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册（全书６２万字）收集了R.泽沃科维埃博士起草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报告――《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检察长基南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５日的讲话以及《庭长韦伯对判决的单独意见》。这些文章都是首次翻译发表，在理论上论述了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和远东军事法庭无可辩驳的司法权，是驳斥“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战争是国家行为，国际法上个人并无责任”、“法无规定者无罪”等谬论的理论武器。

二、 本册收集、翻译了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法庭记录，展示了东京审判的过程。首次全文翻译发表了威尔逊、许传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贝茨（贝德士）、马吉等在法庭上就日军在南京暴行作证和回答辩护方律师质证的全部内容以及包括程瑞芳的书面证词在内的２３份书面证词。另外还首次翻译发表了“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审问多田记录”、“对福田笃泰问讯记录”、 “对福井淳的问讯记录”和“对日高信郎的问讯记录” 等资料全文，这其中包括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三、 本册首次完整地翻译发表了松井石根的宣誓证词和松井在法庭上回答起诉方律师（检察官）对他的质证、武藤的宣誓证词（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部分）以及前日本外务省东亚司司长石射猪太郎等１４人在法庭作证和回答起诉方律师的质证。尽管是为被告作证，但在起诉方律师的质证中，仍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另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还首次发现了金陵神学院教授索恩（宋煦伯）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一封信。

新资料片段

１、 威尔逊在法庭上作证
……
问：南京陷落前，医院里病人的数目减到了多少呢？
答：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时，我们不得不把病人的数目减到不能再减的地步，把所有可能回家的都送回家了，医院里只留下大约50个无处可去，或虚弱无法走动的病人。
问：1937年12月13日之后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有，以何种形式？
答：日军于12月13日清晨进了城，12日晚上所有的抵抗就停止了。就在几天之内，医院里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伤势不一。
布鲁克斯（Brooks） 先生：如果法庭允许，我反对这种提问。我认为法庭……
庭长：我听不见你说的话，用扩音器再说一遍。
布鲁克斯先生：如果法庭允许，我认为这种提问不可取。这样会影响法庭法官的判断力，我认为法庭会公正地注意到，辨方也会同意战争中必然会有平民的伤亡，妇女、儿童和其他人的伤亡。如果这一点没有表明的话，我提议不要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
庭长：反对无效，继续进行。
布鲁克斯先生：我再次提出反对，理由是这与我们想显示的问题毫无关系??谁引起的战争？假如这个问题与此有关的话，我看不出体现在何处。
庭长：反对无效。
问：医生，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医院病人的伤情呢？
答：我只能讲一下南京刚陷落后我救治的一些病人伤情，但除了在座的一两个证人外，我记不起其他人的名字了。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她脖子后有个巨大的伤口，切断了脖子周围所有的肌肉。从病人的叙述中，从送她到医院来的人的讲述中，没有??

马蒂斯（Mattice） 先生：我想打断证人的陈述。首先，证人讲得是道听途说；其次，这和被问及的内容没有关系。他被要求描述所见的伤情，而他现在说的是那位妇女告诉他的话。
庭长：反对无效。关于你所说的“道听途说”再次宣布无效。

答（继续）：通过对病人的询问，以及对送她到医院来的人询问，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兵的所作所为。
庭长：他应该讲述那位妇女告诉他的内容。

答（继续）：一个8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医院，肚子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使肚皮外翻。

沃伦（Warren） 先生：如果允许的话，我要提出反对，应该提请证人的注意：他应该陈述病人告诉他的内容，而不是他的结论，结论该由法庭做出。我们恳请法庭要求证人陈述，尽可能准确地陈述他同病人的谈话回忆。
庭长：反对有效。
（对萨顿说）：我认为你没听到我所说的，戴上耳机。我也说过证人必须陈述他和伤员的谈话。
答（继续）：医院收容了一个病人，右肩有伤，显然是子弹造成的伤害，而且??
证人：假如许可，我将把他告诉我的内容讲给大家听。

答（继续）：他是一群人中的唯一的幸存者??这些人被带到长江边被日本兵一个个开枪打死，尸体被投入江里，因此实际伤亡的人数不能确定。他假装已死，趁着夜色逃到医院。他姓粱（Liang）。另一人是中国警察，送到医院时背部中间有一道深深的伤口。他也是一群被带出城的中国人中的唯一幸存者。首先，他被机枪扫射受了伤，又被刺刀刺伤??这是日军确保不留活口的又一种方法。这人的名字是（伍）长德（Chang-the）。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房间里吃饭，突然邻居们跑来说几名日本士兵正在他们房间的桌子上强奸妇女。
沃伦先生：假如法庭允许，我想提醒，很明显证人在答非所问。我们要求法庭向他指出。毫无疑问，起诉方在进一步的提问中，会提出这些问题的。

庭长：证人应该回答所提的问题，但我认为他跑题不是太远，这些都是相关的问题，反对无效。

答（继续）：我们立刻冲出去，在这些人的带领下来到他们家。院子里的人指着紧闭着的房门。此时，三个日本士兵持枪站在的院子里。我们冲了进房间，发现两名日本士兵正在强奸两名妇女。我们立即救下她们，并把她们送到了金陵大学的难民营??校园里挤满了大批的难民，这些难民在这儿受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保护。
又有一个人被送进医院，他的下巴被子弹击穿，几乎说不出话，而他三分之二的身体都被严重烧伤。他讲述了他的遭遇??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被日本兵抓住，并被浇上汽油放火点着。两天后，他就死了。
还有一个人被送入医院，整个头上、肩上都是严重烧伤。所幸他还能讲话，告诉我们他是一大批人中的唯一的幸存者，这些人被捆在一起，浇上汽油，然后被放火烧死。
上述提到的案例我们还有照片。
医院收治的还有一个60岁的老人，他胸部有刺刀留下的伤口。他告诉我们从难民营出来后，到南京城的另一个地方去找一个亲戚。半路上碰到了日本兵，被刺刀刺伤后被当成死人扔进了排水沟里。六个小时后，他才恢复知觉并被送进了医院。
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这样的事实就层出不穷。医院的床位是180张，在这段时期，床位天天爆满。

问：医生，在这段时期有没有孩子被送进医院呢？
答：我提到过一个八岁的男孩，我还记得另外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肘部严重受伤，肘关节的骨头都清晰可见。她告诉我们日本兵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的父母亲，并将她砍伤。另一个是被约翰?马吉牧师带到医院的15岁的姑娘，她说自己被强奸了，检查之后证实了她所说的。两个月之后，这个姑娘又被送回医院，被诊断出得了二期梅毒。

