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代表日方参会者说几句。
我叫土屋公献，是律师。我代理中国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族，在东京高等法院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及国家赔偿，我是该审判律师团团长。为了解决这些战后处理、战后补偿问题，我们希望政府立法，与法律界人士、学者和市民一起组成了“要求战后处理立法的法律家、有识者之会”和“要求慰安妇问题立法解决之会”，我们曾多次向日本的国会议员和政府提出请求，还向各国国会议员及政府寻求协助。
去年5月在平壤召开了“清算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亚洲地区研讨会”，自我们商定要结成“清算日本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协议会”以来已经过去一年零四个月了，国际协议会终于今天（昨天）正式成立。首次协议会的聚会和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令人高兴和鼓舞。在此向筹办这一重要国际会议的中方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过去，韩国、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受害者最初向加害方的日本政府及企业提起责任问题是在1990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半个世纪。日本法院审理的谢罪和赔偿的诉讼案有66件。至今10多年过去了，除已有三分之一的判决被确定并达到和解外，其他的都驳回上诉或败诉。但从最近的情形看，日本的法院对受害事实也有所认定，有些地方法院避开以往强烈主张的时效/忌避期间和“国家无回答的义务”等令人困惑的难题，甚至发令支付受害者赔偿金（不过，还都处于控诉争斗之中，判决上尚未认定）。接下来会有这方面的报告，据说在美国的法庭要历经苦战。
日本的政治起重大作用，我们希望迅速解决问题而不要在对法律责任赞成与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所有审判要得到最终结果，今后还需好多年）。因为我们要动员的是至今不肯谢罪、赔偿的政府，所以必须充分调动立法机关。从这观点出发，自90年代后期起，我们开始加强对日本国会议员的影响。
日本的战后处理成为问题的争论点，始于1995年“村山谈话”。也就是说，政府承认日本对亚洲近邻各国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史，只表明“道歉、反省”、仅停留在“给你们带来了麻烦、实在抱歉”这种话语的程度上，而没有直率地认罪，道一句谢罪的词语。
在“慰安妇”问题上，设立了“女性亚洲和平国民基金”组织，在政府的责任不够明确的前提下，强行给韩国、台湾、菲律宾、荷兰的原“慰安妇”支付“慰问金”、“支援金”，破坏反对的受害者团体，企图分割实情。在各国各地引起很大的混乱，它所带来的伤痕至今还未能完全消除。政府对国民隐瞒这些事实，而且连荷兰以外其他国家的受益者数目都未公布。从去年到今年，女议员们对各国作了调查访问，在她们的努力下，事实真相才逐渐明朗。不谢罪、不赔偿是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环政策。
针对这些情况，2000年以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将“战时性的强制被害者问题解决促进法案”提交给相当于日本上议院的参议院，目的是要政府向原“慰安妇”谢罪。去年经过审议，目前已有民主、共产、社民三党和无所属的议员约80人支持这一法案、该数超过参议院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去年10月台湾“立法院”已通过要求早期制定该法案的决议，今年2月韩国国会也通过了促进审议、促进早期制定的决议。
我们还多次向众议院提交了为调查战争受害提供便利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法”修改案。并且为恢复韩国、朝鲜原BC级战犯以及居住韩国、朝鲜的残废军人的名誉和补偿，打算在近期内提交名誉恢复、补偿法案。今年日本国会议员中有半数以上的议员出生于战后，不了解战争。这些年轻议员中也有部分人考虑并支持立法。我们期望通过今明两年计划中的的众参选举，有更多的议员参与推进支持这些法案的活动。
在过去10几年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小委员会、社会权规约委员会、取消女性歧视委员会、ILO专家委员会，就“慰安妇”问题和强制劳动问题，曾多次向日本政府发出劝告，这样也可以形成强大的压力。希望各国参会的代表与我们一起更进一步唤起强烈的国际性舆论。
两年前纽约“9.11”恐怖事件使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英联军侵占阿富汗，今年3月在未经联合国决议通过的情况下进攻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仍不撤兵。从中亚到中东一片混乱，双方间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伤亡，这种局势不知何时才能终止。
二次大战中获胜的美军，时过半个多世纪还不撤回本土，在当今经济实力居世界二、三位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仍有他们的驻军，这种异常现象现在还继续存在。朝鲜半岛虽维持停战，但仍处于民族分裂状况中，37000人的美军至今驻扎在南半边。据说美军兵力总数的一半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这种冷战局面的延伸和由“霸权主义”的美国一统天下的情形下，才会出现今日的世界局面，其中东北亚和东亚是二次大战战后处理问题尚未了结的地区。复杂多样的困难和矛盾半个多世纪来被受害者所迫。听了许多战争受害者的证言，并亲身接触实际情况后，真让人觉得日本政府的所谓“二次大战的战后处理、赔偿问题已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及各国间的双边协定、条约完全彻底解决”的主张完全是空头支票。
今年日军遗弃毒气受害事件日中双方都有报导，中国黑龙江省因此有人死亡。即便只取这一个事例，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更应该诚实、仔细、具体地面对事实。
去年五月在平壤召开了国际研讨会，自那以来已过了1年零4个月。与日本战后处理、战后补偿直接相关的重要事件就是1年前的9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访问平壤，小泉首相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书记金正日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日朝平壤宣言》。其中关于战后处理、战后补偿问题，相互放弃请求权，这与1965年韩国同日本缔结的请求权协定相同，以经济协助的方式来了结这个问题，实在令人遗憾。1965年围绕日韩请求权协定的谈判曾因受到美方的压力，结果基本问题得不到解决，以暧昧的政治了结此事。这种做法给日韩双方留下了巨大的祸根，尤其是现在当“慰安妇”强制劳工等对日本政府、企业提出个人请求权时总受到阻碍。该问题在去年平壤的研讨会上也受到议论并作为争论点被指出。尽管如此，日本与朝鲜还是想以同样的方式恢复邦交，对此我表示很大的悬念，希望有所改善。
最后我想强调地是，对老年受害者来说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后年2005年是战后60周年。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朝鲜半岛是光复60周年；也是《日韩条约》、《日韩请求权协定》签订40周年。希望在座的各个团体及个人参会者与我们一起，共同把这有意义的年作为一个目标，为受害者在有生之年，实现谢罪、补偿的愿望制定出具体且积极的行动计划。我的发言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