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常德细菌战的许多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是关于常德鼠疫流行与731部队细菌攻击的因果关系。日本政府至今拒不承认日军731部队实施的细菌战，我们必须不断地加以揭露。二是日军为什么选中常德作为攻击目标。原因有三：截断湖南四川两省和六九两战区的交通线；策应第三次长沙作战；检验鼠疫细菌的效果。三是关于常德鼠疫流行区域和死亡人数的问题。目前还难于定论，有待于对现存历史文献资料和口述历史材料的深入研究。四是关于口述历史材料的使用问题。引用口述历史材料时，必须加以甄别，去伪存真。五是关于研究领域的扩大。应当开拓视野，研究鼠疫流行对受害者和受害地的长期影响，包括对常德城乡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的破坏，对受害者和受害者家族的损害。
Perspective on several ho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germ warfare of Changde
Gong ji-gang
Abstract: Many issues of germ warfare in Changde still need further research. First, the course and effect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valence of rat plague and the germ attack of the 731 army. Up to now,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ill refuses to accept the fact of germ warfare actualized by 731 army. For this, we must manage to disclose this fact. Second, why did Japanese army select Changde as an attack goal? Thre are three reasons explaining this: First, to block the traffic between Hunan, Sichuan provinces and two LiuJiu war district; Second, support and coordinate the third war in Changsha and test the effect of plague germ; Third, it’s about the plague prevailing district in Changde and the death toll. At present, it’s difficult to conclude and ask for deep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historical and oral information; Forth, it’s about the use of oral information. In using these information, we should discriminate and eliminate the false and retain the true; Fifth, it’s about the enlargement of research field. We should expand horizon to research the permanent influence of plague to the casualty, including destroying the social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i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of Changde as well as the impairment to the victims and their kindreds.
常德细菌战，虽然已事隔60多年，但对于常德人来说，仍然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常德细菌战是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华中实施的三次大规模细菌战之一，在常德造成鼠疫流行的巨大灾难。常德人民在这场劫难中，生命和财产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细菌战是不人道的、国际上禁止的战争行为。正因为不人道，细菌战具有隐秘的性质。日本政府至今拒绝公开细菌战的档案，加上战后美国的掩盖，细菌战一度成为一段被隐瞒的历史。
常德细菌战研究，发轫于地方史志研究。武陵区、鼎城区、桃源县等细菌战受害地的志书，都设了专门章节加以记述。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共常德市委党史办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专门书刊。1996年开始的对日细菌战诉讼，使常德细菌战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有力地推动了中日民间对常德细菌战历史事实的深入调查研究。
常德细菌战研究，在中日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历史资料的匮乏，关于常德细菌战的许多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笔者现将中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目的在于引起重视，使研究更加深入。
一、关于常德鼠疫流行与731部队细菌攻击的因果关系
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在常德空投谷麦和破棉絮等物品，导致常德鼠疫流行。中日双方的当事人对此都确认无疑。
中方，最早检查确定日机空投物品中含有鼠疫杆菌的，是当时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他和广德医院检验技师汪正宇对当时的检验经过都有记述，先后发表在1942年3月1日《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和1942年12月重庆医药技术专科学校《医技通讯》[2]上。根据检查结论，谭学华在1941年11月5日常德县政府召开的防疫会议上，提出了初步的防疫方案。