问：这些病人有没有告诉你是谁使他们受伤的呢？
答：他们只说??他们无一例外地说他们是被日军所伤。

２、 许传音在法庭作证
……
问：你曾目睹日军的谋杀行径吗？假如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呢？
布鲁克斯（Brooks）先生：我反对这个问题，它只是假设发生了谋杀。他是在问日本士兵的情况。该由法庭决定这究竟是不是谋杀。
庭长：反对无效。
答：（继续）：请证人回答。
问：南京陷落第三天，我才获得日本军官的许可绕城转转，由一个日本人在车上陪着我。此行的目的是估计在街头和房屋里的死尸数量。我可以看到尸体遍布，有些尸体遭到严重损毁。有些象刚死去前一样躺着，有的屈膝，有的身子蜷缩着，有的侧卧，有的仰面躺着，四肢张开。他们是遭到射击或遭到谋杀。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日军的所作所为，就在那时，我还看到一些日军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开始数主干道两侧的死尸体，很快就数到了500多具，我说没有必要再数了，我再也数不下去了。那时同车的还有一个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会说日语。我们一起到了他的家，却发现他的弟弟就在家里被打死了，就在台阶上，还没有被拖走。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可以发现相同的情况。无数人死了，仍然躺在那儿。所有的日军，没有一个日本士兵对任何人表现出礼貌。我还算是幸运的，同车有一名日本人陪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会讲日语的中国人。有无数次，我们的车被栏下，我险些被拉下车来，这个日本人帮了我，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我发现这些尸体没有一具是穿制服的，没有一具是士兵。他们都是老百姓，老老少少，妇女儿童。遍及全城，我未发现一具军人的尸体。

问：那之后，日军又闯入安全区，抓走一些中国老百姓吗？
答：安全区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已做出规定持械的士兵，军事人员都不得进入安全区。他们不允许任何穿制服的人入内。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早上，一个日本兵闯入了国际委员会总部。我碰巧在那里，大约在早上8点。他的目的是获得搜查安全区许可，或是讨论这件事。他指控我们说，这里（安全区）窝藏有中国兵。我们都说没有士兵，中国人中没有武装士兵。拉贝先生这样说了、菲奇先生也这样说。但日军坚持要搜查，他们从未得到我们的同意。之后，这些日本兵经常随意光顾，到安全区里，房屋里抓人，并指控他们是中国兵。
问：你可以继续回答。
答：日军闯入安全区，从各个难民营里带走了大批中国老百姓。有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向难民分发馒头和糕，就要发完时，日本士兵来了。其中两个守住门，另外几个闯进来，用绳子把难民们捆了起来??全都是老百姓，手被捆在一起，每十个、十五个地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拖走了。我站在那里，震惊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在那座大楼里，１５００多名老百姓就这样被日军带走了。他们甚至想带走我们红?字会的成员，在我们的解释下才释放他们。我当时要人立刻向国际委员会报告即向拉贝先生报告。结果，拉贝先生和菲奇先生都来了，但这些人已被日军带走了。商量一会儿后，拉贝先生、菲奇先生、我和另外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一起到了特务总部，也就是日本特务总部。拉贝先生提出抗议，他首先问他们为什么闯入安全区，并把老百姓??难民带走。然后他质问他们把难民带到哪儿去了，以及难民们现在在哪里，同时要求他们立刻释放难民。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也不知道，日本特务机关长说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等了又等，等了一个多小时，希望他们了解这些人被带到哪里去了，谁把他们带走的。可是没有任何结果，他们未给我们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他们承诺天亮前给予答复，却未做到。第二天，大约七八点钟，我们都听到机枪声，就在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也就在红?字会附近。我们立刻派人赶到那里，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那些难民已经被机枪打死了，而尸体被抛入了池塘。之后，我们打捞了几具尸体上来，认出了其中许多都是难民。至此，我们在每一个难民营都岌岌可危。每天，日军都要闯入不同的难民营，寻找中国士兵，并带走他们，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几百人，都是中国平民。之后我们都确信这些人无一逃生。日军这样做的借口是，他们都是中国士兵。有时日军的理由竟是，他们是听别人这样说的。而事实上，这些士兵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是士兵，也没有一个穿军装。
３、 尚德义的证词
……
 1937年我住在南京上海路华新巷 1号(在难民营内)。就在那一年的12月16日上午11点我被日军（可能是中岛（Nakashima）部队）抓住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的哥哥，当时他是嘉山（Kiashang） 机场的秘书，还有我的侄子，在丝绸厂工作，以及一些我不知姓名的邻居。我们每两个人被绳子捆绑在一起，被押往长江边的下关 。那时，那里已有1000多个男性平民，都坐在地上，我们前面，四五十码外架着十多挺机枪，对着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大约4点左右，来了一个骑摩托的日军军官，他下令日军向我们扫射。在射击前他们命令我们全体站起来，就在机关枪发射前，我一个踉跄栽到地上，紧接着，许多尸体压在我身上。我昏迷过去。大概9点左右，我从死人堆里爬出回到家里。”
                                  （签名）尚德义
                                   (日期) 1946年4月7日
４、伍长德证词
伍长德 作为起诉方证人首先宣誓，然后作证如下。
由萨顿先生提问：
萨顿先生：我出示国际检察处文件2119作为证据，要求把它作为证据编号。
法庭书记员：起诉方文件2119号作为证据被采纳，证据号207。
庭长：采纳。
（然后，起诉方证据207号作为证据被接受。）

直接询问
由萨顿先生提问：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伍长德
问：家庭住址？
答：南京塘坊桥（Tan-fen chow）98 号。
萨顿 先生：如果法庭允许，我忘了记录了??证据号是不是2119？
法庭书记员：是207。
萨顿先生：谢谢。

问：你面前有一张编号为207的文件。你能不能肯定这是你的签名呢？
答：可以，那是我的签名。
问：你在此文件中陈述的是否属实呢？
答：属实。
萨顿先生：我请求得到允许在法庭上宣读该文件。
庭长：可以。
萨顿先生：（开始宣读）

