种理性的实践活动中，真正起作用力的其实是「权力」。127
历史工作者往往为了国族或集体的认同与利益，自愿或被制约地受着权力机制的操控，这也反映出了研究者「内心的附属性」。128 由于集体的制约限制了研究思考者的反省深度与独立性，历史知识仅成为特定的政治观念的表达。
这些主张说明了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中，对历史、历史叙述、历史研究和历史认知，所存在的盲点和怀疑态度。不可否认一切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东西，都是有特定的指向，也是有某种的片段性和局限性，因此，一旦写就，也意味着期待必要的批判与理解。历史研究常出现由后人打破原先的意义结构以建构新的理解的状况，但这种新建构需要见基于新证据的基础上。藉由作者、本文和读者间整理互动的考量，进一步探求那隐而不彰、彰而未显、显而不明的真相。不同于文字或语言学的文本解释，仅着眼于单纯共时性（synchronicity）的意义陈述；历史真相的探索则涵盖了历时性（diachronicity）的广阔视角。「文本之外无物」的认知，忽视了历史跨越时空是有内在复杂联系的特性；而文本只是理解历史事实的一个阶段。历史真相并不会只因为掌握了方法而得到表达，反而常是因为懂得判别并规避自身所处时代中的偏见或压力，从而不误解证据并正确解读而呈现。
就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叙述而言，无论何时出现的受害者、加害者、见证者的纪录、日记或口述，都是第一手的史料与证据。记忆的真实在于见证了曾经存在过的事实，那是涂抹不掉的存在。这些经验的记述，虽然是个别的体验，但却属于意义理解的整体或部分，代表了与真相的联系，当然也具有化约集体记忆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个别经验，虽都是整体历史经验、事实真相中的一部份，又都是以独特的存在方式和整体相联系。其独特性正在于无法自整体中任意的量化、抽离、重组或否定；事实上，某种个别经验的本身，也等同于真相本身。此时，整体历史真相的呈现及其意义，正是建立在诸多个体身历其境的真实体验上。当然，个人的记忆有时也有形无形地折射出个人的认同，从而引诱人们利用历史，来膨胀过去的辉煌或否认过去的罪恶，为消除下意识的恐惧并替某些行为找出合理的解释。田中正明以松井石根《阵中日记》中，没有任何有关屠杀之纪录，而推出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的结论。坐实了后现代社会中，历史叙述流于一种言语游戏的事例。
日本右翼人士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为中国人自己渲染编造的结果。新史观的提出和历史教科书的修订，可以看成是一个在政治力主导下，历史叙述与真相认知的建构过程，并以受害者意识为出发点，试图进行一场重塑集体记忆的国家工程。配合着学校中的历史教育，日本政府也很巧妙地利用战争记忆的剩余价值，与战前的天皇神道观相联系。
战后日本各地都建了大量的「忠魂碑」、「慰灵碑」，纪录着二战期间不同军团、连队的战斗功绩；在名胜古迹或旅游胜地则有规模更大的「护国神社」、「纪念塔」或「烈士庙」，藉以训示后人对先人的怀念与崇拜。由岸信介题写的「殉国七士庙」内，建造了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七名甲级战犯的坟墓。2000年8月，石川县金泽市的石川护国神社建立了一座12米高的「大东亚圣战大碑」，这是由战友会、遗族会等400个团体募款造成。建立的动机正是抗议村山富士首相，于1995年6月，发表了承认战前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承认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真是「亡国谢罪」的言论。129
不论庙、碑、塔及展示室的建立，祷念死者之余，美好而片面的战争记忆的被强化的同时，也扮演着宣扬并唤醒天皇武士道精神的作用。但是，这种记忆与战争受害者的历史经验极为不同。日本人为何那么残暴野蛮？曾是历经战争的人常有的疑问。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对中国人存有极深的仇视心理是原因之一。早在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指出：「我把中国人当作猪，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130 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田所耕造也说：「那时我在下关，用……铁线，把抓住的人每十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加上油烧，……简直和杀猪的心情一样。」131 其次，为了培养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日军常常把抓来的俘虏居民，让兵士做刺杀练习的对象。《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玲木二郎指出：「……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喊一声往墙上的俘虏的胸、腰捅去，鲜血溅向空中。」132 田所耕造也证实：「抓住军官和士官学校出身的家伙，就把他们绑在柳树上作为靶子，一边教新兵射击和刺杀方法，一边杀掉。」133
随着战事的延长，作战次数的增加，诚如曾根一夫回忆：「正常心愈来愈淡薄，杀人不但是一种光荣，而且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134 这种变态的心理，正是武士道精神训练下的结果。战争中暴行的发生也是在武士道精神下，皇军内部极端「非人道、绝对服从的训练」，从而使普通的士兵变成了一群集体暴力杀人犯，犹如战争的机器一般。135 战争的经历者如何叙述自己的战争记忆？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许多人把战争的记忆完全封存起来，对良心上受着战争记忆煎熬的人来说，他们也是军国主义体制下的受害者。在给受害者（国）造成创伤之余，这些活着的人宁可失语、拒绝叙述也没有叙述吧！摆荡在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之间，试着从战争记忆的梦魇中挣脱？另一部份人在面对战争记忆的反省与叙述问题时，采取的是勇敢的面对与揭露，但却受到法院败诉的对待。右翼份子则以各种观念性的论述否定南京大屠杀，以受害意识重构新的集体记忆，进而将选择性、美化的过程经验保留下来。他们试图把历史认同与明治维新以来的文化传统相衔接，做为日本发展的正当性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右翼面对历史时的态度；他们对于二战以来因战败而有的道歉外交，感到厌烦，认为不能「永远的忏悔下去」。136 一味地谢罪，会使日本难以翻身。侵略的历史应尽力淡化，对受害国家他们有许多的抱怨，看到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罹难者的建立，感觉到这是中国人要永远让日本人抬不起头来的作法。战争结束已近70年了，日本政府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努力美化战争与记忆历史，却对清算自己的战争罪责举止暧昧行动迟缓。