从11月12日，出现第一个鼠疫病人，至11月24日，常德城先后有6人死于鼠疫。细菌学家陈文贵奉命赶到常德，进行鼠疫调查。陈文贵详细检查了死于鼠疫的6名患者的病历，亲自解剖了一名患者的尸体，并作了动物接种实验，于12月12日写出《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1、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间常德确有腺鼠疫流行。
2、鼠疫传染来源系由敌机十一月四日晨掷下之鼠疫传染物内有鼠疫传染性之蚤。[3]
12月21日到达常德的中央卫生署外籍专员、鼠疫专家伯力士（R. Pollitzer），通过实地调查后给卫生署署长金宝善的书面报告，再次证实了陈文贵的结论。
日方，负责石井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关于细菌战的联络工作的井本熊男中佐，在11月25日的日志上，清楚地记载了731部队航空班长增田美保少佐，驾驶飞机于11月4日6点50分飞抵常德上空，投下36千克鼠疫跳蚤，导致鼠疫流行的事实：
4/11（11月4日）早晨，接到报告目的方向天气良好，一架97式轻型轰炸机出发。0530出发，0650到达。
浓雾，降低H（高度）搜索。H800米附近有层云，故在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一侧开盖不充分,在洞庭湖上将容器投下）。
谷子[4] 36千克，其后由岛村参谋搜索。
6/11常德附近开始中毒流行（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撒布，凡接触者皆引起严重中毒）。
20/11前后，“鼠疫”猛烈流行，据各战区收集的卫生资料，判定“如果命中，确实发病”。[5]
1949年12月，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军事法庭的供词，1954年6月，731部队162支队队长?原秀夫在抚顺战俘管理所的笔供，都证实了731部队对常德实施细菌攻击的事实。
中外研究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都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可以说，认识是一致的。
但是，美日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却大不一样。
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后的态度是有变化的。战时，1942年4月上旬，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向全世界公布了卫生署署长金宝善3月31日关于日军在中国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书面报告。美英各国却对中国当局的报告持怀疑态度，“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的决定性证据”。[6]战后，美国为了获取细菌战的技术资料，一手掩盖了日军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罪行的真相。苏联公布了伯力审判材料，美国居然毫无根据地指称伯力审判“可能是捏造”，“是烟幕”。[7]
日本作为细菌战的制造者，始终对细菌战极力否认。2002年8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对细菌战诉讼判决并承认细菌战的事实的第二天，日本众议院议员川田悦子，召集日本政府外务省、防卫厅、厚生省的代表，在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质询答辩会。与会的日本政府代表，面对东京地方法院细菌战诉讼判决书所承认的细菌战历史事实，仍然对细菌战佯做不知，百般抵赖。
因此，我们对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必须不断地加以揭露。
二、日军为什么选中常德作为攻击目标
由于述及731部队对常德实施细菌攻击的目的的资料很少，大多数研究者都未涉及这个问题。笔者在1995年参与编辑《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时，对这个问题稍有论及；在2004年出版的《细菌战受害大诉讼》中，做了更进一步的论述。日军的目的有三：
第一，截断湖南四川两省和六九两战区的交通线。首先，当时的战略形势可以证实这一点。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以后，长江三峡水道被封锁。当时华中国统区通往四川大后方的交通要道，只剩下常德扼守的湘川公路。而且，常德正处于中国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结合部上，既是第六战区长官部（湖北恩施）的屏障，又是第六战区军民的粮仓。可见常德战略位置的重要。日方战史资料是这样评述当时的常德的：“常德则是湖南省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我军若将该地占领，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8]
1941年8月11日，井本熊男中佐飞抵南京，下达关于9月16日进行“ホ号”（细菌战代号）作战的大陆指（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预定目标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常德。[9]日军大本营的命令完全符合其“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侵华日军从1941年8月底开始收缩兵力，主要用于封锁重庆周围的交通。“从此，在我方（日军）占领区与敌方（中国军）地区中间的陆地上，构成一条封锁线，杜绝敌方必需物资，特别是盐类等流入其后方，并轰炸重庆附近的制盐设备，以期加强封锁”。[10]因此，日军搬出细菌战这一法宝，用以弥补兵力的不足，战略目的是为了截断湖南四川两省和第六九两战区的交通。
其次，历史资料的记载可以证实这一点。除了前面提到的《井本日志》的记载外，1949年伯力审判期间，苏联国家公诉人斯米尔诺夫在公诉词中说：“1941年夏季派出了第二次远征队到中国内地去，领导人是该部队里一个部长太田大佐。这次远征队是专门派出散播鼠疫流行病的。日军司令部给予该远征队的基本任务，是要破坏中国军队的交通线，其重要枢纽是常德城，所以要在常德城居民中间引起鼠疫流行病。”[11]
