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口述资料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不可或缺的宝贵史料。本专题为保存这些史料，特收录幸存者调查口述资料近1600份，分为上、中、下三册，约140万字，列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这套丛书的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册。

　　本专题资料的编辑主要按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的调查。如80年代前期，“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4年前后，南京雨花台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普查办公室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骆嘉刚、杨新华编《血证》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1984年，原江浦县党史办的调查（其调查资料未曾公开出版）；80年代中期，徐志耕先生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其专著《南京大屠杀》一书，昆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为尊重原文，本次收录这部分资料时除标题作适当调整及用词明显讹错而作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删减。

　　第二至八部分则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京地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六所高校及汤山退休教授费仲兴等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其中，中青报记者戴袁支参与并主持了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调查。上述调查资料为本书主体部分，均为第一手口述材料，也未公开出版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第九部分为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许多新闻记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多有新闻采访报道，一些地方政协文史期刊也曾收录发表部分幸存者的口述资料。为尊重原文，本次收录这部分资料时除标题作适当调整及用词明显讹错而作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删减。

　　另外，市面上还有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和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公开出版的幸存者调查资料，可与本专题互为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数十年间行政区划的变更、同一地名的不同民间称呼、非南京籍调查者对南京情况的不熟悉、幸存者浓重的地方口音和记忆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书面的口述资料在地点、人名等方面存在一些出入，如同音不同字。对此，调查者一般根据调查经验及幸存者发音来确定其名称，并在名称后尽量加以注明。同时，调查者亦加强了回访工作，将访谈整理稿念给口述人听，并要求口述者确认。

　　另外，为增强口述材料的证明力，调查及整理时，每份资料都尽量完善口述人自然情况、调查地点、调查时间和调查人姓名。但由于调查资料来源不一，有些要素现已无法补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调查资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幸存者口述内容会随着记忆的变化而发生偏差；尽管有时是在同一时期，但由于面对的是不同的调查者，记忆的刺激源不同，同一幸存者其口述内容也会出现变化。从记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细节的变化是正常的，也是研究者进行比较研究不可多得的案例。而且，上述偏差只涉及细节，不影响屠杀事件的定性，相反，多份调查资料反而可以增强证明力。因此，对不同调查者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位幸存者进行调查所形成的多份口述资料，我们也尽可能予以收录。如本专题就收录了多份不同版本的幸存者姜根福的口述资料。对于不同幸存者在回忆相同的人或事时相互之间出现的差异，调查者能考证时则进行订正，不能考证时则予以保留，以尊重史料。

　　本专题还收录了部分幸存者的照片，这些珍贵照片大都为调查者拍摄。其中，汤山地区幸存者的照片为费仲兴提供，南京师范大学所提供的照片均为该校美术系陈亮同学拍摄。

　　本专题是全体调查者特别是100余名大学生和近1600位幸存者共同辛劳的成果。特别要感谢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有关部门和高兴祖、段月萍、徐志耕、杨新华等仁人志士所进行的广泛调查，他们早年的卓越努力，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而不可多得的口述资料。在搜集整理幸存者口述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江苏省社科院孙宅巍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他向我们无私提供了许多他长期积累收藏的相关资料。而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校的部分大学生则出于社会责任，利用业余时间，冒着酷暑，背着干粮，在南京周边广大乡镇进行了十分艰苦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得到了江苏省团委、各校团委、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有力支持和推动。另外，南京地区大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汤山地区费仲兴教授的调查，都得到了由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林伯耀倡议设立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的资助。本专题的整理出版也被列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所承担的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得到了校有关部门的支持，特此鸣谢！

　　本专题由张生、费仲兴、戴袁支和张连红合作共同编辑。由于资料集规模较大、内容涉及较广，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多提宝贵意见。
　　
　　张连红

　　2005年11月于南京月光广场

本册资料(供宣传之用)

　　按：本册提供了五名幸存者的口述资料，前二位为城区幸存者，后三位为城郊的幸存者。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中侥幸幸存下来的典型个案。其口述资料也较详实，有细节，且有战后的生活史。

口述人：杜秀英（女，1925年出生，2003年2月15日去世）
居住地：王府园小区10幢
调查时间：2001年1月11日、2月18日、3月23日
访问人：张连红、许书宏、王艳飞

