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路义勇军司令于百恩
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各界民众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拿起武器成立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到1932年3月，辽宁境内被北平救国会命名的各路义勇军就达80多路（支），但各路义勇军司令最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屈指可数，而第12路义勇军司令于百恩（字会川）却与1937年2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于百恩1899年生于辽宁黑山县小东镇一个殷实家庭。1921年毕业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后，到省立第三高小任教务长，在校期间，因支持学生抗议日本人扩大侵占鞍山铁矿被校方开除；1922年3月加入奉军，1927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后历任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少校队长、讲武堂第十一期战术军事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令东北讲武堂的师生向关内撤退，于百恩认为作为一名军人面对入侵之敌，不战而退是莫大的耻辱，于是他与讲武堂少校队长张海涛商量回辽西组建抗日队伍。随后，二人带领17名爱国军人和学员回到了张海涛的老家北镇青堆子。爱国将领黄显声命令他们在北宁一线召集地方民团，劝降绿林武装组织抗日队伍，二人随即回到北镇东马场一带发动民众组建义勇军，被北平救国会编入东北义勇军独立第一支队，于百恩、张海涛为正、副司令。后来救国会将其改编为第一军团第12路军。到1932年3月发展到3000余人，鼎盛时期达万人。司令部设在闾山龙潭宫。司令部楹柱悬木刻着一幅醒目楹联：义勇贯三军大丈夫当如是也；英风昭万古非圣人能若是乎。
这支队伍主要活动在辽西青堆子、高山子、汪家坟、桑林子、白庙子、五台子、千金寨，以及盘山马厂等地。关于12路义勇军的战绩，30年代《东方公论》《华北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刊，以及锦州、北镇政协文史资料和《北镇县志》都有详细的记载。
第12路义勇军副司令张海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2路义勇军先后击落击伤两架日机，1931年12月30日，在北镇高台子击落一架日机乃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击落的第一架日机；1932年1月2日，为了逼迫北镇政府抵御日军的进犯，于百恩牵头召集境内七十七支抗日武装集结在北镇县围城请愿，要求县长参加抗日。然而，投降派县长夏钟秀不仅拒绝与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反而给驻沟帮子日军写求救信，第二天日军配有装甲车、野炮计240人进攻北镇县城，由于义勇军背腹受敌只好撤出阵地。
1932年夏秋之季，北镇境内抗日斗争达到鼎盛时期，于百恩和张海涛决定联合县内抗日队伍2万余人再次攻城，消灭敌伪势力收复失地。8月22日入夜，各路义勇军进入阵地准备偷袭，但由于过早暴露了目标偷袭失败……
北镇义勇军两次攻城虽败犹荣，因促进了全县各路抗日义勇军和民众武装的联合，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军，将北镇地区的抗日斗争推向了高潮。
1932年《东方公论》82期报道：于百恩、张海涛部在北镇一带活动近况
同年八九月份，12路义勇军和东北国民救国军司令高鹏振，先后接到北平救国会命令：撤到长城一带配合正规部队阻击日军进犯。当高鹏振率部前往北镇欲与12路军联合挺进热河、长城一带时，在小白屯与伪警察局长单长柏小炮队不期而遇，由于骑兵不利于炮战，战马受惊四处乱窜，形势十分危急！高鹏振派人给12路义勇军送信求援，于百恩急派张海涛率骑兵200余人和铁血团大刀队火速前往……两军合力打死伪警察20多人，单长柏被大刀队砍死，缴获大小枪20余支，子弹甚多。为此12路军威名远扬，日伪军称铁血团大刀队为“铁孩子”。由于12路义勇军战绩突出受到北平救国会两次嘉奖。
1933年3月，12路义勇军参加长城抗战，于百恩率部在喜峰口经过三昼夜的浴血奋战，终因后援无继，弹尽粮绝，被日寇包围打散，伤亡惨重。
长城抗战的失败对于百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四万万同胞的泱泱大国却打不过一个弹丸之地的小日本？他从长城抗战失败中，积极寻找教训探索救国之路。1933年6月，他在北平结识了进步青年苏西林和杨雨民，经二人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推荐进步书刊，使他终于明白了中国的抗战为什么节节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政党领导，他领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
1935年夏秋，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入陕甘“剿共”，于百恩在“剿总”任上校咨议兼长安县保甲训练所军事教官，此时的他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1936年八九月间，他专程赴北平寻找共产党，经苏西林和杨雨民介绍，与中共北平西区区委取得了联系，他要求党组织派人去西安指导马列主义学习和领导抗日斗争。区委决定派杨西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光明日报》总编等职）赴西安。
