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不得不承认，反省却再一次殆失！
北京时间８月２７日１３时３０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７３１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但法院却驳回了１８０名中国原告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要求。
审判长岩田好二在宣读一审判决时承认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是非人道的，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悲惨而巨大的损害。岩田说，使用细菌武器违反了国际条约，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的三年时间里，７３１部队等侵华日军接受指令，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将鼠疫菌和霍乱菌混入供给当地军民的食物中，从而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军民。
罪责又一次嘲笑着历史。在等待了七载诉讼、２７次开庭审理、两次推迟判决这样的一天。
随着有关资料的公开和中国受害者诉讼团以及国际社会的调查，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中国试验、制造细菌武器，在众多地区广泛散播鼠疫、炭疽菌等细菌，造成至少２７万中国百姓死亡，而幸存者在６０年后的今天，至今仍皮肤溃烂或失去劳动能力。
１９９４年开始，先后有浙江省衢州、宁波、江山、义乌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共１８０名受害者代表，将日本政府诉至法庭，希望为一部惨绝人寰的历史讨回公道。
诉讼辩护团律师一濑敬一郎在叙述７年的细菌战一审诉讼历程中指出，日军在华实行的细菌战，其目的就是对中国人民进行一场最为残酷和卑劣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他陈述道，细菌武器不像炸弹，由于病原菌在人体内有相当的潜伏期，什么时候流行并不能马上判明。即使是发生了流行，症状也会因物而异难于判断使用过的病原体。而且鼠疫即使在流行过后，还会因为存活着感染的老鼠而发生再流行。
如此以来，细菌战的残暴性可见一斑：用传染病杀人，使受害者及其亲属陷入困境却又难以察觉，还使受害地区长期陷于混乱状态。
一濑敬一郎还指出，被告国日本作为国家的方针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完全隐瞒细菌战的事实，妨碍对受害者的救济。其中，１９９７年８月，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定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对有关７３１部队的活动进行删除，属于违法，这一判决赋予了政府及立法院对细菌战进行调查的义务，但是，日本政府仍以“７３１部队活动状况的有关证据没有发现”、记述“７３１”行为的井本日记“不是正式的文件，涉及到隐私”为由，继续隐瞒历史。
为此，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团请求日本法庭，根据《海牙条约》、中国民法、日本民法及国家赔偿法和社会公理，要求日本国进行“谢罪和赔偿”。
在法庭判决中，日本政府并未过多纠缠细菌战事实，但其辩称却被法庭采纳???“海牙条约中并没有承认个人的请求赔偿权。同时，因细菌战发生在战后实行的日本国家赔偿法之前，故日本政府没有赔偿的责任”。对于中国受害者指责日本政府隐瞒事实一事，则辩称：“日本政府在法律上不负有告知原告事实情况的义务”。
对此，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告诉晨报记者，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事实而驳回原告方的赔偿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原告方将继续彻底追究日本政府推卸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动细菌战罪行的责任。
１８０名中国原告诉讼代理人、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表示：“以没有国内法的依据为由而拒绝向被害者承担赔偿责任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只要在本国的国内法上耍手段，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承担国际法上的任何责任；“我们要求直接适用国际惯例进行审判。国际惯例是由合理的习惯积累而成，正是由于这种积累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努力的结果，有良心的国家应该加入这些国际条约、惯例，而不是破坏。根据自己国家制定的国内法的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等制度而驳回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是违反国际惯例的。”
这是一场对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事件的调查，对２７万乃至更多亡灵的昭雪。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村民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当地１万多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就日军当年实施细菌战所造成的伤害，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并赔偿的要求，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１９９５年８月３日，历史的重托落在了这样一个名字???王选身上。在偶然看到《时代》周刊上一则关于７３１细菌部队的研讨会的报道后，这个当时留学日本、出生在上海的中年女子便与“死去的冤魂，活着的受害者绑在了一起”。
