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周大发

　　3月31日上午，有媒体披露了“八百壮士”的第4位幸存者、湖北监利籍的抗战老兵周大发现身南京一家养老院的消息。当日，记者试图联系老人做专访却意外获悉，老人已经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让这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兵走得非常突然。　

　　“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是中国的脊梁，是真正的勇士……70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用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抗战老兵已所剩无几，过不了多久，这场战争可能就要变成一场没有活着的见证人的历史了。”3月31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网页上发布“八百壮士”老兵周大发去世的消息。老兵的子女们说，父亲一直坚守“英雄”的秘密72年，一直被世人“冷落”。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英雄？昨日凌晨，记者赶赴南京，踏寻老兵周大发生命最后的足迹，缅怀这位“八百壮士”的幸存者。　

　　周大发　
　　老兵：国民党陆军第88师524团1营2连步兵下士　
　　团长：谢晋元　
　　战斗：1937年，保卫上海四行仓库，击毙日军200余人　

　　老人生前要捐献遗体　

　　昨日清晨6时许，南京的天已亮起来，但整个城市尚未清醒，街上的人很少。　
　　南京市迈皋桥东井亭村4号一栋还建房的二楼，那是周大发老人的房子。听闻老家的记者前来，周大发老人的小儿子周武勇下楼迎接。　
　　周大发老人不到50平米的家里，周武勇的哥哥周世荣和姐姐周洁守护着父亲的灵堂。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摆放着周大发老人的遗像、挽联，以及当地一家报社送的花篮，灵堂显得冷清而简单。　
　　周武勇说，父亲身体一直很硬朗，但2007年开始，父亲身体开始变差，生活自理也渐渐力不从心。周武勇因工作地点搬迁，不能常常照顾父亲。于是，一家人商量之后，将老人送到离家不远的私立红山光阳老年公寓。　
　　“最近几天气温变化快，父亲身体明显扛不住了。三天前，养老院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喘得厉害，我赶紧把父亲送到鼓楼医院抢救。”周武勇告诉记者，“送到鼓楼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靠吸氧维持呼吸。”这三天，周武勇一直陪在父亲身边，他感觉到父亲正走向生命的终结。　
　　3月31日清晨5时许，天还没亮，周武勇给武汉的哥哥周世荣打了电话：“爸爸恐怕不行了。”一个小时后，周大发静静地走了。　
　　3月12日，在武汉中铁大桥局工作的周世荣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还专门回南京看望了父亲，“那时候，父亲身体还好。我还问他，身后事怎么搞，他说一切从简，骨灰不要了。”　
　　老人的养子杨永川说，关于身后事，他很早就问过老人，“骨灰是送回湖北，还是安葬在南京？”老人说，“这个不用你们操心了，我和鼓楼医院签好协议了，准备把遗体捐献出来。”但是，老人去世后，儿子们还是决定将老人遗体火化下葬。　

　　老兵的“壮士”退伍证　

　　昨日下午，南京市鼓楼医院召开了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披露了周大发老人有记载的一生。在该医院，周大发老人工作了29年。　
　　周大发原名叫周列东，原籍湖北监利汪桥镇。1914年6月27日出生，读过五年书。　
　　1936年，周大发通过老乡余泽民的介绍参加了当地保安师，隶属国民党。在战争年代，士兵都是全国流动转移的，不久他就来到汉阳蔡甸，负责保卫当地的兵工厂炸药库。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大发随同保安师补充到国民党驻上海88师。　
　　鼓楼医院离退休办书记张学斌告诉记者，由于是顶别人的缺参加的保安师，老人一直是用郭滇初的名字，到了上海88师后，才正式改名周大发，这个名字也一直用到现在。　
　　到88师不久，“八?一三”事件爆发，日本人攻打上海，周大发的部队奉命保卫四行仓库，后撤退到如今上海胶州路的英租界。1941年12月8日，英军将周大发等300余人交给日方，直到1943年11月12日，周大发等人才被释放。　
　　之后，周大发到一家日本合作社里打杂，期间恋爱结婚，爱人名叫张友明。1946年7月，周大发经朋友推荐，来到鼓楼医院工作，此时鼓楼医院的院长还是个美国人。周大发先后从事过炊事员和内科杂工两个工种。1975年11月，周大发退休。　
　　在鼓楼医院提供的档案里，还有周大发老人主动上交的几份证明材料。其中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四行孤军特准退伍证明书。上面写着：“周大发，年三十五岁，湖北省监利市人，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陆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二连服兵科下士兵役至三十四年九月三日，特准退伍特给退伍证书。”这份证明是由当时的国防部兵役局局长颁发的。　