　　我1925年出生于南京。曾经结过婚，现有一收养女，是我大弟弟的女儿，女儿是5岁时过继给我来养的。
　　1937年，日本人来时，我全家跑反到马群，因为我叔叔住在那里。本来以为马群离南京很远，日本人不会到那里去的，那儿会很安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叔叔住在上方桥。日本人很快就到了马群，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坏事。杀人、放火、抢劫和强奸，无恶不作。我非常恨日本人。为了躲避这场无名的灾难，女子都在丑化自己，用锅底的黑灰抹在脸上，或者剃个光头，躲进山里，那时山里有大刀会和小刀会，日本人不敢到山里。一般来说那里还是很安全的。但是在村子里，日本鬼子抓到妇女、姑娘就糟蹋，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有很多妇女被抓到后，都是被先奸后杀。而男子则是集体屠杀。我所住村子的池塘边，有好多男子被抓到那里，被鬼子用机枪扫射，都到在池塘里。
    我的父亲就曾被日本鬼子拉夫。我们全家以为他在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我们听说有很多人被拉夫后都没有回来。幸运的是我父亲过了两天就回来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我们经常躲进山里，并且经常要换地方。不然的话，会被日本鬼子找到。我在换地方的时候，就曾摔坏腿骨，至今仍然疼痛。我们住的房子也被日本鬼子烧了。
　　日本鬼子下乡，经常是一队，而不会是一、二个的。因为当时在马群有大刀会和小刀会在活动，日本鬼子很害怕的。他们进村以后就分开行动，谁找到女人谁就强奸，找不到就不会有‘乐子’。
　　有一天，我出去砍柴火，不幸遇到了两个日本鬼子，其中一个就拦住了我，把我强奸了。当时我才12岁，才12岁呀。日本鬼子不但强奸了我，而且还糟蹋我的身体。我被糟蹋以后，我的下身全部是血，我连路都不能走了。这时，我父亲出来寻我，是他把我扶回了家。
　　我曾经和军官学校的一个司机定过婚，但是他去了重庆，在重庆轰炸中去世了。以后家人一直在帮我介绍，又和南京一个小贩结婚了。在婚后一、二年，没有生小孩，不久就离婚了。
　　因为你不能误了别人的，这在那时是要被别人说的。再说我也不想结婚了，我总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和别人结婚的，结了又离。唉！
    我非常恨日本人。我平时都不看有关日本人的电视、报纸。日本人太坏了，那时是这样对我们的？我这一生就是恨日本人，我不会看他们的消息的。
    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我现在不想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时，就把门开着。我对“脏”也特别敏感，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因为那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那时是很重视这个的，我的女儿也不知道这件事。今天我说了出来，感觉好多了，我闷在心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平时我也就一个人在家，偶尔出去串串门，但是很少。女儿一个星期来看我一次。

口述人：丁荣声（女，1920年出生）
居住地：王府园小区10幢107室
调查时间：1998年12月31日，2000年3月27日，2002年3月19日
访问人：张连红  许书宏