“我是伍长德， 现作证如下：
我38岁，是南京城的一个食品商。1937年12月以及在37年前的数年里我在南京当警察，但从未当过兵。南京陷落后，我和几百个其他警察都呆在司法院。那时我们都把武器交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了。司法院本身也是一个难民营，除了警察之外还有很多平民百姓。1937年12月15日，日军闯进了司法院，命令所有的人跟他们走。国际委员会的两个成员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士兵，但他们把这两个人支走了，强迫我们朝西城门走。
到那里之后，他们要我们就在城门里坐着 ，机枪就架在城门外以及城门两侧。城门外是护城河和通往河床的一条斜坡，河上有座桥，但不在城门正对面 。
日本随士兵用刺刀一次将100多人押出城门，还没出城门，他们就被机枪扫射，尸体沿着斜坡滚落到河里。未被机枪打死的人也死于刺刀之下。在我之前，有16批人（每批有100多人）在出城时被打死。
轮到我这一组时，我拼命在机枪响前朝前跑，并摔到在地。我未被机枪射中，却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在背上。我倒地装死，日军在死尸上浇上汽油，放火之后才离开。天渐渐黑了，河岸四处尸体横陈，所幸我身上未被浇上汽油。日军离开后，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躲进一间空房子里，并在里面呆了十天。附近的人每天给我送点稀粥。然后，我出了城到了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收容了我。在医院住了50天之后，我回到苏北老家。那时大约2000多警察和老百姓死于那场惨祸。
上述的陈述都属实，我于1946年18日宣誓作证并签名。
　　　　　　　　　　　签名：伍长德
问：我想问问证人：你能不能把你背部的伤疤在法庭上展示一下呢？据你在宣誓陈述中说这是日本士兵用刺刀刺的。
洛根（Logan）先生：辩护方反对这种展示。
庭长：这和辩护方无关，除非辩护方质疑它的存在，我们也不想看此伤疤。
萨顿先生：请辩护律师对证人进行质证。
布鲁克斯先生：没有问题，阁下。
庭长：证人，对你的提问结束了。
（之后，证人退席。）

４、 马吉在法庭作证
……
问：在占领南京后，日本士兵是如何对待妇女和儿童的呢？
答：事情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每天都有强奸事件的发生。很多妇女、甚至儿童惨遭杀害。如果一名妇女拒绝或反抗的话，她就会被枪杀或刺死。我照了一些相片，拍了一些录像，记录了这些妇女所受的伤，有些妇女的脖子裂开了，全身都是伤口。
   如果这些妇女的丈夫想要用任何方式帮助她们的话，就会被杀死。一天傍晚，我被叫到了一所房子，一名日本士兵下午4点30分就到了这所房子，他试图强奸这所房子主人的妻子，而这个房子的主人，帮助妻子从房子后面的一个门逃跑了，这个日本士兵第一次来时没有带武器，他出去了一下，带着武器又回来，杀死了这位丈夫。这位妇女带我来到房子的后面，她丈夫的尸体就在这里。
   我亲眼见到的第一起强奸事件就发生在日本人进城最初的几个晚上。一位妇女在街上拦住了我和我的同事福斯特，请求我们救救她。当时天很黑，这位妇女讲述了她的遭遇。她下午6点就被从丈夫身边带走，一辆摩托车带着她走了三、四英里外的地方，在那里日本士兵们强奸了她。他们把她送到离她家大约1英里的地方，她跳下车到了我们正在去的地方。正当日本士兵叫她的时候，她可能是看到了我们，也可能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就冲过来求我们救救她。我们救了她。
   12月18日，我和我们委员会的德国成员使施佩林先生一起去城市的居民区。我们觉得似乎每一间房子里都有日本士兵在追逐妇女。在一楼，一位女性正在哭泣，那里的中国人告诉我们她被强奸了。他们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日本人还在4楼。我上了楼试图进入那间屋子，门被锁着，我猛烈地敲着门，施佩林先生很快也上来了，和我一起敲门。大约10分钟后，一个日本士兵从屋里走出来，屋里还有一名妇女。12月20日，我被叫到一户人家，那里的人们告诉我一个10岁到11岁的女孩被强奸了。我把她送到医院，但是当我到达那户人家时，正好碰到3个日本士兵往里走。我把他们挡住。当我从医院回来后，又被叫到另一户人家，把这三个日本士兵从二楼的女子住的地方赶走。之后，那里的中国人向我指了指一间屋子，我冲了进去，看到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强奸妇女。我把他从屋子里赶出去，从这个住宅赶出去，一直从把他从巷子赶出去。
  还有很多其他此类事件。我们面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外国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无法阻止他们把男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阻止他们强奸女性。
  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几天后，我和我的同事福斯特都意识到我们不能在同一时间离开我们的住处，在我们的住处收留了许多基督徒难民。我们两个都和中国基督徒住在一起，以便保护他们。我们与其他外国人就离开了一段距离，但是其他美国人总是邀请我们参加新年晚宴和元旦宴会。我们的习惯是整天站在街上，每人负责3处房屋，一旦有日本士兵停留在这些房屋外，我们就立刻冲过去把他们赶走。在新年那天，一位美国人开车来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我并不想去，但是他说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是不会出什么事的，一小时候后，他会让我们回来的。这样我们就去了。我们的住处收留了许多年轻的姑娘。我们还没吃晚饭，两个中国人就跑来说日本士兵到我们那里去抢姑娘。我们立即回去，但是还是有2位女孩被强奸了。一位我认识了30年的女士，她也是个基督徒，告诉我说，她和一个女孩呆在一个房间里，当日本士兵闯进来时，她跪在这名士兵前求他放过这个女孩，他用刺刀的刀背猛击她的头部，并强奸了那个女孩。
  如果有任何真正的措施制止这种行为的话，这种行为是可以被制止的。当时这种事情完全没有被当回事。一天，安全区委员会的主席拉贝和一名日本军官一起去他的家，拉贝先生收留了许多的中国女性，在他的院子里大约有二三百人，她们在院子里搭起了小帐篷，那天当他和那个日本军官一起到家时，他们看到一名日本士兵正在一个帐篷里强奸妇女，那名军官所做的只是打了那名士兵几个耳光，拉贝对此感到极其恶心，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在1月30日，我们要处理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日本人试图??他们找到我们试图强迫我们把这些女性从安全区遣送回家。
问：那是哪一年的1月30日？
答：他们不希望我们??他们不希望这些女性受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做出一些顺从的表示，因为我们担心整个安全区会被解散，因此我们建议年纪较大的女性回家，但我们仍然把年轻的女性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我们很快就听说这些妇女从安全区回家后，强奸事件又开始了，而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我们在安全区内是认识的。
   我和金陵女子学院的副院长、美国人魏特琳小姐一起去调查这些案件中的一起。在形势最困难的时候，金陵学院里收留了1万2千到1万3千女孩??我应该说1万2千到1万3千名妇女和女孩。我们去了城南的一所房子，当我们走进前排房屋时，一位妇女正在哭泣。她告诉我们说日本士兵杀害了她的丈夫。我们又来到了后排的房子，那里住着这所房子的主人，一名40多岁的寡妇、她12岁的女儿和她77岁的老母亲。她们向我们讲述了她们的遭遇。
   在日本士兵刚进城时，这名寡妇就遭到了多次的强奸。之后她们决定逃往安全区。在她们逃往安全区的路上，因为当时街道上很黑，这个女人和她的老母亲走散了。这位老母亲对我们说她被带到一所房子里，被强奸了两次。她已经77岁高龄了！那个寡妇告诉我们在她们从安全区回来后，她已经遭到了很多次的强奸。我想她总共被强奸了17次到18次。
   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妇女，一名福音传道者告诉我她当时和一名80高龄的中国老奶奶住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这位老人的实际年龄是78或79周岁。一名日本士兵来到她们的住处，把老人叫到门边，做手势让她把衣服脱了，老人说，“我太老了”。这个日本士兵就把她杀了。
   在1月底，我去城南调查发生在新开路6号的系列案件。
５、 审问武藤记录
……
问：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当马尼拉浩劫发生时你是山下（YAMASHITA）大将的副参谋长？
答：在南京事件中，原定两或三个大队的部队进入城内。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军队都进入到城墙内，所以发生了南京浩劫。在马尼拉事件中，山下大将希望避免在城内作战。不过，海军的某些部队和处于山下大将指挥以外的军队留在了城内，因此迫使美国军队进攻马尼拉城。
问：在马尼拉城中战斗，是否就可以证明你的士兵犯下强奸妇女罪是正当的？
答：不是正当的。
问：在马尼拉城中战斗，是否就可以证明你的士兵通过用汽油焚烧或用机枪扫射来杀害成千的居民的行为是正当的，包括妇女和儿童？
答：肯定是不正当的。
问：你能根据部队给予的教育或日本政府给予的教育来解释那些日本军队的举止吗？
答：我很遗憾你问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府会命令他的军队向孩子或平民开枪。
问：看到如此多的无辜妇女和儿童或被杀害或被强奸，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菲律宾，你的良心难道不会受到谴责吗？
答：南京和马尼拉暴行后，作为这两个事件发生时参谋部的成员之一，我觉得在日本的军事教育中缺少点东西。
问：你觉得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呢？
答：在南京和马尼拉犯下暴行的军队是在匆忙中招募的，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
问：你何时看到那本美国人写的关于南京浩劫的书的？
答：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本书，我只是听说在美国出版了这么一本书。
问：你是在1937-1938年间听说的吗？
答：我想是在1938年。
问：有这么一本书控诉了你的部队的可恶行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你不觉得羞耻吗？
答：我觉得对日本军队是一个耻辱。
问：日本高级军官难道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以寻求如何改进，以便在将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吗？
答：没有举行过正式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只是官员间私下里讨论过。
问：在1938年时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的部队的情报系统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吗？为什么当美国人写的书《南京浩劫》提及整个居民人口受到浩劫时，你仅仅得知10至20起关于南京事件的报告？
答：正如我先前已经陈述的那样，我只听说过10至20起事件。两支部队究竟报告了多少起事件，我不知道。
问：但是我正在问你的是，将军，这本书提到了南京浩劫，它意味着你的军队对整个居民实施了浩劫，数字达数千人，然而，按照你的说法，你们官方认定的事件大约只有10或20起。你的情报系统或调查部门一定出了问题，存在如此大的偏差，你难道不感到震惊吗？
答：我只听说了10到20起事件。除此以外，在这两个军队中究竟发生了多少起事件，我回忆不起来。如果美国出版的书所说的有上千起事件发生是真实的话，我想日本军队的情报系统或调查部门一定有问题。