　　特写　
　　72年，老邻居没听过他的英勇经历　

　　南京市迈皋桥东井亭村的街坊们都知道，95岁的周大发去世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周大发英勇的战斗经历。　
　　住在周大发老人家对门的李婆婆说，她和周大发是50年的老邻居，在她心中，周大发是一个从不与人红脸的老好人。但老人的去世引来了那么多媒体记者，她很有些疑惑。　
　　当记者告诉她，周大发是一位参加过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勇士时，李婆婆惊讶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啊！”附近的老邻居的态度，跟李婆婆都差不多。　
　　在周大发工作了几十年的鼓楼医院，也很少有人知道周大发的过去。鼓楼医院退休办的张学斌曾对媒体说，“我们只知道他是个好人，以前是个国民党士兵。”　
　　周世荣说，父亲从来都很低调，话不多，也从来不提及自己的过去，直到1973年。那年，周世荣申请入党，党组织调查了父亲的情况，可政审结论却迟迟未下。于是，周世荣回家问起了父亲的过去。见儿子没能入党，周大发特别愧疚。他才第一次向子女们完整地讲述了自己曲折的经历。　
　　“我参加国民党，但我没有干过坏事，只打过日本鬼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周世荣说，从那年开始，父亲开始写回忆录。可惜，由于周大发老人的突然去世，周世荣尚没有时间整理老人的遗物，寻找老人的几本特殊“日记”。　
　　尽管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子女们，但老人及家人也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及此事。直到2009年3月27日，南京一名养老院义工陈小姐偶然发现了周大发的身份，才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至此，这名幸存的“八百壮士”，被整整“冷落”了72年。　

　　时隔53年　老兵曾重返四行仓库　

　　1990年，周大发的女儿周洁在上海工作。　
　　为了看望女儿，年逾70的周大发赶到了上海。周洁回忆，当时，父亲特地把她带到了上海四行仓库遗址，一向沉默的他变得很激动，手舞足蹈地向女儿描述了他曾经历的惨烈战争。　
　　“那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和日本人打仗，打得很厉害，拼命啊。”周洁回忆，她还记得父亲说过，“谢团长一鼓舞，我们都很玩命。”周大发围着并不大的四行仓库转了一圈又一圈，“那时候，我是步枪手，可班里的机枪手倒下了，我就升任了机枪手，打了好几天。”　
　　这一次，是周大发老人时隔53年重返曾经战斗的岗位，也是最后一次。他在四行仓库足足逗留了一个下午，久久不肯离去。　
　　周大发的养子杨永川说，1960年，他到上海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特别嘱咐他，要到四行仓库看一看，顺便祭扫一下谢晋元团长的墓。“可惜，那时候，四行仓库周边成了炼钢厂，我没有找到谢团长的墓。”　

　　家人讲述　
　　“父亲曾参加过红六军”　

　　周大发的大儿子周世荣告诉记者，父亲的一生过得非常清苦。1977年，65岁的周大发退休后还收过废旧酒瓶，直到76岁。他说，父亲曾跟他提起过参加红六军的经历。周大发老人的养子杨永川也证实，他们曾建议父亲找组织争取好一点的待遇。可周大发说，“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有16个人，他们全都死在了战斗岗位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现在还有医保和低保，这都是党给的。想想地下的烈士，我已经很知足了。”子女们以后再也没有提过父亲的“光荣”往事。　

　　幸运：当了4年日军俘虏后获释　

　　周世荣说，父亲在世时曾讲述过当年被俘时的片段。“当时，一共有300多俘虏被日本人押到南京，其中50多人被送到中缅边境修筑‘死亡之路’，很多人都客死他乡。有60多人被送到溧水窑厂当苦力，在押送途中，有一部分人成功逃脱。还有一部分人被送到了南洋，部分去世。而包括父亲在内的俘虏被关在了老虎桥监狱。”　
　　1943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周年庆，国民党高层要求日军释放一批战俘，周大发才侥幸逃生。“获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接近失败了。”周世荣说，“父亲虽然名义上被释放，其实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一切都在日本人的监视范围内。”　