   我原名叫丁桂珍，后来改名叫丁荣声。由于日本人要打南京，家里人让我赶快出嫁，嫁给住在小王府园的闵学礼。
   日本入城前，我老婆婆让我躲到中山陵一个亲戚家，一起去的有我姑姑、姑姑的女儿、婆婆和姨共五人，在中山陵的时候，我们一家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我丈夫当时在下关码头湖北人开的一家米店里做伙计，后来这家人都回湖北了，我婆婆也让他到中山陵。当日本鬼子到了汤山附近时，我家老婊婆婆说，这里不能再住了。于是我们又开始往城里跑，这时一起往城里跑的人中共有12个年轻的妇女，我们走到汉中路转弯处的慈悲社，看到有一幢刚造的平房，有七间，里面没有人住，但有人管理，于是我们就租住了这幢房子。但第一天搬进去，第二天日本兵就进城了。我老婆婆的弟弟早上到大街上去，吓得回来说，日本人进城了，到处找花姑娘。
   我们12个年轻的妇女吓得赶快躲藏到我们预先用来取暖的墙角，墙角外面我们用木板、席子之类的东西遮盖，这样从外面来看好想是一堆杂物，看不到里面有人，我婆婆则拿张板凳坐在我们前面，叫我们不要害怕。可是后来日本人真的来了时候，她也害怕离开了。当时住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卖糖的人家，他也求我们让他的老婆带着两个小孩也躲进来，我舅舅没有同意，害怕小孩在里面不小心会叫，最后导致大家都逃不了。
    大约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听到外面靴子的响声。来了7个日本兵，穿着黄呢子大衣，看不出人的样子，挺吓人的。他们是在找花姑娘。我们躲藏的人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否则就会被日本人发现。我们有好几个女孩子在一起。这些鬼子到处搜索，幸好没有发现我们。可是，这些鬼子找到了那个卖糖人的儿媳妇。7个日本兵，一个坐在那张椅子上，也就是在我们边上。其他6个鬼子就去玷污那妇女。到了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才走。
   我们知道这里不能呆了，于是等天一黑，我们便赶紧往女子大学跑，听说那里有美国人保护。我们把被子裹在头上，沿着华侨路经过五台山，然后来到女子大学。但是，到了女子大学后，那个守门人说我们去得提迟了，内面没有空地方了。华小姐说不收人了。当时那个围墙是用竹子编了篱笆墙。我舅母和老婆婆跪着苦苦哀求那守门人，说我们有12个年轻的妇女，最大的才22岁。正在我们求他放我们进去的时候，来了一辆小汽车。我没有看清内面坐的是什么人。（守门人）让我们站起来让道，给车子进去。我们趁着篱笆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抢在汽车之前就进去了。守门人说：‘你们年纪大的不要进去，走，不要进去。’后来我们12个年轻的妇女进去了，而舅舅、舅母和婆婆三个年纪大的人没有能进来。
   由于我们对女子大学不熟悉，并且我们也没有熟人，在我们进去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而且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跟着汽车向前走。到了一个操场前，我们停了下来。那操场不大。我们看到操场周围的房子，就是200号和300号都亮着灯。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因为我们知道，亮着灯的地方都有人住着，肯定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了。而且我们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累又饿。比我大2岁的表姐就用绳子在200号和100号楼之间的走廊上围了一个地方，作为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在那里过夜了。后来，华小姐说：‘那些难民太可怜了。’就让工人把200号楼阁楼的一些杂物都清理掉，让我们这些没有地方住的难民住到房间里去。
   日本人当时经常来学校干坏事，为了保护难民，华小姐每天都很忙，有时还要受到日本兵的调戏，有一次日本兵还要摸华小姐的乳房，华小姐很生气。华小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华小姐，我们都没有命了。
　　我们在女子大学一直住到第二年。在安民告示出来后，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我们又回到了慈悲社。在女子大学的时候，我们平时还上课，内容是新约全书，是一个美国人讲述的。当时还发了一本书给我们。现在也不知被我放在什么地方了。除了上课外，华小姐还组织我们拔草，做礼拜。
   华小姐的脚很大，春天穿着有白点子的连衣裙。
   我们回家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生活也没有着落。我们依靠我的舅舅的救济而生活，他开了一家米店，时不时的给我们家一点米，一些钱。但是，我们也不能靠他呀，毕竟他也有家，是吧？他一共有7个子女，全靠他一个人。
   我是做缝纫的，就帮人家做点杂活以谋生，养家。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为国军做过子弹袋，童子军的帽子，还做过各国的国旗。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我儿子带我去吴淞口，看到了那些旗帜，我就对儿子说，这些旗帜我有很多都做过，比如日本的‘巴巴旗’、美国的‘满天星旗’，反正那时只要有事做，什么都做。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我没有去一家比较好的单位。我的爱人做的是老式帐房，经常抽烟、喝点酒，并且他不会拒绝别人，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有时候别人让他去赌博，打打牌，他就去了。”
   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回到了王府园。那些日本人被抓了过来做劳力，让他们去填王府塘。就在四象桥附近。我们看那日本人真可怜。日本人都吃不饱，我的母亲还带过饭给他们吃。这些日本人都是一些学生兵，年纪不大。听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战争就快结束了，他们是被抓夫抓过来的。后来这些日本人都走了，好象是被送回国内了。
   可怜南京人当时死了很多，我舅舅的儿子也死了，喊他们赔，他们能把死人赔成一个活人吗？
   我心里恨日本人。