由海德先生提问
问：将军，这本书不只是简单地表明有一个南京浩劫存在，而是表明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掠夺、抢劫、杀害和强奸，不是吗？
答：如果在这本书里公布了这些，我感到在某种程度上夸大其词了。

问：当你1938年听说这本书提到南京浩劫，你没有与其他高级官员非正式地讨论过这一件事吗？
答：没有讨论过。
问：你提到非正式讨论过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这些讨论包括那些内容？
答：讨论没有涉及到那本出版的书所说的南京浩劫。不过，因为日本军队的不当举止，所以有过非正式的讨论。
问：在讨论中提出了哪些补救措施？
答：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在日本军队中没有听说过这些暴行。大约是在1915年，当日本军队派往西伯利亚时，暴行倾向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个性正在慢慢地恶化。所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必须转变以适应形势的需要。这样的讨论在非正式场合举行过。
问：许多像你这样的官员都对这些暴行感到忧虑，因为它会对日本帝国军队的声誉产生负面的影响。不是吗？
答：他们都非常地焦虑。
问：你自己非常焦虑，所以当这本书面世的时候，你想方设法地去调查以便补救这种状况??书中所说的南京浩劫？
答：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与部队训练部的总监联系，我对部队的严格正规教育非常感兴趣。
问：为了改正那些在1915年西伯利亚远征后滋长起来的弱点，对于那些将参军的年轻人的训练和教育你引进了什么改革？
答：当日本军队进军西伯利亚的时候，我只是个少尉，所以即使我确实注意到了，我也无能为力。
问：但是当你能够对主管军事训练的人事行政参谋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Adjutant General）施加影响的时候，为了加强你注意到的可追溯至1915年的薄弱环节，你都做了些什么？
答：即使我成为中将以后，我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师团指挥官。要想把任何事情付诸实施，你都必须是个师团指挥官。
问：当你成为军事事务局的局长时，情况如何呢？
答：军事局局长只是陆相的一个参谋，他无权对这样的事发布命令。
问：假如你是一个师团指挥官，或者假如你掌管着学校的训练和教育，你也许已经向学校发出命令，那些你自从1915年来注意到的薄弱环节或许已经得到了加强？
答：是的。（旁观者大笑）
问：在西伯利亚都发生了哪些表明日本士兵素质开始下降的事情？
答：征用，或者甚至是偷窃、强奸、抢劫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