　　土地革命期间，他曾是红军战士？　

　　周世荣说，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诞生于汪桥镇。当年，年仅15岁的周大发和16名同伴，参加了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随后，他被送往湖南华容县进行集训。　
　　很快，周大发来到洪湖，参与了贺龙领导的大小战役。周世荣说，父亲参加过多场大型战斗，1933年，周大发在攻打安陆的时候，不幸胳膊中弹，不得不退下前线，回到洪湖根据地休养。但是，这一年，洪湖地区发大水，周大发与根据地失去了联络，他辗转到湖南投奔姐姐，在那里给地主放过羊。之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周士荣说，1960年的时候，父亲所在的鼓楼医院要对其政审，父亲这才获悉家里的老母亲及兄弟姐妹都还在，还有曾经一起战斗的红军战友。那年，父亲回了一趟老家。　
　　1985年，思乡心切的周大发，在儿子的陪伴下回到了洪湖新堤、监利汪桥镇。在汪桥镇红六军的纪念碑下面，老人深深地鞠躬，并一个一个数着纪念碑上的名字，“他一共认出了30多个老战友。”　
　　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历史材料证明周大发曾经参加过红军。　

　　周大发自述简历　

　　1.1921年3月至1926年12月，在湖北监利汪桥镇读书。　
　　2.1927年1月至1929年12月，在湖北监利汪桥镇放牛。　
　　3.1930年1月至1931年7月，在湖北监利学做竹手工。　
　　4.1931年7月至11月，在湖北蒲圻县新店帮人做竹箱。　
　　5.1931年11月至1935年12月，在湖北蒲圻给地主种田。　
　　6.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在汉阳守卫汉阳兵工厂。　
　　7.1937年7月至1937年8月，在上海88师524团一营二连服役。　
　　8.1937年9月至1940年12月，在上海英租界被英扣留。　
　　9.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在上海江湾，为日本人做苦力。　
　　10.1941年3月至1943年11月，在南京老虎桥，被日本人关押。　
　　11.1943年12月至1945年5月，在南京日本人的合作社工作，并被释放。　
　　12.1945年5月至1946年7月，在南京石子亭种田。　
　　13.1946年至今，在南京鼓楼医院，做炊事员。　

　　淞沪会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　
　　“八百壮士”绝大多数为湖北兵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战况惨烈，张自忠将军率领的88师伤亡殆尽。于是，国民党当局临时抽调湖北保安团补充88师的524团。就这样，周大发随部队改编调至上海。”　
　　上海淞沪会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说，湖北保安团刚到上海，日军接连攻陷大场、闸北等地区。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战局危急。为避免全军覆没，必须要有一支部队留下来牵制日军。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周大发所在的524团。于是，周大发和众多同乡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八百壮士’绝大部分士兵都来自湖北。”沈建中说，2005年，他曾找到了住在咸宁崇阳县的一名幸存者周福其，可是老人将他经历的这一段历史讲述后不久，就去世了。　
　　目前，沈建中仍在寻找“八百壮士”的幸存者，特别是曾被日本人派往南洋当苦力的“八百壮士”及其子女。沈建中说，“当年，有6名湖北士兵被送到南洋，之后有3人幸免于难，乘澳大利亚的军舰返回了中国，只可惜没有了那些回国士兵的消息。”沈建中表示，他们将继续寻找“八百壮士”的幸存者。　

　　四行仓库保卫战时是班长

       ■档案解密

　　四行保卫战后他一直生活在南京

　　这是一份周大发的退伍证明书，南京鼓楼医院离退休办的张学斌书记从周大发的档案袋中发现了它。

　　昨日上午，记者在鼓楼医院看见这张发黄的退伍证书，它的全称是“四行孤军特准证明书”。其上清楚地写着：“周大发，年35岁，湖北监利人，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陆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二连服步科下士役至三十四年九月三日”等。这是目前发现的证明周大发身份的最有力证据。

　　关于这张退伍证书，周大发当年在给相关部门写的材料中也有说明：“1946年夏天，请假到上海吴淞路466号孤军办事处领证，同连队方李卿通知去领。”记者随后查询发现，“八百壮士”中确有一名湖南籍方姓战士，但应为“方礼卿”，此处应为周大发的笔误。

　　据周记述，领取这个退伍证时，同时还领到了200多元的“伪币”，这笔钱在当时价值“六七担大米”。

　　在周大发的档案中，和这份退伍证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剪报，都是媒体关于八十八师的报道，是周大发从当时的报纸上剪下留存的，其中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便是《胜利莫忘四行孤军》，还有一张四行仓库的照片，足见周老对此经历之看重。

