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之间是否能解决各种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又怎么对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亿万中国人共有的历史，也是这亿万个个人的历史。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侵略军将领泽田茂的“先见”，反而使得现在一些把历史问题简化为道歉次数和方式的讨论的做法，对百姓生命显得轻描淡写。
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52轰炸机首次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日军统帅部受到极大的震动，决定反击。因美军飞机袭击后大部分在浙江、江西两省的中国军用机场降落，日军统帅部即于4月末开始发动“浙赣战役”，下令日军11军和13军分别从南昌和杭州顺浙赣铁路沿线夹攻，摧毁沿途的中国军用机场和军事力量。为了阻碍中国方面日后修复机场，日军在撤退时在机场周围等地区，大规模地散布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细菌。从动员的人员、设备、使用的菌种、攻击的区域等来看，“浙赣战役”的细菌武器使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据日本防卫厅资料：战役后期6月中起，日军13军战病人数突增为前期的5-6倍，至9月战役结束，达1万人。日军人员经免疫注射，且具备一定的有关知识。当时中国人均医生为1∶80000(据日本东亚研究所1939年的调查报告)，当地百姓懵懂无知，又兵荒马乱，遇难者更是不计其数。
根据这次战役的日军指挥官之一13军司令泽田茂中将战后公开的日记，此人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他在同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中日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接着他又写道：“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如果这就是泽田茂当年顾忌到“这将在中日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的原因的话，可谓不幸言中。
细菌战诉讼中，中国原告提出的要求谢罪赔偿的损害之一，就是细菌战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
原告方证人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就此向法庭作证。她运用分析在湖南常德田野调查中采集的受害当地的民谣，和当地受害者接受采访时在述说中运用的语汇，使人们看到了深刻在中国老百姓内心的细菌战恐怖悲惨的记忆和灾难留下的伤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丧母，悲不能已，为遣哀思自吟的长歌：“哭一声我妈死得最苦，死了三天无人问，亲戚路眷不敢进门。路短人稀无人走，家家户户关紧门。我爹爹去外三呼请不进，家家户户回硬信。我爹爹叫得没得法，挖把挖锄堂屋挖。一挖一苦好伤心，当时昏倒地下沉。我儿大哭爹爹是否又感症。我全家五口一路行，一无兄来二无弟，三无姐姐又无妹妹，我的爹爹死了，我又靠谁人。二伯伯听了没有法，邀了两个青年把坑挖。先挖眼后埋人，丢了匣子就转身。匣子未盖就转身，我儿没法要是不掩住，狗衔灵。把妈妈的匣子掩住我儿就转身，哭哭啼啼回家门。回家之后爹未醒，连喊三声爹爹不答应。我儿哭得天昏地也沉。昏昏沉沉泪珠滚，沉到地下见阎君。天是我的屋，地是我的铺。枕我的手膀子，盖我的肋巴骨。……”
这位原告自编的诗歌中讲述的当时受害的具体情景，也是原告另一位证人日本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的证词内容。上田信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专攻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他以诉讼有关受害地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受害为例，分析细菌战鼠疫通过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传播不断造成伤害，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于普通武器的一个特征，是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社会文化的破坏，不可能因为战争结束立即得到修复，还会长久持续。
2000年，崇山村村民细菌战调查委员会联合义乌各地的细菌战受害者，民间集资，当年的市长应急让民政局拨了15万元，在日军进行过活体解剖的地点建了一座细菌战鼠疫受难同胞纪念碑亭，纪念碑上刻着当时市委书记的题词，细菌战鼠疫在义乌的经过，和他们调查证实的1100多位受害者的名字。一群普通农民的名字刻在公共纪念物上，作为历史人物受到纪念，在中国还不多。许多受害者原来没有坟墓，这座简朴的建筑物，成为当地人追忆他们共同的以往，凭吊逝者，寄托哀思的公共文化场所。清明冬至，灾难中失去双亲、沦为孤儿的幸存者在碑前亭下的人群中寻得归属。这里是他们在阳光下，敞开心怀，仰望蓝天白云的地方。
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的民族的灾难。中国和日本之间是否能解决各种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又怎么对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亿万中国人共有的历史，也是这亿万个个人的历史。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
侵略军将领泽田茂的“先见”，反而使得现在一些把历史问题简化为道歉次数和方式的讨论的做法，对百姓生命显得轻描淡写。(作者系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
南方周末 2004年0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