７、程瑞芳的证词
本人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我连续在该校工作了22年。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全城共有20多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1万多妇女和儿童。除了身上穿的，绝大多数难民未带衣服，只有少数人带着被褥。
日本士兵以搜查中国兵为借口进入校园，但事实上他们是为了到这里找年轻姑娘。魏特琳小姐是一名外国女士，是这里的负责人。她做出了不起的努力，阻止日本兵带走这里的年轻姑娘。尽管她和我以及其他同事竭力保护，但日本兵还是在1937年12月17日闯进校园，带走了11个年轻姑娘。其中9人惨遭日本军官的强奸和凌辱，事后才放她们回校园。米尔斯先生见过她们。但我们从未听说过其他2个姑娘的下落。
一名姑娘被送回学校时已不能走路。她被严重地打伤，多处淤血、肿胀。她说自己被4到5名日本兵多次轮奸、蹂躏。她神经失常了。
最初4周，日本兵每天晚上都过来找年轻姑娘。魏特琳小姐竭力阻止。最初4到5周是最糟糕的一个时期。有一次，我冲进一个房间，赶走大白天闯进来强奸姑娘的日本士兵。其他日本士兵公然企图在校园操场上强奸姑娘，被魏特琳小姐和其他保护女孩的人们合力将其赶走。
魏特琳小姐屡次前往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暴行，请求（他们）向这些年轻姑娘提供保护。4到5周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渐止，几个月后危险才算过去。
为了取乐或者是为了取暖，晚上日本兵在全城到处点燃私人房屋。有一位在该校做工的妇女，她做生意的丈夫被日军杀害，她的家被日军烧掉，连3个月大的婴儿也被烧死。
在其他一些安全区，由于没有像魏特琳小姐这样保护难民的外国人，情况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更糟。难民在校内操场上住了5个月，之后我们收留约600名女孩，准备为她们办一所学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她们。
1946年4月8日，（签名）程瑞芳（按印）。”并由国际检察处律师见证。

８、福田（１９３７年为南京日本使馆官员，时任日本首相吉田秘书）的问讯记录
……
问：那与大部队进城是同一天吗？
答：我记得日本军队是在11号或12号进城的，我们是13号进城的。
问：你到那里时看到街上有死亡的市民或是这类情况吗？
答：看到了。
问：有很多吗？
答：13号时还不那么多。我是通过中山门进城的，它面对着上海方向。
问：是通向飞机场方向的东面的城门吗？
答：是的。
问：是松井进城的那座城门吗？
答：是的
问：现在，在我提到这些文件中的第2号（Z-4），如其所示是寄给你的；第3号（Z-5）也是寄给你的；4号（z－6）你好像是翻译；5号(z-8)是寄给你的；12号（z-28）是寄给你的；14号（z-35）寄给你的，你一般被称为南京日本使馆的专员，不过有两处只是写，南京日本大使馆和你的姓名，其他信的地址是这样写的：6号（z-9）“南京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福田笃泰先生亲启”；7号（z-10）与6号相同；8号的地址是日本帝国大使馆，里面还附了一封信；9号的地址是日本帝国大使馆；11号（z-27）是南京日本大使馆；13号(z-37)地址是南京福田代理总领事，这些信都是所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写的，时间是从1937 年12月15日到1938年 2月 3日。我最后提到的一封信是写给日本大使馆福田先生，编号是第21号（z-35）。这些信是由约翰拉贝签名。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你还记得这些信吗？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
答：是的，我记得。
问：我特别想要知道的是――你不妨把这些信看一下，它们都是用英语写的，而你能看懂英语，我想知道是这些信的内容，或者这信本身是否寄给了东京，东京是否得到了这些信里所包含的信息。
（莫罗上校将包括上述信件的书递给福井）
我会用红笔标出来。不用急，慢慢地看。我想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些信，这些消息是否传到了上海，或者东京――这些信被寄到什么地方，或在把这些信的内容传递给东京当局方面做了些什么。不用急，慢慢地看。每封信我都查过。
（福田阅读这些信件，阅读之后：）
答：我想我已读过所有这些信件。
问：你还记得曾经收到过这些寄给你的信件吗？
答：记得。
问：那是有着相同主题的信件吗？
答：是的，而且我记得我们将其转送给了特务机关的主管阪田（Sakata）少佐。我想他现在是一名少将了。他当时正在华中服役。
问：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答：我不知道。那时他是一名少佐。由于看见传递信息的效率的低下，我曾私底下问过我的一位朋友中谷（NAKAYA）先生，我想他也是一名少将，这些信件的副本是否寄给了上海的总领事??
问：他的名字叫什么？
答：日高（HIDAKA）先生。他当时正在上海。他也在中国服务。上海总领事馆的高级官员试图同上海（日军）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取得联系??我想在华特务机关的长官是原田（RAKADA）少将??他现正在巢鸭监狱。但我不知道总领馆高级官员是同谁取得联系的。
问：好，我已经出示给你看的是应该寄给你的及南京日本使馆的其他人的信件的副本，在H.J.田伯烈这本名为《日人在中国之恐怖》的书中提到了它们。我了解到确有其事??即你记得从拉贝先生那里收到过信件??正如你所记得的那样，这些信的内容与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答：是的，我记得。
问：我们现在看到只是这些信的副本。你认出了这些信的内容与你收到的信的内容是一样的，是吗？
答：我想是这样。我记得不确切了，但我想是这样。我同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及拉贝先生很熟。
问：你确实记得收到过许多这样的信件??与你在这里看到的信件属于同一类型？
答：是的，我过去常与贝茨博士、拉贝先生闲谈??几乎每天这样。我们在南京搞了一个友好协会??基督教教友派协会，为的是让气氛轻松点??因为看到军事当局的效率低下，我让我的一个朋友给东京寄了一个信息??
问：你是什么时候寄那条信息的？
答：那是12月中旬的事。（后来）大本营发给松井将军惩罚士兵的严厉命令。
问：你看到那条命令了吗？
答：我本人并未看到。我是听说的，因为某位大佐??也许福井先生知道他的名字??有天他到大使馆来威胁说要烧掉使馆，因为大使馆向东京吐露了士兵们的违纪行为。接着他又说松井那时发布了一个对士兵进行严格控制的公告。
问：这位大佐是哪天到大使馆来的？
答：12月末或1月初??福井先生可能知道那位军官的名字，因为是他受到了那人的威胁。
问：而你记得此事？
答：是的，我记得。
问：大佐的名字叫什么？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门服役？
答：可能是步兵。
问：你看到他到大使馆来的吗？
答：没有，福井先生遇到他的，后来是他告诉我此事的。