第二，策应第三次长沙作战。鼠疫细菌将随着常德运往其它地区的粮食而扩大流行区域，削弱中国军民的战斗力，其结果将牵制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策应预定于1941年12月底对第九战区发动的第三次长沙作战。[12]第三次长沙作战的日军主力，为军部驻汉口的日第11军。731部队162支队队长?原秀夫后来供称，当时石井四郎曾到过汉口，而且石井的活动，连“第11军军医部长进藤升军医少将也不知道”。[13]可见石井为部署常德细菌作战，秘密和日第11军领导层进行过协商。
第三，检验鼠疫细菌的效果。731部队在常德使用的细菌武器是感染鼠疫细菌的跳蚤，跳蚤是鼠族鼠疫传染给人类的媒介物。常德历来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粮食多的地方必然老鼠多，因此鼠疫更易于传播。从《井本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对细菌战的效果极为关注。1941年11月25日记载：“其后由岛村参谋搜索。6/11常德附近开始中毒流行。20/11前后，‘鼠疫’猛烈流行。”12月2日记载：从侵华日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处得到“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鼠疫极为猖獗”的情报。12月22日记载接到增田美保的报告：由于常德作战的成功，细菌战部队士气高扬，并对使用传染鼠疫的跳蚤的效果有了信心。[14]
三、关于常德鼠疫流行区域和死亡人数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难说清楚。所有的研究者能够凭借的原始资料只有容启荣编《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湖南省卫生处《湖南省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王诗恒的报告（S.H.Wang，Report of Plague in Changteh and Measures for its control，July 20 1942。）等。
现在的研究者，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坚持以历史资料为主，认为常德鼠疫流行区域包括常德县城、石公桥镇、镇德桥镇，桃源县莫林乡李家湾；死亡人数为100人左右。另一种观点以1996年至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为证，认为常德鼠疫流行区域，以常德县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150多个村；死亡人数7643人。
笔者认为，虽然历史资料的可信度高，但是我们不应拘泥于历史资料。因为这些个历史资料，远未反映出真实情况，有很多因害怕解剖和火葬而悄悄埋葬的人都没有统计上来。容启荣作为防疫的组织者，在当时就已发现这个问题，他在报告中说：“本年（1942年）三至七月间，鼠疫再度流行，染疫人数共三十一例，其中十七例系经检验尸体然后发现。而于鼠疫流行之五个月期间内，在六万余常德人口中，经检验之尸体共计只三十七具。尤以四月间检验二十个尸体即发现十一个死于鼠疫，在死者患病期内，防疫处显未得到报告，由此可推想常德春季鼠疫流行，染疫人数报告遗漏者，或恐不少。”[15]另外，1943年10月6日，湖南省卫生处电告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常德境内周家店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以湘北战事复起，未获续报。”[16]可见，鼠疫流行区域也不止常德县城、石公桥镇、镇德桥镇，桃源县莫林乡李家湾。
当然，对于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调查所获的口述历史，也有进一步加以核实的必要。这个问题下面笔者还要进一步论述。
四、关于口述历史材料的使用问题
目前比较重要的口述历史材料有三种：
一是中共常德市委党史办编辑出版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书中收录了许多参与防疫的医务人员和受害者的口述材料；二是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通过长达近5年的艰苦调查，编成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名册》；三是日本东京女子大学聂莉莉教授四次深入常德受害地实地调查，搜集大量受害者遗属的口述材料，写成的《湖南省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状况》。[17]这些材料无疑对于我们研究常德细菌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以说，将来研究的进展，主要依靠对这些口述材料的深入研究。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材料主要是口述人的叙述实录，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讹误。细节决定成败。一个细节错误有时会影响全局。我们在引用这些口述材料时，必须加以甄别，慎之又慎，以免授人以柄。
例如：关于石公桥镇爆发鼠疫的时间，《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收录的幸存者1993年9月的口述材料，都确认是发生在1941年11月。但是，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湖南省卫生处《湖南省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等，都清楚地载明是发生在1942年10月。而这些历史文献都是事发当时的记载，应当比事隔50多年的个人记忆准确。
又如：鼠疫临床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1、腺型； 2、肺型； 3、败血（症）型。容启荣的报告收录的《常德鼠疫患者经过情形一览表》，记载了42名患者的症状：腺型14人，占33%；肺型7人，占17%；败血型17人，占40%；混合型4人，占10%，其中有败血症状的3人；总计有败血症状的20人，约占48%。[18]败血型病人因为皮下及粘膜出血，身体会出现局部或者全身紫斑或黑斑，故鼠疫被称为“黑死病”。因而并非所有类型的患者死后都会全身发黑。[19]但是，《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名册》将所有死者的尸体颜色特征简单地记为：“乌黑色”、“乌紫色”、“乌色”、“黑褐色”等，基本上无一例外。这显然是受了“黑死病”说法的影响，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另外，《常德鼠疫患者经过情形一览表》载有5名治愈出院的鼠疫患者，而《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名册》仍然全部收录在册，并说他们尸身“乌黑色”，这样的错误就太明显了。