口述人：陈广顺
1924年生
现住汤山西梅西岗头76号
2003年8月12-16日
费仲兴调查

　　我今年80岁，跑反那年13岁。解放后曾去镇江举办的乡级干部短训班学习，认得一些字。回来后当青林乡（管辖青林、西梅、作厂）的乡长，干了6年。后来到83医院旁边的高干疗养院当炊事员，干了10年。再后来，又调入南京综合仓库，一直干到1979年退休。现在住在女儿陈锡红家里。
　　1937年冬，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团从上海西撤后就住在我们西岗头。团长是广东人，住在陈万炎家。他们在墙上打了几个洞，架了枪。当时，西岗头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中央军的人，十分拥挤。许多人脚上打了血泡，问我要红蜡烛烫血泡。当时，正式军人佩带方形胸章，刚拉来的壮丁也穿军装，但佩带三角形胸章。
　　日军攻打句容、汤山之前，国民党在南圩至北圩一线修筑了许多碉堡，挖了许多战沟和壕沟，还在宝华山山顶上修筑了一个大炮台。战沟和壕沟不同，是用来挡坦克的，挖得很深很宽，许多良田都被挖了。在我们这一带，挖沟的全是第六区的民夫。挖沟时不准歇，谁要是停下来直直腰，监工的军官就用皮鞭打他。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监工的军官跑了，民夫就纷纷逃回家，准备跑反。我大哥陈广炳、二哥陈广华和两位嫂嫂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他们躲在北圩黄家荡村一个篾匠家里。当时，我父亲右膝盖害病，不能站，更不能走，我母亲、三哥和我就留在家里照料。中央军那位团长见我们没走，就说：“东洋人要来了，他们见人就杀的，你们还不快跑啊？”后来，村上外逃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就用小毛驴驮了父亲到东巷附近的西社，让他躲在我舅舅家里。我每天天一亮就去西社照料我父亲，下午天黑了就回西岗头，跟母亲住在一起。
　　日军的探子打听到西岗头有中央军。后来，12个鬼子从南社经西社到东巷，埋伏在东巷的北面。这12个鬼子是从我舅舅家门口经过的，嚓嚓嚓的皮鞋走路声和哇啦哇啦的讲话声听得清清楚楚，父亲吓得钻在床底下打哆嗦。在我舅舅家门口不远处，一个给他们带路的佩带三角形胸章的中央军吓得走不动了，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这些情况我都是亲眼看到的。
　　住在西岗头的中央军虽然号称有一个团，但斗志涣散，无心恋战。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离开西岗头向北面山上撤。埋伏在东巷北面的鬼子用机枪打他们，他们也不还枪，反而跑得更快。许多人纷纷改穿老百姓衣服，枪也丢了，马也不要了，附近山上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弹药，九华山九华庙附近尤其多，步枪、手枪、机枪随处可见，一个团的兵力就这样不战而散了。日本鬼子打了一阵机枪，不敢进山追击，怕密林中有埋伏。半年之后，新四军打听到这里有大量散失的枪支弹药，就派人过来秘密收购。我舅舅家的表哥比我大几岁，胆子很大。他拣了两支步枪藏在田埂下用土埋了，后来就卖给了新四军。新四军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与这批枪支弹药有很大关系。
　　日军占领炮校后，就派兵到各村点火烧房，见人就杀。那时候，我站在九华山九华庙朝南看，从东到西，远远近近，村村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半边天都烧红了，我心里害怕极了。日军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烧杀的。我们西岗头先后被烧了三次，绝大部分房屋都被烧光了，只剩下一些断墙残壁和烧焦的梁、柱。