问：是军界里的每个人吗？
答：是的。
问：为什么他们不阻止这一行径??它从12月13日一直持续到1月份??发生在大街上的屠杀以及拉贝先生所控诉的所有那些事情。我相信他最后一封信所署的日期为2月3日。
答：（用日语对译员说）我愿意对此给出我的个人意见。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处理南京的明确计划??在那之前他们一直都在追击蒋介石，他们并未决定是继续追击还是很快停下来。第二是由于部队中存在着不服从，他们不接受来自指挥部的命令。第三个原因是宪兵人数太少了。第四是因为军队在那之前已经吃了很多苦，他们（军官）占领南京时给士兵一个发泄的机会。纪律完全被破坏了。我从一名前参谋部成员（现已亡故）那里听说他们已认为“占领南京的光荣胜利”随着混乱的出现而突然消失了。
问：毫无疑问，直到1月份的晚些时候军队表现得非常糟糕，而且无疑有许多平民遭到士兵的刺杀、射击和虐待，对吗？
答：我想是这样??但是除了一例案件外，我在街上没有看到任何别的刺杀事件。
问：那是怎么一回事？
答：当时我正在访问红?字会的副会长??那是一个慈善组织??在南京，某个中国人向我寻求帮助，于是我立即去了，走进他的房子，他说他的妹妹，或是他的妻子刚刚被两名日本士兵强奸了。
问：是他告诉你的？
答：是的。于是我冲进房间，但那两个士兵跑掉了??我看见那两个士兵跑掉的。那是唯一的一起事件。不过另外还有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问：不论怎样，这些来自由拉贝领导的（安全区）委员会的信件被寄往上海，你知道它们有没有被从上海带到东京？
答：我认为它们的副本被送到了东京。
问：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答：因为我被告知它们在东京被当作一个问题而得以处理。
问：你被告知？
答：是的。
问：是谁告诉你的？
答：我在上海的老朋友??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问：你的意思是日本官方的某人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那些信到达上海了吗？
答：知道。
问：你想是副本被送到东京的吗？
答：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送到的。
问：但知道消息传到了东京？
答：是的。
问：到了外务机关，对吗？
答：我想是这样。
问：你也听到大本营下达了一条命令让部队停止混乱1吗？
答：是的。
问：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条命令？
答：我确实看到了那份公告，它是以驻南京部队司令的名义发布的。
问：是谁发布的？
答：我记得公告的颁布，我认为也许是松井。
问：你曾经对拉贝先生谈过吗？
答：是的。
问：也对贝茨博士谈过吗？
答：是的。
问：谈关于混乱的事？
答：是的，我谈过。
问：他们试图让你帮助结束混乱吗？
答：是的
问：他们试图让你帮助结束这一混乱？
答：是的。
问：那就是这些信的目的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这些信引起或是可能引起松井将军的注意？
答：我想是这样，但在12月初情况是如此混乱，然后在大本营发出了严厉的命令后，指挥官要求低级军官――少佐之类的――写有关局势的报告。
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答：我想是在12月底。
问：但根据我们这里的记录这些信仍然源源不断地到来，直到（次年）2月3号。因此从我们的记录看，混乱似乎仍在持续着，是这样吗？你知道混乱――谋杀、强奸、纵火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一直持续到2月初是否属实？
答：当日军刚进入南京时局势很好，之后局势恶化，随后宪兵下达了严肃纪律的命令，局势有了很大的改观。
问：无论如何，拉贝先生领导的委员会――随便问一下，拉贝是德国人？
答：是的。
问：这个委员会不断的抱怨局势直到2月3日，是这样吗？
答：是的
问：那么似乎是直到2月3日仍然有麻烦，难道不是吗？
答：后来局势有所改观。
问：你相信混乱持续了多久？
答：混乱是零星分散的。从来就没有一段时间里完全没有混乱，不过混乱逐渐减少，到二月份左右已成为个别现象。
问：但它们确实持续到二月份左右？
答：直到三月份我离开时，我也不能说那里已绝对没有（违法）事件发生了。
……
问：福田先生，你在那条路上看到有多少死人？
答：因为他们被埋在土里，所以实际数字难以确定，不过也许大概接近100人吧。
问：你看到了约100具死尸？
答：是的。
问：那是哪一天及那天的什么时候？
答：大概是20号。坦率地说，我看到时就给他们拍了照，我带了一部相机以拍下受损的区域，因为会有不同国家来索赔。但不幸的是，那些照片没有洗出来。胶卷是在同盟（Domeii）新闻社冲印的，这些照片是秘密拍摄的，于是我把胶卷带到同盟新闻服务社去冲印，但他们给我看了一个空白胶卷，说它无法冲印出来。上海同盟新闻服务社的广轩（Hirinochi）先生和冈村（Okamura）先生知道这件事。
问：不管怎样，你没拿到照片。它们可能遭到新闻检查了吧？（因此）也许同盟新闻服务社就告诉你它们冲洗不出来。
答：我想如果照片拍得好的话，同盟社会告诉我的。我相信他们。
问：无论如何你还是没拿到它们。你确实记得看见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手被绳子绑在背后，但却不记得看见他们是四、五个人一组被用绳子绑在一起的吗？
答：是的，我不记得了。
……