五、关于研究领域的扩大
国内的研究者，较多地关注常德鼠疫流行与731部队细菌攻击的因果关系、鼠疫流行的过程、区域和死亡人数等问题，而较少关注鼠疫流行对受害者和受害地的长期影响。
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对来讲就要宽阔一些。特别是从事历史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研究的学者。他们通过细菌战对典型中国农村（浙江崇山、湖南常德）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的破坏，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之处是会把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而且这种破坏是长期持续的，不可能因为战争结束立即得到修复。对于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族的损害，更是经过几代人仍然不能平复。
我们一讲到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劫难，就容易局限在死亡人数这一点上。实际上，细菌战的危害，远远不止能够杀人。1942年3月6日，关东军牧军医中佐在“关于细菌战”的讲演中是这样描述细菌战的特性的：
＊细菌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可以使用。
＊弹药只能使用一次就失败。实施一次细菌攻击，以后会持续流行传染病，能产生持续的影响。
＊细菌是人肉眼看不到、又不注意的，可放手使用。
＊由于能长时间传染疾病，发生战争后，能威胁作为交战国原动力的国民的日常生活，并给予各种精神的威胁。
＊为什么发生了传染病，是因为受到细菌攻击，如何预防，如何处置，都是难题。
所以，这个牧中佐，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实施细菌战的攻击是卑鄙的，同时又是恶心的事情，所以现在被指责和厌恶。[20]
我们从这个牧中佐的讲演去反思，就可以大大地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对细菌战进行更为深入的揭露。
（作者单位：常德海关）
【注释】
[1]《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1942年3月1日摘要载于《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第一卷第五期（湖南省档案馆藏，67-1-333）。
[2]《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1942年12月发表在重庆医药技术专科学校《医技通讯》上。
[3]《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300页。
[4] 谷子是鼠疫跳蚤的代号。
[5]《井本日志》第14卷，转引自《细菌战审判资料集 第3辑》，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事务局2001年2月发行，第33页。
[6]《战争与恶疫》，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24～235页。
[7]《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新华社北京三十一日电]。
[8]《〈大本营陆军部〉摘译 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第47页。
[9]《井本日志》第13卷，转引自《战争与恶疫》，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96页。
[10]《〈大本营陆军部〉摘译 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第631页。
[11]《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简称《伯力审判》），（中文版），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行，第478页。
[12] 日方史料称为第二次长沙会战。
[13]《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282页。
[14]《井本日志》第14卷，转引自《细菌战审判资料集 第3辑》，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事务局2001年2月发行，第34，35页。
[15] 容启荣编《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湖南省档案馆藏，74-3-6）。
[16]《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1943年11月上旬至11月下旬第四期）。
[17] 《细菌战审判资料集 第4辑》，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事务局2001年2月发行。
[18] 同注15。
[19] 卜伽丘著《十日谈》“第一天”，对1348年欧洲发生的“黑死病”有很具体的描写。“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起一个瘤来，到后来越长越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个瘤叫‘疫瘤’（淋巴结肿）。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照例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呈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黑死病”的病程有长有短，“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迟些早些，就送了命。而且多半的人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并发的症状”。
[20]《军医团杂志第四六号》，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