　　“看了这些材料，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张学斌书记说道，但老人生前非常低调，对这一段历史鲜有提及。记者注意到，在周大发生前的一份档案中，提及其简历时，有过“1937.7?1937.8.9，在上海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二连步科任下士班长”的记载，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记者透过周大发的档案了解到，周大发原名周列东，1914年6月27日出生，湖北监利汪家桥人，家里祖辈是篾匠。

　　1936年，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的周列东，由原籍同乡余泽民介绍，参加了当地的“保安师”，通俗地说，就是国民党时期地方保安部队。在“保安师”中，他一直顶着一个叫“郭滇初”人的名字。其后，他随着这支队伍在汉阳蔡甸驻扎，看守过汉阳兵工厂火药库。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大发所在的“保安师”补充到国民党驻上海的八十八师。在到八十八师之后，他改用了“周大发”的名字。

　　档案显示，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当时八十八师坚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与日军浴血奋战4昼夜。后奉命撤退至英租界，就在上海胶州路一带，但不幸又被英国的军队拘押起来。

　　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爆发珍珠港事件，英军才将八十八师关押的300余人交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把他们关到吴淞江和漕河泾一带，后被转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

　　在老虎桥监狱被关押了两年后，1943年11月12日，周大发被日本人释放。他来到了位于南京大方巷口的一个日本合作社里干苦工。其间，周大发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张有名，并与其结婚。1945年5月，从合作社出来的周大发，来到中央门附近安家，种菜营生。

　　1946年7月，在朋友施恩甫的介绍下，周大发来到南京鼓楼医院工作，在食堂做过炊事员，在大内科做过杂工，一直到1975年11月退休。其后，周大发一直“隐姓埋名”，前些天才被确认“八百壮士”身份，一辈子不可谓不坎坷。

       ■连线战友

　　本报记者昨辗转连线在世的“八百壮士”

　　三幸存者听闻难掩悲伤

　　记者从淞沪抗战纪念馆获悉，目前“八百壮士”中，仅剩3人在世。原本增加了一人，便是刚刚确认的周大发，未料仅仅几天过后，老人竟撒手西去。昨日，本报记者先后连线了3位八百壮士的幸存者王文川、杨养正和郭兴发，对于战友的离世，三位老人均悲伤不已。

　　北京 王文川：天不遂人愿

　　王文川老人今年已91岁高龄，现居北京。昨日下午，记者和其外孙女邵铎联系上。邵铎介绍，外公年初时做过肠梗阻手术，目前还在恢复期，目前身体还算不错。

　　邵铎告诉记者，昨日上午，当她母亲把周大发逝世的消息告诉外公时，外公顿时表情严肃，眼眶开始红了，不时地掏手绢擦眼睛。

　　“外公虽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很伤心。”邵铎介绍，前些天，她从网上得知南京又发现一位八百壮士的幸存者时，外公曾高兴不已，还说要约上周大发一起去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看看呢，谁知天不遂人愿。

　　记者了解到，王文川是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四连的重机枪手，虽然当时年仅19岁，但把持着连里唯一的一挺重机枪与日军作战。

　　关于那场战争，王文川印象最深的是和日军对仓库大门口的争夺战。“眼看日本鬼子大部队向大门一步步逼近，我们心急如焚，此时，我们四连的小个子小杨不知什么时候把身上捆满了手榴弹，突然从仓库楼顶上跳下，跃入敌群中，拉燃导火线，随着手榴弹的声声巨响，20多个鬼子兵横尸阵前，而这位还不满20岁的小个子小杨也壮烈牺牲。”

　　老人介绍：四行仓库保卫战虽然只有4天对峙激战，但却打退敌人1万多人次的进攻，毙敌2百多人，而我方伤亡只有30多人。

　　重庆 杨养正：难掩哀伤

　　“八百壮士”幸存者杨养正老人95岁，原名杨得余，是当年死守上海四行仓库五二四团第二营一排排长，现住在重庆。

　　1937年10月，在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中，杨养正率领一个排30人负责死守右边的大陆银行仓库。他安排两架轻机枪守1楼、3楼，重机枪守2楼，“战斗打得很惨烈，有的地方墙都被打穿了，但没有一个人退缩畏惧，我们要跟日本鬼子干到底！”

　　“后门是往租界的通道，敌人派来两辆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路，第一辆被我们炸坏了，但第二辆眼看就要突进来了，我安排两个班对准坦克打却没什么作用，我一下子急了，拿了一挺机关枪就冲了上去。”