　　后来，我们村的莫庆元在宝华山山脚下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他儿子是个木匠，就找些尚未烧焦的木料打棺材。躲在北圩的人回村挑米，见木匠在打棺材，就聚过来看。大家凑在一起有20来人。人一多，大家就不害怕了。我三哥天天去看木匠打棺材，木匠对他说：“你没事就出去看着点。东洋人来了，我们一个也跑不掉。”三哥叫陈广寿，那年才17岁，比我大3岁。他性格直爽，听木匠这么一说，就站在烧焦的大门口看守着。那天上午10点多的样子，一队鬼子果然从梅家边过来了。三哥立即大喊：“东洋人来了！”20来个小伙子一听，就拼命往牛牧岗的小山上跑。鬼子看到这么多的人跑出来，没打枪，估计是够不着。鬼子进村后，见到了陈广泉，就比划着手势要他把人喊回来。陈广泉不知是计，就跑到牛牧岗喊他的两个儿子回来。躲在小山岗密林里的小伙子一听是陈广泉在喊，以为没事，就一起回村了。他们一进村，30多个鬼子就把全村包围了。
　　那天上午，三哥、母亲和我都在家里，没有跑。一个鬼子军官腰里挂一把指挥刀，见我小，就拿我开胃（寻开心）。他把吸了几口的香烟摔在地上，要我拣起来叼在嘴里，我照他比划的样子做了。其他几个鬼子也把香烟摔在地上让我拣，我没办法，一支一支地拣起来，叼在嘴里。最后嘴里叼了六七支香烟，鬼子们就哈哈地狂笑。然后，鬼子把我带到小学后头的球场上，要我把棉裤脱下来，他们一个一个来摸小雀雀，还不让我哭，哭一声就打脑袋。我的头都晕了，勉强装装笑脸，那位军官也朝我笑笑，我就以为没事了。
　　过了半小时左右，鬼子把20来个小伙子拉到球场上，叫他们站成两排，跪下来。小伙子不敢不依，都跪下了。鬼子架起了机枪准备行凶，但没有立即开枪。那个军官把我拎到他身边，让我站在机枪后面。他一会儿拍打我的脑袋，一会儿又塞块糖给我吃，不准我哭。我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鬼把戏，就看着他们。不一会，鬼子军官向跪在地上的人讲话了，声音很高，哇啦哇啦地讲，不知说些什么。说完，机枪突然开火，向跪着的人扫射。一二分钟的样子，两排人一个个都倒下了，球场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我目击了这场血腥屠杀，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不知道这帮家伙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要屠杀手无寸铁、平白无辜的老百姓。
　　扫射完毕，鬼子就把我带到球场东面不远处一地主家的照墙边。他们用两根铁棍把一个个手提饭盒串起来，架在火上烤，烤热了就狼吞虎咽地吃饭。
　　三哥和母亲本来一直躲在我家的断墙边，没跑出来。后来听到哒哒哒的机枪声，三哥就怕了。他从家里跑出来，穿过一个竹园，沿小路向牛牧岗跑。不料被烤火吃饭的鬼子看到，一枪击中。他在地上滚了几下，就滚到路边的茅坑里了。伤口进了水，他更疼了，拼命挣扎。我二哥的丈人看到后就把他从粪坑里拉了出来。三哥痛得在地上乱滚乱抓，附近地上的草全抓烂了。挣扎了一会，他就断气了。
　　鬼子吃完饭，又把我拉到球场上，不准我动。他们把死尸一个个翻过来，脸朝天，然后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村民陈万有当时跪在第二排，没有中弹，鬼子在他脖子上刺了两下，他也没有动一动，估计是昏过去了。鬼子刺完了，就集合起来向西走，回炮校。后来，陈万有苏醒过来了，爬起来擦擦脖子上的血，一步一步回家了，他弟弟和弟媳又把他带到了北圩，总算拣了一条命。
　　西岗头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北圩，妇女们就哭开了。哪家死了人，死了几个，一下就知道了。大哥、二哥听到消息，连夜赶回西岗头。他们找了一块门板，把三哥抬到村西荒地里埋了，又急急忙忙赶回北圩。
　　在西岗头小学球场上被鬼子机枪打死的村民共23人，其中2人是外村的，不知姓名，其余21人都是西岗头的，他们是：陈广林、陈广泉、陈广聚、陈广海、陈万松、陈万夏、陈万宽、陈道法、裔建昌、裔景华、裔景富、莫庆文、莫庆武、李克俭、李永华、李小三子、周小根子、赵小三、董老大、曹友恒、吴宝财。为防野狗来吃，他们的尸体很快就草草地埋了。一家几口被杀的，就埋在一个坑里。安民后，再小心地挖出来，装进棺材另行埋葬。挖尸体时，死尸都发胖了，一抓就烂。后来用毛竹片从下面穿过去，才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以外，我们西岗头还有好多人在别处被鬼子打死。