９、对松井的质证
……
问：你告诉我们，进入南京后12月17日你才从宪兵司令那儿听说了有关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在进入南京之后你还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什么消息吗？
答：当我到日本领事馆时，我听到了一些报道??从领事那儿听到的性质相仿的报告。
问：你为什么不把它写入你的宣誓证词呢？
答：因为我听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正式报告来看的。我只是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把它当成一种传说来接受的。
问：他告诉你外国公民向南京的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吗？
答：没有。
问：你听说了些什么？
答：从南京的日本领事那儿，我听说进入南京的日军军官和士兵就是犯下罪行的人。
问：他有没有提到任何军事单位？
答：这些传说，对这些传说我们的交谈没有涉及细节问题。
问：你们什么时候进行谈话的？
答：我想大概在11月或12月的18或19日。
问：你在南京的时候，有没有从你的方面军指挥官或是师团指挥官那儿听到任何消息吗？
答：什么样的消息？
问：关于日军对中国人施加暴行的报导。
答：是，没有。
问：证人中山（Nakayama）作证时，你就在这个法庭上，他是华中方面军的情报官员。
答：是的。
问：你也听他说了，除了从外交部门获得情报之外，你也从你方面军指挥官和师团指挥官那里获得了情报。他说错了吗？
答：我认为中山所说的和你所言有差异。我是从方面军司令官，从两军指挥官那儿接到消息，但是我没有从师团指挥官那里获得情报，他们不受我的直接管辖。
问：那么，在你进入南京城之后，你确实从在南京的日本两支方面军指挥官那里获得了情报。
答：是的。
问：你也没有把这个情况写在你的宣誓证词里。是不是因为这是随意的交谈呢？
答：不。我从两军指挥官那里得到的报告是关于一般战事的。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日军暴行的报道。
……
问：12月17日的仪式过后，你把你的部下都召集起来，他们是些什么军官？
答：那不是在17日，而是在18日。那一天，我把所有的驻南京的日军军官召集起来并举行一个纪念仪式。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所有部门的军官召集在一起，因此我命令所有的军官必须到场，我相信所有联队以上的军官都到场了。
问：为什么把他们召集起来呢？
答：因为在12月17日我的参谋长告诉我来自宪兵关于南京事件的报告，我把这些官员召集起来就为了直接下达命令。
问：你知道暴行在南京持续了多长时间吗？
答：不知道。但我知道自我们进入南京城后，大多数暴行就开始了
……
问：撇开谣言的玩笑一面不说，究竟是谁告诉你这些谣言的？
答：至于是谁，我也记不起来了，但他是我的一个部下。
问：是你手下的指挥官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就去告诉阿本德先生以免使真相不会遭到误解。
答：是的。
问：当时，你不是没有收到你手下调查人员的调查报告吗？
答：是的，但我收到一些零星的报告。
问：零星的报告，从谁那里获得的？
答：我指的是从宪兵那里获得的信息。
　　问：你收到不止一个情报吗？
答：不是我自己直接收到的，而我的部下每天都能收到。
问：自从南京陷落，每天都能收到？
答：是的。
问：这些报告想必是转到总司令你那里去的吧？
答：因为宪兵不是我的直接下属，而是军指挥官的下属。所以这些报告都是发给那些指挥官的，而不是发给我的。
　　问：军队指挥官宪兵收到这类情报之后是如何处理它们的呢？
答：在事实真相被揭示之后，冒犯者必须在军事法庭受审。
问：等等，让我们再回去一下：你提到从下属那里获得了零星的报告。你指的是你的参谋人员，即总司令的参谋班子吗？
答：是的。
问：那些报告是直接交给你的吗？
答：一般来说，维持军队内部的纪律和道德感是师团指挥官的职责。军指挥官监督他们、并在权限范围之内设立军事法庭。我在军指挥官之上，我的方面军总部没有任何法律机构，也没有直属的军事警察和宪兵。因此，报告都不是直接汇报给我的。更恰当地说，那些报告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及供我参考。
问：你的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不断收到宪兵的报告，是吗？
答：更准确地来说，我派我的部下去调查这些事情，于是他们到宪兵那里去调查，是去获得情报，而不是想从宪兵那里获得报告的。
问：调查完之后，他们带着报告回到司令部了吗？
答：你知道当时的局势，战争正在进行，军队不断运动，要获得你渴望的信息可不容易。因此，交到我这儿的报告零碎、抽象就是很自然的了。
问：喔，没有人把南京带走，它仍在那儿。我想搞清楚的是，你手上究竟有什么报告――有关在那座城市所发生事情的报告，这些报告是你的部下从宪兵那里获得。
答：这些事情过去很久了，而且这些信息也是从不同的情报来源间接得到的，也就是说，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的，由于部队不断的运动，有些继续追击中国军队，有些回到了中国北部，有些被派往浙江，要想确认这些情报变得很难了。因此，我不可能获得任何含有具体事实的报告。
　　问：我能不能问问你是如何在1938年1月告诉阿本德先生真实的情况的呢？
答：我和阿本德先生的交谈是以宪兵给我的报告为基础的。
问：几分钟前，你说纪律和道德是你下属指挥官的职责。
答：是师团指挥官的职责。
问：你是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总司令，不是吗？
答：是的。
　　问：你是不是在向法庭表明，你的指挥权不包括对下属执行纪律的权力？
答：作为华中方面军的总司令，我被赋予对所辖的的两个军发布命令权力，但我没有直接处理这两支军队的纪律和道德问题的特权。
问：但你有权力确保纪律和道德在你所辖的单位内得以维持。
答：更准确地说，是义务而不是权力??义务或是责任。
问：是的。这也就是你在进入南京后，你把部下召集起来的原因，是吗？
答：是的。
　　问：你不是在说，执行纪律的权力不是你指挥权中所固有的，是吗？
答：我不，我不是在企图逃避我的所有责任??作为占领南京时（华中派遣）军司令指挥下属的责任。然而，我只想告诉你我对我所辖的两个军的纪律和道德没有直接关系。
问：是不是因为在你所辖的两个军都有一个指挥官，而你是通过军指挥官来执行纪律指令的呢？
答：我自己没有执行纪律的权力，也没有进行军事审判的权利。这些权利都集中军指挥官或是师团指挥官的手上。
问：但你有权力下达命令，在军或是师团进行军事审判。
答：我没有任何法律权力发布此项命令。
问：那么，你如何解释，你对南京大屠杀的罪人下令进行严惩的努力呢？你如何解释作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你在你的权力范围类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对罪行进行惩罚呢？
答：作为最高统帅，我除了对我的下属军指挥官和师团指挥官表达我的意愿之外，别无其他权力。
问：我认为一个军事首领通过命令向他的下属军官表达意愿。
答：不，这在法律方面是行不通的。
　　问：那么，当你想让你的下属做些什么的时候，松井将军，你是如何做的呢？
答：我拥有的权力是指挥我所辖的两军的整个作战规划。这就是全部的权力。因此关于纪律和士气的问题，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能在此时做出任何断言，也不能在这里做出任何准确的断言。
问：我不是想同你辩论。但是假如你在日本的上司对你的军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不满，他们找谁负责呢？
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很难决定这个法律问题。我也不知道那时东京参谋本部的长官是如何考虑的。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我只知道无论我在上海还是回到日本，都没有受到总参谋长和陆相斥责。
……