二人到西安后，于百恩将杨安置在好友东北军张炳南团长家掩护起来，在杨的建议下，秘密成立了读书会，指导爱国官兵学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推动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2月，于百恩经地下党员刘玉新介绍，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组织将其调到了山东肥城，经中共泰西特委暗地里工作，于百恩成功打入国民党顽固派郁仁治的特派区，任专署军事科长兼保安队参谋长，并以民主人士身份当上了肥城第一任抗日县长。这是肥城第一位由国民党任命，由共产党领导的县长。
于百恩上任后，一些乡绅前来送礼以图好处，于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把东西拿回去。我这个县长是奉命来抗日的，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凡是支持抗日的我都欢迎，凡是真心为百姓办事的我都重用。”事后，乡绅们纷纷议论——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县长，这个于县长还真像个青天哩！很快“于青天”拒礼在肥城传开了。从此，“布衣县长”“于青天”的美名誉满全县。可是国民党专署特派员郁仁治怀疑于百恩与他不一条心，经常制造事端，企图把他赶下台，但于百恩与他斗智斗勇使其阴谋一次次破灭，始终将肥城的抗日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1941年至1942年，于百恩先后被派往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经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更加坚定了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的信念。
抗战胜利后，于百恩被调至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工作，1945年11月，经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推荐，将其派往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市委社会部部长，兼大连市公安总局副局长。1946年1月，大连人民法院成立，于百恩又当选大连市法院第一任院长，兼首席检察官，肩负起收集情报、肃反、治安、司法等多项工作重担。
当时大连刚解放，日伪残余势力非常猖獗，且整个辽东半岛除旅顺、大连外，仍在国民党占领之下，他们向大连安插了大批敌伪特务进行破坏，放火、暗杀的恶性案件频频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甚至在夜晚向于的办公室打黑枪。于百恩就是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走马上任！
于百恩在大连上任时肝癌已到晚期，但他却瞒着领导和战友，不去医院就医，并与大家一起睡地铺、吃窝窝头。在大连短短6个月时间，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大连战略要地作出了卓越贡献——亲自指挥将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特务一网打尽！
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由刘世德担任代理书记长，殷明春任执委，邵伯雍、任恒达代理执委。下设总务、组织、社会、宣传、情报、调查、妇女等科室。并建起12个区党部及一批区分部和小组，主要任务是搜集我军事、市政府各局及治安状况等情报。刘世德在一次会议上说：“地下军潜伏活动待机与杜聿明里应外合消灭公安局，推翻政府”“打入在市府、职工总会、各公安局里的人，尽量发展人员”“在条件成熟时，配合武装夺取广播电台，重新布置秘密电台”。此次会议还决定在执委任恒达家的小白楼（富久町141号，今大连市泰安街31号，距离大连法院200米左右），为党部和地下军接头地点。
1946年1月20日，大连岭前区公安分局在侦查一起刑事案件时，捕捉到这起重大案件的线索。于百恩获悉后，果断决定让岭前区公安分局预审股副股长傅学坤打入敌人心脏，取得敌人信任，以便了解案情。
1月26日晨，傅学坤得知当日下午三时，国民党大连市党部要在“小白楼”开会。于百恩即刻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小白楼正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头目都在那儿开会，说明首恶集中，这是一网打尽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于百恩一声令下，侦查人员把“小白楼”围得水泄不通，迅速抓捕了国民党大连市党部4名主犯以及在场的所有敌伪特务。
接着，开始了紧张的审讯工作，可是敌人却故作镇静，百般抵赖，有的冒充商人大谈生意经，案情毫无进展。若持续到天亮惊动了其他敌人，就会使庞大的敌特组织更加隐蔽，将给后期破案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于百恩果断决定：立即派人回去再次搜查，获取罪证！并命令“乃至掘地三尺，也要找到证据，不获证据，不达目的，不要回来！”
