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从1942年夏天至1945年，王菊花所在的浙江金华市雅畈镇下伊村700多位村民中有约500人死于日军细菌战。7月15日至16日，以加拿大华侨、加拿大“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列国远带领的加拿大中学历史教师访问团一行29人，不远万里来到浙江省义乌、金华市，冒着酷暑深入60多年前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一些重灾区调查寻证。这些加拿大中学历史教师回国后，将向学生们讲述日寇细菌战血腥暴行和中国百姓遭受的惨痛灾难，并把此次调查拍摄的细菌战史实影像作为学校历史课的教学参考片存档。新华社记者谭进摄

7月16日，加拿大中学历史教师访问团全体成员前往浙江金华市雅畈镇下伊村，寻访从1942年日军撒放的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毒菌中死里逃生的受害村民。

7月16日，加拿大中学历史教师访问团随团医师刘明湛（左一）在悉心查看被日军撒放的炭疽菌折磨了63年的村民王菊花的腿部创伤。

金华市“烂腿村”，日军细菌战受害者78岁张松贤左腿溃烂，痛苦不已。

1942年4月18日美军实施突击东京行动，日军为了避免浙江的机场成为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对其本土和占领区实施打击的后备基地，发动了浙赣战役。此次战役破坏了浙江包括江西北部地区的所有机场、铁路、公路。更为严重的是，日军撤退时在田间、水井、河流中播洒了细菌，甚至还故意留下了带有细菌的食品。60多年后，在这个区域，目前已知的还有200多位被炭疽、鼻疽细菌感染的幸存者健在，这些老人一辈子都在忍受病痛的折磨，拖着溃烂的身体痛苦生活。2005年7月5日，《钱江晚报》的记者来到金华，寻访了三位在1942年因炭疽细菌感染导致腿部溃烂的老人。

张松贤老人出生于1927年，浙江金华人。1942年，日军来到金华烧，杀，抢，掠，许多村民被迫背井离乡，张松贤全家躲到离家20里外的山上，3个月后才下山。在一次干农活中，老人的腿被刮了一下，从此起疱变肿，接着肿处开始溃烂，一烂就是60多年，也痛了60多年。先后住过6次医院，植了4次皮，但一直无法根治。

老人的伤口居然是用旧报纸和粽叶包着，“他已经不知道痛了，”儿子何海松说，“包一包，是免得脓水弄到裤子上。”

我们走的时候，老人挥手向我们告别，看着他脸上无奈的笑容，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下次再来时，如此身体状况、已经86岁的老人是否还健在。

江洪彩老人，那时候我大概十八九岁（1942年）吧，日本人来了，隔壁四个村子都被烧光了，我们被抓去干活，我记得是挖沟，把马路挖掉什么的。日本人有时给饭吃有时不给，给的时候要我们用手接着，还时常被鞭打。后来脚上起了一个疱，脚就开始发黑、烂了。家里面，包括住在邻村的姐夫一共有4个人烂脚的。后来他们都死啦。我30多岁时曾在金华治好过一次，皮肤全好了，但过了六七年，一次上山干活时不小心皮破了，就又开始烂了。这烂脚每天都痛，白天有人说话还好一点，晚上一个人就更痛了。唉，我这一生都苦在这脚上了。

从精神上来看，江洪彩是三个人中最好的一位。但他的孩子们说，老人去年还在种菜呢，还自己挑菜到街上去卖！但今年已经不能再干活了。

何福馨老人，86岁，1942年刚好23岁。日军撤退后的一个月内，一家7口人有6人先后烂腿??刚开始腿上起疱，不痛有点痒，并开始发烧，肿胀、发黑，没几天就烂开了，伤口及四周结起黑痂。老人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先后都烂死了，7口人只有2人活了下来，村子里当时大约有80来个烂腿的，现在活着的只有他一个人了。60多年来，家里医药费花了数万元，但这双烂腿从来没有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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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原苏联政府在伯力对12名被指控从事细菌战犯罪活动的原日军人员进行审判。伯力审判中原731部队第4部（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述：1942年中，他曾奉令准备了130公斤的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为731部队南下远征使用。此次731部队南下远征参加的是浙赣战役，使用了除鼠疫、炭疽、霍乱、伤寒以外至少6种细菌。

??摘自《见证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烂腿村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它最终证实日本确实针对中国军队和平民，有意撒播生物剂作为武器。它还表明，这种撒播不是简单的控制范围内的“田野实验”，还是一种以一个省的人口为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事实上，“烂腿村”说明这种攻击是成功了，造成了成千上万严重的病例，也引起了成千甚至万人的死亡。

??摘自《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受害地调查报告》，美国医学历史学家、微生物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

