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商报讯 61年前，一架日军飞机飞临常德上空，这架飞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而是撒下了一些破布、烂棉絮、黄豆等。灾难就这样降到了常德人的头上：一例、两例、三例……常德城区暴死者越来越多，东家刚发丧，西家又哭灵，全城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陷入一片ড 6;慌之中。后来经专家调查验证：日军飞机投掷鼠疫跳蚤，导致鼠疫流行。60多年过去了，那场灾难并没有和岁月一起流逝，那个叫陈玉芳的人要告诉你，历史无法篡改无法忘记?? 7年奔走还将继续，直到胜利 她是一位普通的常德妇女。 她因为投身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成为全球新闻人物。 新华社记者说，她是一位"杰出女性"。为揭露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罪恶，她奔走了7年，而她说，她还将为此奔走下去，直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裁决日本政府给予中国受害者民间赔偿。 她就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常德诉讼的始作俑者??陈玉芳。 2002年8月27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一审判决：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败诉。 当天，细菌战诉讼案常德声援团与浙江声援团共计69人浩浩荡荡开赴东京地方法院门前，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打破东京的平静，愤怒的声音激荡在东京的大街。 这一事件，成为当天全球几乎所有媒体的焦点。 这群为正义抗争的愤怒者中，有46名常德人，其中的一个最活跃的身影，就是常德声援团团长陈玉芳女士。 这一天是她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恶的7年奔走、2550多个日日夜夜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 “提起过去的冤屈，他们恨不得杀人” 第一次接触到细菌战罪恶历史，还是在1996年。此前，陈玉芳对此并没有多少了解。 这一年的11月初，省外事办通知她日本民间“日军细菌战调查团”将于当月13日到常德，请她做好接待准备。 时任常德市外事办副主任的陈玉芳，接待外国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让她接待这个“日军细菌战调查团”，还是让她感到“有点紧张”。 13日这天，调查团一行8人如期而至，她冲着人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常德的老百姓被日本侵略者害惨了，提起过去的那些冤屈，他们就恨不得杀人。” 日本人松村高夫带来了细菌战的重要证据《井本日记》，还带来了森正孝等人制作的《侵略》录相带。常德方面找到了4个细菌战见证人，同时还将《辛巳劫难》一书给了日本调查团。这些侵华日军在常德撒放鼠疫的铁证，让陈玉芳对细菌战罪恶产生了有如切肤的痛恨。 调查团在常德仅工作了两天，就匆匆地走了。离开时约定当年12月再来，希望届时能找到更多的常德受害者。 然而，日本人走后，外事办究竟应如何办理此事，陈玉芳他们并没底。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对日本人森正孝、一濑等人都不了解，对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更是一头雾水。 陈玉芳打电话到外交部亚洲司请示，亚洲司答复“有关战争民间受害赔偿的问题外事办不要介入和参与，民间团体可以搞”。常德市政府指示由党史办牵头成立民间团体“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当年12月6日成立，陈玉芳只“谋”到个顾问职务。 有人说她做细菌战诉讼案调查取证工作“完全是多管闲事”。但陈玉芳不这么认为。历史的黑暗真相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被尘封在岁月深处无人问津，这个不幸的事实让她坚定了把“闲事”管下去的信念。 拉起一支队伍，寻找更多的受害者 1996年12月26日，日本律师第二次到常德调查取证，14名常德受害者家属在委托书上签字，委托日本律师起诉日本政府，侵华日军细菌战常德受害者正式走上了跨国诉讼之路。 此后细菌战调查委员会对起诉前的调查取证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传真一个接一个的来，要求寻找更多起诉原告，要求查证已提起诉讼的原告更多的受害事实细节。 1997年，一年之内调查委员会19人分三批到常德调查取证，这些人每次来常德都是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1点以后，连中午都不休息。 当年12月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给常德方面刚刚有了一点气氛的细菌战调查工作泼了一瓢冷水。 “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预备在当月召开隆重的成立大会，一切筹备工作都已就绪，上级一道指令，不允许为这个民间组织办登记手续，“成立大会”临时改成“筹备大会”，刚刚鼓起来的一点热情就这样冷了下去。 正式起诉的30名原告，以及一大批受害者亲属，一下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日本律师一时失去了与他们的直接联系。 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不急，急的倒是一群日本人。这让陈玉芳十分气愤。她最担心的是，起诉的过程中中国人一盘散沙，让人家看笑话。为了这个，她急得上窜下跳。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案在东京第一次开庭后，“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常德受害者接待处”挂牌成立了。 “受害者接待处”办起来了，接待处的牌子像一面旗帜，人们纷纷聚在陈玉芳所树的旗帜下。 全常德展开调查，两大本黑色死亡名单 缜密的筹划，明确的分工，一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调查人员挨村挨户走动，人们一明白他们的来意，无不叹息的说“你们怎么才来，知情老人都快死光了”。同样的心情，让许多村民自愿加入了调查队伍。陈玉芳由此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案：每个疫点确定一名联络人，一个以接待处为中心的调查网络向全市撒开了，为诉讼收集更 2810;铁证。 1998年，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接待了上千人次的来访，发现十几个鲜为人知的受害疫点。常德受害者作为原告当年7月13日走进东京地方法院，向法庭出示了一份2425人的死亡名单。年底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达到4000多人。1999年，日本律师团再次到常德取证时，看到陈列在接待处的几十本最&# 26032;调查报告，两大本打印成册的死亡名单，称赞道：材料很有价值，对下阶段的诉讼工作十分有利。果然，在一审判决书中，对常德受害事实认定中采信了由接待处提供的死亡人数7643人以上这一数据。 将诉讼进行到底，“我有后盾，我很坚强” 7年的诉讼索赔，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磨砺，相对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足以被那些哀怨的尘埃埋没。 7年，一审折腾了27次，直到今年8月27日判决。掩饰了60多年的恶史昭彰于世，原告详实确凿的证据掀开日政府妄图遮掩的历史黑幕一角。判决产生了，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的罪行，让冤屈的灵魂呼吸到一丝空气，但拒绝谢罪。 对于8月27日的判决，陈玉芳感到荒唐，不过值得欣慰的是7年的奔走看到了胜诉的希望，至少日本政府承认了细菌战罪行，这个结论非常重要。1月10日她向记者表叙，此时她正忙于收集细菌战资料为明年3月二审做准备。 对于明年3月的二审，陈玉芳希望能与湘潭，衡阳等地联系，寻找更多受害者，发动一次百万人联名签名活动，让日本政府听到更多中国人对历史的声音。 陈玉芳说，当她在法庭里面等待着判决的时候，一想到外面有上百万人在做声援，内心就会平静很多。“我有后盾，有很多人在幕后支持着我们，在法庭上我就会觉得很坚强”。 那个叫陈玉芳的中国人 如果稍有懈怠，幸许就不会将自己7年的辛酸苦辣搭在为揭露细菌战罪恶而奔走呼号上了。 在这7年中，无论是调查团还是律师团；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新闻媒体，只要是谈及细菌战诉讼案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到陈玉芳。她是常德的一名外交官，“常德对日友好协会秘书长”是她的官衔中最重要的一个。 有人说她做细菌战诉讼工作纯属多管“闲事”。 有人不了解历史，不懂得屈辱，不理解中国。 那个叫陈玉芳的中国女人，你必须尊敬。 (稿源：当代商报) (编辑：晨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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