当20多名干警再次搜查“小白楼”时，缴获了大量证据：苏联工厂调查材料、电报密码、通讯呼号、各种印章、委任状……更为重要的是缴获的全市匪党成员名册，这份名册是1946年1月24日才拟成，若破案迟一点，名册一旦发出，预想一网打尽是难以实现的。
名册中记载，国民党地下党员850多人，其中区分部执委以上的骨干分子165人，地下武装800人左右。而且他们的触角已伸入到大连市的各个角落，已混入党政机关团体和公安部门175人，当时公安部门除了岭前分局之外，各个分局几乎都安插了特务，有的已窃取要职，掌握了大量武装，并列有暗杀名单。
1月27日拂晓，于百恩向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作了汇报，市委决定由于百恩负责部署指挥全市大搜捕。当天搜捕后发现有漏网者，于百恩又于2月1日除夕之夜，进行第二次大搜捕。两次搜捕共逮捕案犯200余名，并掌握涉案者一千五六百人。仅用8天时间，兵不血刃，将潜伏地下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一网打尽。
案件的成功破获摧毁了国民党“翻底”的梦想，极大震撼了大连的反动势力，保卫了大连市民主政府，使大连人民避免了一场浩劫！
当时苏联驻大连警备司令高兹洛夫中将专门到中共大连市委和公安总局祝贺：“案件破得好！我要报告莫斯科，给你们发勋章！”上个世纪，大连市拍摄的电视剧《功勋》就是以破获此案为蓝本编写的剧本。
于百恩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5月2日他终于倒下了，是年47岁！
1946年5月26日《人民呼声报》刊登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为于百恩撰写的悼文和战友们的悼念文章
1946年5月29日，大连《人民呼声》刊登了纪念于百恩的祭文
.1946年5月29日，大连《人民呼声》 报道了“十万市民在大连大佛山安葬于百恩的消息
于百恩牺牲后，《人民呼声报》（后为《大连日报》）连篇累牍地登载纪念于百恩的文章。5月26日，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亲自为于百恩撰写悼文。悼文中写道： “敬爱的战友——会川！你为抗日救国，为和平民主而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大连人民沉痛的损失，大连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你的死而涕泪横流……千百万的人民必迅速将悲痛变为力量，使胆敢破坏和平民主者，碰得头破血流，非至建成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誓不休止！”
5月29日，《人民呼声报》登载的祭文，开头就写道：“人民舍不得离开你！”然后，用了4个“舍不得你”的排比句，把于百恩一生的革命生涯进行了全面地梳理、总结。祭文最后写道：“你一生为民族解放战斗，你一生为人民事业努力，你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将万古千秋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5月25日，大连市各界代表3000余人，为于百恩举行了追悼大会， 26日，大连市10万人在大佛山烈士陵园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决定全市各机关团体、商店降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是抗战胜利后，大连市民主政府，乃至全国第一次为我党牺牲的同志举行如此规模的葬礼。
大连市临时参议会为纪念于百恩，决定将法院门前南北马路命名为“会川路”（今北京街）。
中共大连市委、辽宁省政府决定追认于百恩为革命烈士。这也是由人民政府最早追认的革命烈士之一。
于百恩去世后，从他的内衣兜里发现了这张其妻子和女儿的合影
于百恩生前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他去世后大连市委社会部情报科长林树青给他换衣服时，从他贴身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泛黄，并浸有汗渍和血渍的照片——妻子王桂荣抱着女儿的合影，照片后面于百恩亲笔写着：五个月的宏琪与她的妈妈，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我们能想象出，这张泛黄且污渍斑驳的照片于百恩不知翻出来看过多少遍，每次都能给他带来无尽的思念之情！共产党员虽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是他们也有亲情，只不过是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舍小家，为大家，把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
回顾于百恩自九一八事变奋起抗日开始到他1946年牺牲，在15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担任12路义勇军司令，山东肥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还是担负中共大连市委社会部第一任部长，大连法院首任院长兼首席检察官。在每个历史阶段，他都冲锋在前，不辱使命，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英雄并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 ！于百恩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