据调查，在浙南、赣北一带，像文中三位那样还健在的、具有明显细菌战症状的受害者尚有150余人，请知情者向我提供其他受害者的信息，我的电话是13858058501。

??《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作者李晓方

钱江晚报记者蒋梦桦摄影钱江晚报记者王颖

7月16日，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学历史教师大卫?欧文等人在倾听一位日军细菌战幸存者的控诉。

7月15日，在日军曾对中国百姓实施活体解剖的浙江义乌市崇山村林山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左一）在向加拿大中学历史教师们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

7月15日，在浙江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纪念墙前，加拿大中学历史教师访问团全体成员向因日寇撒放鼠疫菌而惨死的1155名义乌百姓敬献花圈并默哀。

7月15日，加拿大中学历史教师访问团随团摄像师伊斯威尔?瑞伯罗（右）在浙江义乌市“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史实展览馆”拍摄记录日军鼠疫战罪行的图片。

新华网济南6月13日电(记者董学清)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个叫崔维志的人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线索。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一个尘封近60年的黑幕：

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数十万人。

所谓“鲁西”，源自日军发动这次细菌战的代号“十八秋鲁西作战”，包括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一、第四地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全部。按今天的地域对应，涉及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5个省市。

这是崔维志、唐秀娥夫妇主编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6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吴增祥摄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在沂蒙山区采访了鲁西细菌战历史的发掘者和研究者崔维志。

一个偶然发现牵出大黑幕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1954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1993年6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此后3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随后，他又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遍访曾在山东战斗过的老前辈。可所有的老首长都摇头表示，不知道鲁西细菌战这回事。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1953年至1955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后来，崔维志又查阅到一批相关史料。根据日军战俘的交代，鲁西细菌战中仅24个县平民死亡人数就达42．75万人。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400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2003年7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鲁西细菌战真相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细菌战实施者交代犯罪事实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专题，图库)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分子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他们的罪行。

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数十万人。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个叫崔维志的人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线索。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一个尘封近60年的黑幕。

档案调研：偶然发现尘封记录

崇山村受害老人向人们讲述当年的鼠疫大劫难。新华社发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1954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

1993年6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意识到有隐藏黑幕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重大发现：各地询查找到史料

此后3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

随后，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1953年至1955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

深入受害区取证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400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出书披露屠杀历史

2003年7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细菌战真相：日军战俘交代详情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12军第59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石井四郎发布动员令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

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病菌由河水携带散布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40多万平民被害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战后揭秘：用“隐词”严加保密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细菌战罪证被带回日本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新华社记者董学清

内阁高官否认存在随军“慰安妇”

日本政府忙澄清致歉

内阁高官否认存在随军“慰安妇”的言论一出，日本国内提倡正确历史观的有识之士以及亚洲近邻纷纷谴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13日再次出面，重申“慰安妇”问题的确存在，并就否认“慰安妇”的言论致歉。

11日在静冈县一次会议上谈到历史教科书问题时，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声言：“日本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随军慰安妇’这个词。没有的东西出现在教科书中是错误的。将错误的东西从教科书中删除是件好事，应该给予肯定。”

此言一出，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和舆论纷纷予以谴责。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细田博之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慰安妇’是日本的一种委婉用语，用来形容在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日本军队性奴的人。”

“我们承认这种被称为‘慰安妇’的问题玷污了许多妇女的贞节和尊严，并为此表达过歉意和悔恨，”细田博之说。“我们一再为此表达歉意和悔恨，这一点没有改变。”

“问题不在词语上，而是她们的确存在，”细田博之补充道。“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孙浩（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历史罪恶：“慰安妇”制度是历史事实

针对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否认“慰安妇”的言论，中国历史学者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日本否认“慰安妇”存在的目的在于为侵略战争翻案，中国和所有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40万妇女被逼为性奴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行为。在这一制度下，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

中国不少于1万个“慰安所”

“在日本侵略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苏智良在他的著作《“慰安妇”研究》中，揭露了日本“慰安妇”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至死。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地，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现已发现的就超过140个。日军在中国的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新华社记者李宣良

血泪控述：一个“慰安妇”的遭遇

不久前，记者在三亚市保亭县的乡村里寻访到了曾经被日军强掳为“慰安妇”的林亚金。81岁的林亚金无儿无女，寄居在亲戚家里。

被鬼子抓住强奸

林亚金所在的村庄靠近日军的兵工厂，周围有两个日军据点。

老人回忆说：“194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4个要好的姐妹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几个鬼子把我们带到崖县境内一个叫什漏的村子。4个人被分别关在4间茅草屋里。”没想到当天晚上她就被强奸了。

被带到据点做慰安妇

“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来，不分昼夜。少则一天三四个，多则一天八九个。他们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顿耳光，然后开始强奸，就连月经期也不放过。”

一年多后走出魔窟

1945年6月，林亚金全身浮肿，皮肤变黄，下身发出浓烈的臭味。对她失去了兴趣的日本人让她出去治病。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