身为七大工业国家之一，日本是一个高度开发的后工业化社会，在全球化的挑战下，天涯若比邻的地球村，使人存在意义的问题，成为人类共同的命题。要做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吾人要学习的是心灵的开放，跳脱集团意识的蔽障。自对话与反省开始，寻求误解的消融，以达致相互理解的境域。在倾听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创伤与感受；也倾听大师的语言：「在虚构中也许有历史的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的存在。」137
结论
即使已有不少个人对战争的残酷提出了反省，但遗憾的是为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否定派的论述在国家权力所主导的政治教育政策的配合下，俨然成为社会中的主流论述。这些论述观念提出的动机和用心，仍然摆脱不了且承袭了长期以来，隐含在日本文化中的矛盾性。
首先，是以双重标准认识历史的矛盾。否定派和右翼人士否定东京审判史观；对战后美军的占领和受制于美国人的无奈，深觉耻辱，故而展现出无法忍耐的民族激愤。政府每到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引为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对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所造成的苦难创伤，却总是以各种不同的说词虚饰、涂抹、栽赃并淡化。二战后的日本不正是因为美国的支持与庇护，而使许多的战犯豁免了死刑，并快速得到经济的复兴吗？而战争的发动者是该承担战争的责任？
其次，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逐渐步上了西方殖民扩张式的帝国主义道路，「二二六事件」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清除了对立的皇道派势力，更确立了军国主义及对外侵略的走向。138 「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即在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大帝国，是要把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善举。但这也是要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来治理非文明、卑下的支那（中国）乃至其它亚洲国家为前提。既然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要解放亚洲国家的落后，又何来侵略之有？潜意识中存有极其强烈、要解放他人的优越感，在他自身为优秀、他者为劣等观念的对立下，充满了对中国人、亚洲人人格及人存价值的否定和歧视。加上国家介入尚武精神，天皇神道观念的鼓吹和教育，使举国进入颠狂的精神状态，并形塑了二战期间日本国民的集体意识。当日本国民向皇军在亚洲各国胜利挺进的圣战，表现出欢呼雀跃喜不自胜的场景，流露出骄傲自信的神态时，「正说明了那是一场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者、参与者而动员起来的战争。」139 在这种集体意识的氛围里，透过集体权威的竖立，个人往往假英雄主义之名，行残酷暴行之实，个人既失去了道德担当的责任，也毫无理性思考的批判空间。集体心灵的麻木与堕落，真实突显出历史的变态。我们可以设想在南京大屠杀中，那些加害者平常都应该是善良守法、私生活中也不会想去以杀人为乐的良民吧！但在解放亚洲、效忠天皇、现身圣战之类的理念宣传下，却得意忘形地沦为制造杀人的机器，陷入毫无自觉的麻木蔽固状态，丧失了作为一个人起码会有的恻隐之心。
否定派在祭祀、祷念并赞叹东条英机、板桓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的武德的同时，却无视于集体意识在爱国主义推波助澜之下，催化成虐待他者的暴力行为；尤其当卑下者居然是那么不服从的时候。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在日军受到国府军队顽强的抵抗，故而有所谓的“惩膺”计画。否定派的说法之一正是，假若投降就不会发生屠杀了。这种带有优越感的征服性人格，既视他人为卑贱，又无法容忍卑贱者以勇气挑战其权威。在极端高傲自负的心灵深处，似乎缺少了无法平等对待外人的平和之心。
纽约时报上最近刊登了一则这样的专题报导：「卖座电影中的日本正脱弃和平主义」（Japan Sheds Pacifism, At least in These Films）文中指出，以福井晴敏小说改编拍成的电影，《风暴女神》、《战国自卫队1549》及《母国的神盾舰》等，受到右翼人士和年轻人的热烈欢迎。小说及电影强调的是要如何用军队拯救日本；反映了日本政治圈中盛行的流行信念： 1. 因战后的错误道路，使日本沦为美国的奴隶，这样的国家有任何价值吗； 2. 为使日免于再遭受二战的「恐怖战败」与其后的屈辱，日本需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3. 以赚钱为满足后，日本已丧失了大和魂； 4. 面对朝鲜与中国的崛起，日本国家意识越来越高涨，开始与邻国直接对立。140
这个报导代表了冰山的一脚，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战争」这个议题，总是能搅动日本人集体的热情？日本怨恨美国的占领，使他丧失了自尊心，所以呼吁重整军备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政府在教科书中进行漂白历史的工作，公然声称无需为战争中的行为感到愧疚。如此岂不使下一代，成为丧失了某些历史记忆的日本人？撇开道歉的问题不论，如果战争的记忆只集中在自己的失败、代价和心里创伤上，很少考虑到对其他国家及人民的伤害。这种记忆的单向性和自我情绪，更多渊源于其传统文化中的心态，是很难赢得弱者的心服、强者的尊敬的。
任何要建构伟大文明的民族，都应该把眼光放在真诚良心与普世价值的实践上，日本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