　　裔建和：跑反时在宝华山南面的东葛庵被鬼子一刀砍死，死时约50岁。
　　陈小四子：我的家门侄儿。刚跑反时，他就和他妹妹逃到句容练城。他在那里被鬼子一枪打死，死时约17岁。
　　陈治富：跑反期间，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家门前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日本人叫他下塘敲冰摸鱼，他没下去，被一枪打死，地点就在我家墙角处。他是个极其老实的人，死时约60岁。
　　陈广发：鬼子刚来时，他想躲到地主家牛舍的大门上头去，因没有梯子，没爬上去。鬼子发现后，在牛舍拐角处用刺刀把他戳死了。死时有40来岁。
　　刘贤春：60岁左右。他在自家大门口走路，因耳聋，未听到日本人喊，仍自管自地走，就被鬼子一枪打死。
　　陈广峰的老婆和女儿：跑反时，夫妻俩背着2岁的女儿从外地回西岗头，走到村南的田鸡塘，遇到了日本兵。鬼子一枪把他女儿的腿打断了，又放一枪，把他老婆打死，打完就走。女儿拼命地哭，他一狠心，把女儿摔在水塘里。小女孩穿着棉衣，浮在水面上哭，没有沉下去。这时，有3个日本兵听到枪声，便从梅家边跑步过来。见小女孩还浮在水面上哭，就打手势叫他捞上来。他们看了看打断的腿，又打手势叫他把女儿抱回家。他抱着女儿走了一段路，见日本人走远了，还是把她摔在水塘里淹死了。
　　李连才：当时将近70岁，高个子，瘦瘦的，走路都走不动了，鬼子拉夫，要他扛枪往土桥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一家人到处找，没找到。
　　张再银：日本人抓他去送菜，再也没有回来。全家去找，也没找到，不知他死在哪里。
　　此外，还有10多个外地人在西岗头附近田间和村边被日军杀死，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是哪来的。后来安民了，我们村上有些好心人就把他们统统埋在炮校炮营后头平山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大坟在解放后劈山造田时平掉了。那个大坑很深，估计坑底下还有一些尸骨。
　　跑反时，日本人的飞机常来，每次都是3架一起飞，轮流转圈子。有一次，我躲在村后马家棚小山附近的水塘边，日本飞机向马家棚山上投炸弹，有3个南巷村的人被炸死了。
　　有一天，日本鬼子把村上的老头老太拉到一起，逼着他们排成两排，脱光衣服，双腿叉开。冬天那么冷，为了活命，也只能依了。鬼子趴在地上，从下往上看他们的下身，一个一个看完了，就狂笑一番，走了。鬼子兵真是下流无耻到了极点，什么事都想得出来。
　　日本鬼子的心眼多得很，他们放火也有专门的器材。那东西有这么长（记录者注：约20厘米）卷成一卷，里面一片一片的。可以一片一片地拿出来点，也可以一卷一点，可以烧更长时间。一个鬼子在水塘边点给我们小孩看，还叫我们点。那火苗兰兰的，烧着的小片片丢在水里也不会灭。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烧我们的房子。
　　后来，汉奸组织了绥靖队，每个日本部队里都有绥靖队的人。日本人给他们发衣服，还给他们发饷。鬼子的衣服是帆布的，绥靖队的衣服是土布的。绥靖队帮日本人看守公路上的桥梁，随时报告情况。句容的黄梅桥被新四军浇了汽油烧过几次，碉堡里的绥靖队每次都向新四军开枪，赶紧向日本人报告。日本人到九华山搜山，绥靖队的人也跟着去。
　　日本人还叫民夫给他们看守公路。我们西岗头的民夫管作厂到黄梅桥这一段，集合的窝点就在作厂张四麻子家。不是每天都去，各个村轮流干。
　　1937年国民党撤退时，用汽油把炮校的一部分房子烧掉了。跑反回来，安民了，各村各户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老百姓没地方住，就去拆炮校的房子。除了两个大门外，炮校能拆的东西都拆了。后来，鬼子要住在炮校里，就到处弄砖瓦修房子，但修的质量很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把炮校修了修。