　　杨的机关枪装的是钢性弹，可以打穿坦克的钢皮，一梭子弹(20发)还没打完，鬼子便朝杨养正开火的地方扔炸弹。一声轰响，杨养正倒下了，醒转过后才知弹片飞进了左眼，身上血肉模糊。后来，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抬到了英租界，在租界医院他的左眼被摘除，装上了一颗陶瓷做的假眼。

　　虽然右眼也已失明，但老人的思维和谈吐仍很清晰。当记者告知周大发逝世的消息后，杨养正显得颇为痛心，老人喃喃道：“都没剩下几个了”，掩饰不住的哀伤。

　　上海 郭兴发：遥寄哀思

　　93岁的郭兴发老人现居上海。

　　老人的小儿子郭宝田告诉记者，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尚可，只是哮喘病比较严重，但只要一说起四行仓库保卫战那段往事，他却记忆清晰、历历在目。

　　“好几十年啦！四行仓库那一仗打得好惨啊，连铁门都打碎了。”郭的儿子告诉记者，此前父亲曾如此向他介绍其当年的经历。据其介绍，那一年，父亲才21岁，当兵没多久就到上海守卫四行仓库，是五二四团一营一排一班的机枪手。

　　据郭兴发老人回忆，当年战斗打响后，他在仓库的楼下，谢晋元团长在楼上指挥，日本人的枪弹就从身边穿过，整整四天四夜，在四行仓库的1楼、3楼和4楼之间上上下下。哪里需要增援，就端着机枪往哪里跑。敌人的子弹刷刷地从身边擦过，打穿了墙壁。但没有人退缩。

　　“身边战友不断搬来一箱箱子弹，迅速地帮我上膛，枪管都打得烫手发红。”老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形容。

　　昨日中午，郭宝田将周大发逝世的消息告诉了父亲，“他没有说什么，摇了摇手，表情很哀伤。”郭宝田说。

                        

                            周大发小儿子周武勇在家里的灵堂给老人上香。

                           第4位“八百壮士”幸存者3月31日去世


　　“老人走得太突然了，很多疑问就这样都将成历史之谜了。”得知周大发逝世的消息，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难掩惋惜之情。上周五，他在南京红山光阳园老年公寓确认了大陆尚存的第4位八百壮士、96岁高龄的周大发。而昨晨6点，老人却永远闭上了双眼。从确认到过世，相隔不过5天时间。
　　
　　上周五中午，记者跟随淞沪抗战纪念馆一行，来到南京寻找大陆尚存的第4位“八百壮士”幸存者周大发。老人参加过四行仓库保卫战，后被软禁于“孤军营”，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侥幸逃出……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英雄选择了隐姓埋名平淡度日。直到上个星期义工小陈无意之间才发现，他也是“八百壮士”之一。
　　
　　3月31日早上，记者意外接到了小陈的短信：“周爷爷今天早上去世……”记者一惊，立刻致电周大发四儿周武勇的家，得知他正在忙着操办父亲葬礼，周武勇的妻子接了电话。
　　
　　她告诉记者，一个星期以来，老人身体一直很虚弱。上周五下午，周武勇接到了养老院倪院长的电话，称周大发老人感觉胸闷、呼吸困难，不能说话。他赶紧赶过去，请来了鼓楼医院的医生为其治疗。
　　
　　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不见效。昨天下午，老人病情突然恶化，被紧急送往医院。虽经医生全力抢救，无奈回天乏术，周大发于昨晨6点过世。
　　
　　“所幸的是，父亲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临走时周武勇一直陪在身边。”周武勇妻子告诉记者。昨天晚上，老人的后辈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赶来，送老人最后一程。
　　
　　“虽然已经96高龄了，但是周老伯身体一直很健康。”养老院倪院长说，虽然上星期老人身体突然变得很虚弱，但是对于他的离世，他还是感觉难以接受。
　　
　　老人去世的消息让媒体人也唏嘘不已。上周五采访当天，由于老人身体状况不理想，中央电视台和上海东方卫视的编导并未如愿记录下他回忆历史的画面。临走之时，编导暗下决心，等老人身体好转后，一定要留下这珍贵的画面，可如今却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
　　
　　老人保存着记录战争的3本日记本，虽然周武勇答应一旦找到，立即送至纪念馆。然而回沪后，沈建中一直心念着这珍贵的资料。昨天一大早，他忍不住打电话给周武勇，没想到却得到了老人离世的噩耗。“尚存的八百壮士如此稀有，好不容易连上的线索又断了，真的太可惜了。”他深深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