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主要是利用美国传教士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麦卡伦、马吉、米尔士、史迈士、华群、威尔逊等十一人保存在耶鲁神学院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及该委员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备忘录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与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都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任何人也无从否定的。

　　国际委员会许多成员虽然自称为“南京老市民”，但他们毕竟是外国人，在1941年以前属于中立国人士。以贝德士为例，作为专注东方的历史学者，贝德士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都具有深挚的感情，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作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们一直呼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他们反对战争，却没有任何先验的成见，是亲眼看见的大量事实使他们作出公正的价值评判。1938年4月2日马吉给纽约J?C?麦金牧师的信中指出： “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时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确凿无疑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见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私人之间这样真诚的表露，自然反映了记事的真实可靠。同时，他们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而且也如实地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纵容、支持日本侵华的错误政策。1938年11月29日，贝德士在去马德拉斯参加国际会议途经香港时，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叙述： “南京城内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其生活也是严峻的。他们连续数日目睹成百架（日本）轰炸机群飞过，有些带有美国装备，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在江上连绵的（日本）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日本）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他们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友人正受到谴责。因为害怕法西斯国家不高兴，（美国）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蹒跚的第一步，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博大胸怀，更增添了他们的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美国传教士与外籍人士一道，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在中国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与日寇蹂躏下的南京人民患难与共，不仅竭尽一切努力救援无依无靠的二十多万难民，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者良知与专业训练，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滔天罪行日复一日地如实记录并作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为后世留下相当大数量的宝贵资料。这批资料不仅在东京、南京两次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成为我们现今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问题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