口述人：裔文钊
1932年生，属猴
原住汤山西梅西岗头，现住南京苜蓿园大街
2003年9月21日
费仲兴调查

　　我今年72岁，退休前在新疆一家银行当行长。
　　跑反时，我6岁。老人、妇女和小孩先走，身强力壮的后走，他们见到了日本人再逃也来得及，而且就躲在村后小树林里，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我父亲那年31岁，鬼子进村了，他还在家里，听到枪响，拔脚就跑。后来一想，怕跑不出去，就钻进后院柴草堆里。鬼子用刺刀戳，他被刺中一刀，仍一动不动，躲过了第一关。见外面没响声了，才从柴草堆里钻出来。抬头一看，还有日本人，赶紧翻身跳进夹墙。日本人哇里哇拉的叫喊声，皮鞋踩地的咯咯声，他听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他躲过了第二关。
　　跑反时，我家十来口人是分开来跑的，我和爷爷、奶奶一起，躲在宝华山的东葛庵。鬼子来搜查，躲在大庙里的年轻人从后门跑了，钻入密林，剩下100多个老人孩子来不及逃。鬼子军官先叫士兵放火。他们用一片一片的黑火药引火，那东西一点就着，又能黏糊糊地沾住木头，火药片烧完了，木头也就点着了，很先进的。庙里的菩萨是泥做的，但表面一层油漆烧得着，开始时一滴滴往下掉，最后一片片掉下来，火势很旺。鬼子一边放火，一边打手势，比划着审问一位老人：“你的，说，戴帽子的，当兵的，哪里的干活？”（当兵的都戴帽子，老百姓不戴帽子。）那老人蹲在地上，双眼瞪着鬼子，似懂非懂。鬼子“嗖”的一声拔出指挥刀，架在老人脖子上。老人依然一声不吭，鬼子“啊”的一声，把头砍掉了。顿时，在场的老老少少都哭了。鬼子又抓住第二位老人，一刀砍死。接着，便抓住了我爷爷裔建和。他有气喘病，此时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鬼子把指挥刀搁在他肩上。我再也不敢往下看了，躲在奶奶身后。回头再看时，他已经人头落地了。
　　东葛庵在宝华山南面，周围是密密的竹林，连绵不断。若不是汉奸告发，日本鬼子是绝对找不到这个地方的。那年月，汉奸活动太猖狂了，无处不有。
　　退休后，我把抗战期间西岗头遇害村民的姓名、遇害经过、财产损失等调查清楚，写成材料，加上被害者后代的签名，送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备案。根据我的统计，当时全村共有42户，有34人先后遇难，26家房屋被烧，共计91间加26厢房。这就是我写的材料，给你一份吧。
　　这笔账一定要算。十年不行，二十年，二十年不行，三十年。我写的这些材料，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后来，我在祖父墓前立了块碑，碑文是：“先考裔建和、裔景华、裔景富。此三人于1937年12月被侵略中国日本军无辜杀害遇难。具证人裔文钊特立此碑明志纪念。”我还打算在西岗头国民小学旧址前再树一块碑，纪念遇害的23位同胞，让子子孙孙永远牢记这段历史。
　　在日军攻打南京之前，国民党军队在西岗头──下山村──仙涧桥──新庄一线挖了许多战壕，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再往南还有，我没去看过。主战壕有5米来宽，2米深。通往每个村庄的小战壕就更多了，有1米来宽，1米多深。主战壕是弯弯曲曲的，充分利用了当时现有的水塘。西岗头的东边有许多水塘，主战壕就从那里经过。我家有2亩地在西岗头东边，这块地全挖了，好多年之后都没填平。战壕和水塘不挖通，留一条小路隔开，水塘里的水不会流出去。梅家边在主战壕的东边，所以后来炮校里的日本人不常去。
　　在日军攻打南京前，国民党军队把青年人集合起来搞军训，有的训个把月，有的训三四个月。训时发枪，训完收回，所以村上许多青年人都会打枪。有的地主老财还花钱买枪。我们村就有两家姓裔的财主买了汉阳造的快枪（长枪），我都看到的。日本兵打来了，他们把枪埋在院里的乱砖堆下面。胜利后，他们把枪拿出来放。我的一个本家叔叔，拿着沾满黄油的快枪，?的一枪，?的一枪，那声音可响了。他也是在战前受过训练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民兵，没有武器的民兵。
　　日本兵到我们西岗头烧杀抢掠，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哪一天打死了谁，确切日期多半记不清。后来安民了，日本兵还常来。一二十个人，三四十个人，象是小分队，从西岗头经过，往九华山，在九华殿一带搜捕新四军。我父亲给我讲，他曾给九华山的新四军送过信。他叫裔景荣，在我们村上也算是个人物，很有威信的。九华殿在九华山的半山腰，庙有两进，10 来间房，庙前有水塘。每年农历7月29有庙会，解放后还搞过。后来，庙拆了，但庙会还有，地点搬到新塘了。汤山的庙会在农历3月25，但汤山的庙早就拆了。解放前，附近的庙多了，我们西岗头村后就有一个大庙，叫北社祠庙，庙里的古树老粗老粗的。现在，哪里还有这么粗的树？
　　我家隔壁有个邻居叫李茂，身强力壮，有1米85的个头。日本人好胜，老找他去摔交。一个打不赢，就上第二个。第二个打不赢就上第三个、第四个，直到打赢为止。后来，每次摔交，李茂就装输，不和他们较真了。日本人真是处处要占便宜，不占便宜不罢休。
　　西岗头村西边，那时候是一片密林，后面是山岗子。安民后，日本兵常来此地演习，在附近插许多旗子，挖许多战壕和掩体。演习时，机关枪、迫击炮响个不停。那炮弹里装的是一迭迭的纸片，一炸，纸片到处飞，我们小孩就去捡来玩。他们搞演习，完全不顾老百姓的庄稼。
　　在日军攻打南京之前，国民党说要死守南京，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一带逃过来的有钱人都以为南京是首都，到了南京就安全了。结果，他们上当了。不来南京，他们也许不会死，到了南京，几乎都被日本人打死了。我在1946年到南京三山街当学徒，学铜锡五金，做铜锣响器、铜脸盆、烫婆子等等。那时，城南一带到处是被日本人烧焦的房屋。
　　下山村杨正保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他母亲急得上吊。杨正保2岁就失去了父母，是由他叔叔带大的。后来，他到南京三山街当学徒，学铜锡五金，是我的师弟。他解放后当上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前年心肌梗塞死了。
　　在新庄南面的一个村上，有个老汉会武功。一天，日本兵逼他带路，他就把两个鬼子带到偏僻地方，趁其不备，给他们点穴了。后来，日军找到这两个鬼子，一看，既没有枪伤或刀伤，也没有搏斗的痕迹，无缘无故的死了，十分骇怪。老百姓都知道是谁干的，可谁也不说，因为大家都恨日本鬼子。