１０、石射猪太郎（日本外务省东亚司司长）回答质证
……
问：石射先生，你说联席会议后不久，你收到了由在南京的第三国侨民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所起草的一份详细记录我们军队暴行的报告书，是用英文打印的。事实上，难道你不是收到过有关此事的系列报告？
　答：收到过。
问：在同一段最后一句中，你说从那时起，也就是那位军方代表告诉你他已经发出过警告后，暴行案例减少了。你是否知道，事实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直到1938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之前，暴行仍在继续，与以往一样糟糕？
答：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宣誓证词中所指出的是，这类案例减少了??比起（日军）刚占领南京，刚进入城内时大规模实施的暴行要少多了。
问：有一份日期为1938年2月2日的报告说，在1月28、29、30和31日这四天中，发生在南京的强奸、杀人、纵火和抢劫案不少于76起，你是否收到过这份报告？
答：我既记不清收到这份报告的日期，也记不清报告所指的是哪一时间。不过，我确实记得曾经收到过一份文件，说这类案例有70多起。
　庭长：军方代表告诉过你究竟是哪一天（东京）向南京占领军发出警告的吗？
　证人：我能问一下你所谓军方代表是指什么吗？
庭长：你在宣誓证词中用“军方代表”这个词。我想你应该知道它的意思。至少你所说的翻译成英语就是这样。
　证人：我想这个人的名字刚才提到过，是柴山兼四郎大佐。
　庭长：语言组，你们能否把下面这句英语宣誓证词用日语向他重复一遍：
　　　“作为答复，军方代表告诉我已经向南京占领部队发出严厉警告。”
　翻译：庭长先生，日语中没有对应的“军方代表”一词。
　庭长：我请你用日语读刚才他的那句英语宣誓证词，就是读那份原始的证词。
　证人：我在该处提到的军方人物是指柴山兼四郎大佐。
　庭长：他是否告诉过你给南京占领军的警告是何时发出的？
　证人：我没听说过。
　庭长：是12月、1月还是再晚些时候？
　证人：具体日期我没把握，但我可以肯定地认为是在外务省讨论这一问题后不久。
　庭长：就在福井报告后不久，是吗？
证人：我认为就在收到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的报告后不久。之后这个问题拿到外务省和联席会议上讨论。因此，我认为，时间就在我提出警告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后几天或不久。
　由科明斯?卡尔先生提问（继续）
问：你被问的不是那个问题。（庭长）问的是，军方代表即你提到过的那位大佐，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已经向南京占领军发出警告的？
　答：我没有听说过大本营是何时向南京军事当局发出警告的。
问：军方代表给你透露这个消息是在哪次联席会议上??从你的宣誓证词来看，似乎在第二次会议上？
　答：我记不起来到底是在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联席会议上，因为这类会议很频繁。
　问：但你说是在你收到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后立即就报告？
答：在我的宣誓证词日语内容中，我没有使用“立即”这个词。我想，我说的是“不久”、“随后”或“时间不长”这些意思。
　问：多长时间之后？
　答：由于时日太久，我已无法准确记清。
　问：两天还是三天后？
　答：我认为不可能快到两、三天之后。
　问：这类联席会议多长时间举行一次？
　答：这类会议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不过据我现在回忆，应该是一个星期一到二次。
　庭长：你是否认为代理总领事的报告呼吁即时的关注和行动？
　答：是的。
　庭长：这份报告是否立即得到关注，（有关方面）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
证人：在收到这份来自南京的报告后，（我）立即将它转交给军方。后来??我所谓后来是指2到3天后??我在我的办公室主持了一次有军务局课级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传达了这件事，引起了他们对这起严重事件的关注。
　庭长：考虑到这份报告的性质，你认为是否即时发出了警告？
　证人：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认为军方很快就着手处理这件事了。
科明斯?卡尔先生：阁下，我读过宣誓证词，军方代表应该说过，在第一、第二次联席会议期间发出过警告。
庭长：他们对待这份报告的严肃程度可以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何时采取行动上看得出来。他的证词中对此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问：那个军方人物，也就是你说到过的大佐告诉过你这个警告是发给谁的吗？
　答：我没听说过收件人是谁。
问：后来当国际委员会的报告通过驻南京领事馆继续源源不断送达后，你采取了哪些进一步的措施？
答：检察官先生，你使用了“源源不断送达”，或“这类报告继续源源不断送达”这样的词语，但在我记忆中，这些报告是被捆在一起送来的，只送来一到二次。
科明斯?卡尔先生：这里我想请法庭参见323号证据，它们都是从这些报告精选出来的。最后一份报告编号为第58号，标明日期为1938年2月2日，我曾向证人提到过的内有76起详细案例的那份报告就是它，其中有些案例不止涉及一人。
问：当你后来收到这些报告时，你是否明显感到上面提到的军方发出的警告没起作用？
　答：是的。我有这种印象，最高军事当局发布的警告没有完全起到作用。
　问：换句话说，你是否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发布过这一警告？
　答：不，我没有产生过这种怀疑。
问：现在，当你看过所有这些报告后，你是否认同一位德国先生对这些报告整体印象的描述。这些报告中也包含这位先生提交的一些报告，见329号证词第8页最后两段??我念给你听：
“南京遭受的那些致命的日子表明……，军纪丧失、暴行和犯罪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而是整个军队，也就是说，所有日本人（都是如此）。”
　　山冈先生：如果阁下允许，我反对仅仅以这个问题作为该证人的总结陈词。
庭长：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根据起诉方的证据，那只是那个德国人的看法，这也可以告诉证人，以表明他们（起诉方）知道多少和他们做了什么。
　　问（继续）：在让证人回答问题之前，我再读下一句：
“这部野兽机器以反共产主义的斗士自居，还对外声称是为了中国的变革和解放，真是莫大的讽刺！”
　　　你看过所有那些报告后，内心是否也产生了这样的印象？
答：你所指的那个德国人写了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脑海中唯一还有的印象是，这些暴行非常严重。
问：你把你所收到的所有报告都向广田外相作了汇报吗？
答：你是指那些与76件案例有关的文件吗？
问：那份文件再加上其它各种文件，即领事向你递交的所有国际委员会的文件。
答：是的。所有关于这些报告都呈送给外相了。
……
１１、索恩的信
南京神学院H.L.索恩教授给上海F.P. Price博士 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