苏国宝，男，76岁
调查地点：住南京市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1日上午
调查人：戴袁支、李川、吴佳莉、罗豪

　　（1937年）冬月初四下午，日本鬼子到湖山村，是经镇江、宝华山、孟塘到这边，避过了句容从山坳子过来。鬼子在村口站岗，不动声色。到了晚上，我们躲到沟里，盖玉米秸睡觉，鬼子半夜杀人，有一个马群过来姓严的人被杀，穿着灰色衣服，接受过国民党训练，但不是国民党兵，住戴兴仁家里避难。当时我家里住了两个避难的人，把衣服脱了埋了，没有被杀。村里的人惊慌了，躲到岘山，在山的石坳里过夜。天没亮之前，日本人在湖山大桥桥头向孔（崆）山开枪（机枪），孔山上有国民党炮台，国民党军队还击，周围都是枪声，这时日本人挂着手榴弹从岘山下来。打仗从冬月初五到初七下午，老百姓被杀了43名（老少都有）（调查者注：此系老人根据记忆，后经调查不止43人），我的亲弟弟（最小的，3岁）被日本人扔到水里淹死了，小名万久。
　　冬月初七下午，我义姑夫王立荣在日本人来抓他的时候打了日本鬼子一拳，被鬼子拖出去绑在学校水塘边的桑树上，后来被砍头，头没掉，皮还挂在脖子上。
　　日本还抓了七个人，躲在两个房子间的滴水沟里，抓到（原）江宁县湖山小学的操场，这7个人跪着被刺刀刺死，无辜被杀。他们的名字是：戴昌继（30多岁），陈开荣（30多岁），戴大林、戴兴根父子（父：40岁，子：20岁左右），戴兴钏（30多岁），戴昌遗（30多岁）（调查者注：经苏国宝老人核实，7个人应为6个人。如包括在附近遇难的王立荣为7人）。当时有200多家被烧，15户绝户。
　　冬月初七，我们下山。东流有庙山，子弹像下雨一样，湖山有7个日本兵向许巷进攻，戴大钧、戴兴余、戴大金三人给抓去抬子弹，被打死了。
　　我们沿土地庙向北跑，跑到樟桥，住了一夜。冬月初八，沿马路向东阳出发，在逃难中看到前面有车灯，苏昌治、苏立新叫我们不要再往前走，正在说话时，苏立椿被打死，子弹是从东湖南面山上打下来的，然后我们就爬行着前进。途中有两妇女被打伤了腿，一个是我堂婶滕家荣，大腿被打伤；另一个是戴赵氏，伤了踝骨。后来我们跑到了圩区，经竹丝巷到京沪线（今沪宁线），期间有从镇江过来的国民党军，跟我们说东洋人来了，让我们跟他们走。我父亲苏立祥担心被国民党抓夫，就继续向圩区逃，发现前面全是水，无路可走，便向对面大声喊，徐明亮（亲戚）听到后，用大木盆将我们接了过去。我们一直住到冬月十四。这期间我亲眼看到乌龙山上的炮台向日本军舰开炮，日本军舰被迫后退。
　　回家路上，沿途全是死尸，都是国民党和老百姓的，其中老百姓的居多。回到村里，草房全被烧掉了，瓦房没有被烧。日本鬼子坏的很，把水缸都打破了，还把大便包在衣服里面放在米缸里。
　　还有些日本鬼子住在朱砂洞，经常过来打猪抓鸡，找花姑娘，强奸妇女。回来后我们在山下砍树搭棚子住，那些尸体都由各自家里人和同族人帮着埋了。
　　之后又往栖霞山方向去，一路上住在上法汛的王义洪家，陈家岗的孙家斌家，桦墅村的秦乾海家，日本人在后面跟着就到了。后来又到了江嵊的王昌洪家，这时已快到农历新年了，日本鬼子又跑到李家岗烧房子，我们就跑到江南水泥厂的难民区。农历二月初八，下雪了，我出了麻疹，身上生了疮，脓水连在衣服上。身上都是虱子，动把抓。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有衣服穿，没有澡洗。有一次，我家旁边的棚子着火了，一下子烧掉几十家。丹国人和德国人的翻译过来调查登记，我父母为了多得些救济（多得18市斤米），把我报成孤儿，让我过去，到了他们那里，我给他们磕头，他们每人给我一块大洋，还希望我留下读书，我没敢。那个德国人穿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胖胖的，个子不太高，那个丹国人要高些。
　　从难民区回来后，日子过得很艰苦，“四无”生活：吃菜没有盐，洗衣服没石碱，烧火没火柴，点灯没油。我们过得像原始人的生活，没火就在山上找块黑石头，用铁敲，就着纸捻和干草生火。黄豆秸和稻草灰里含碱，用来洗衣服。当时盐是配给制。(后来)新四军从苏北挑盐到这里卖。
    （苏国宝现为湖山村老年协会会长。）

2003年9月8日苏国宝给调查者戴袁支来信补充说：

    1937年冬月初七，戴昌述本人是江嵊姓丁户招来，跑反往家去看，在樟桥被打死。
    冬月十四晚上，苏昌禄带王恒斌、戴兴钊、苏立道三人去“迎”鬼子，被日本鬼子带到许巷在村东用刺刀刺死了。
    戴王氏背棉被胎，冬月初六在村中打死在厕所边。
    戴兴仁是戴家兴的父亲，与戴大如、谢“呆子”一起被抓夫，戴大如和谢“呆子”俩人没听日本人的话，被日本人杀死。
    薛昌禄的儿子薛小马，父子两个都被日本人杀掉了（据2004年12月下旬，据苏国宝回忆，薛昌禄患过天花，脸上有麻子，“麻”、“马”谐音，因此曾被误记为“马昌禄”??戴袁支注）。
    夏赵氏，受戴兴亚外婆之托，背着兴亚被日本人打死在塘边，时间冬月初五。
    戴春龙是戴厚武的祖父，是戴玉美的老公公，跑反时回家被日本兵打死在门槛上。
    夏全良父亲夏家国，从难民区回家，挑草遇日军被打死在老鸦塘（淘米）。
    戎士贵是我二外公，和戎国仁被日本人打死在嵊山。
    初七下午四点钟左右，张世福从?里村往小湖村与我同跑被打死，死者背着小女儿叫双红，从背上倒在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