在王选之后，还有第一个发现日军空投细菌并在报刊上公开揭露的谭学华医生的后人，以及国内外众多人士的调查下，历史不再淹没，冤魂得以控诉：
据调查，侵华日军根据细菌战人体实验需要，打着免费治疗的幌子，不择手段地把鼠疫感染者诱骗到离浙江义乌崇山村一公里的佛门圣地“林山寺”关押隔离，并进行活体解剖。村民们得知真相后，拒绝到“林山寺”接受所谓的免费治疗，日军又出动兵力残暴地抓人关在“林山寺”继续进行实验。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崇山村１８岁的少女吴小奶在众多患者面前被日军拖进“林山寺”，身染细菌的她哀求着日本兵“先生，我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但仍被残暴地捆在椅子上，用被子蒙住脸，用刀割破肚皮，活活挖出心肺做实验，少女的惨叫声响彻“林山寺”。有的死难者还被割去手臂、大腿、子宫等，做成侵华日军检验细菌战实验效果的标本。
１９４１年，义乌市居民金祖池的祖母首先染上鼠疫，家人不敢声张，偷偷地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现年８０岁的金祖池说，祖母连续高烧，满脸通红，只是要喝水，可喝了水后，还是“水、水”地喊个不停。祖母刚死，金祖池的母亲跟着染上鼠疫，也是发高烧，淋巴肿胀。“母亲临死时对着我们喊：‘逃、逃、逃！’”，“祖母、母亲、妹妹一个个地死去，活下来的家属，心都碎了。但是，我们只能默默地流泪。”
金华市婺城区上天师村的徐耀熹（１９１５年生）说：１９４２年日军曾在该村驻扎过，散播细菌，当时全村３００多人，有２／３人烂脚。烂脚之初，脚上先有一个疱，以后越烂越大，黑色的烂肉会往下掉。他三个哥哥全部烂脚，死在床上，他叔叔也因为烂脚，奇痒难忍，自杀身亡。
金华洪宝善（１９２８年出）说：日军在田里放了细菌，庄稼都长虫。大家去抓虫，结果去抓虫的人手脚全烂，烂脚病就流行起来。当时汤溪还流行脑膜炎，我的叔伯、几个邻居都死于脑膜炎。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烂脚多、死人多、狼也多，狼衔着死人的腐肉嚎嚎叫着满野乱窜。
７３１部队的一老兵说：我的工作是，在手术之前，用水管冲洗俘虏，并用刷子擦洗，当用听诊器检查心跳时，刀在受害者身上挥舞……请记住“７３１”下这样一些数字：２７万地下冤魂；３０００名活生生被解剖（仅日方承认）；３０００公斤细菌。
１９９７年８月，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１０８名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又有７２名原告加入到诉讼队伍，在马拉松式的２７次开庭审案中共出示了４８０多件触目惊心的血证。
王选女士告诉记者，半个世纪以来，为预防鼠疫再度流行，当年受害的地区必须每年数次在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捕捉老鼠和跳蚤，进行鼠疫菌的检查。根据这些地区卫生防疫机关的检查结果，浙江省衢州，义乌以及六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市，在上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曾经发现鼠疫菌抗体呈阳性。
江山峡口镇王村乡溪上村人郑发明（１９２７年生）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６岁时受到炭疽感染，当时骨头都烂出来，如此烂了五年。不烂了，会走路，但双脚成了黑脚，黑脚年年发痒。到５０岁时又烂了，四处求医，没有治愈，痛苦不堪。
丽水莲都区陈寮村的刘坛塔（１９４１年生），１９４２年感染炭疽，四处求医，现在双脚总算不烂了，但很痒，痒的时候只好用开水烫。
富阳市常绿镇双溪村杨关海（１９２６年生）１９４２年７月受感染，右腿溃烂，１９７６年因烂脚发展到骨髓癌而截肢。
丽水莲都区天宁寺的邱乡下（１９２５年生），一家５口，１９４２年４人患上皮肤炭疽，他不仅终生未娶，一生无依无靠，而且由于发病时臭气难闻，只得离群索居，贫病交困，１９９８年村里为他做了截肢手术。据调查，在受害地因烂脚病变而截肢的比比皆是。
在沿杭州、金华、衢州的铁路一线，“烂脚村”已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名词。“输赢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打开了死亡工厂的盖子，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王选说，“在此次诉讼中，２３０名日本律师完全义务服务，中国人民会感谢大部分心存良知的日本朋友，尊重历史是中日友好的前提，而我们还将继续下去。”
一濑敬一郎先生则表示，日本国的宪法是以对政府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为出发点的宪法。当然，针对战争中的犯罪行为，必须明确其事实，对被害国和被害者进行真诚的谢罪，这也是宪法的精神。
土屋公献先生认为，日本政府没有任何行动，国会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国内立法，三权中的两权已经没有采取正义的行动，现在司法又一次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日本的三权将全部留下骂名。
７３１部队的一老兵说：“这起诉讼……将在总体上质问日本的良知，如果你承认做了错事，你就应该道歉，这是人活着的逻辑。”
在记者的采访中，王选女士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对于７３１部队犯罪事实上，绝大部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诉讼调查中，几乎所有资料都来自于公开的信息源。许多事情，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忽视，没有去做，包括实证性的研究和调查，以及在对于自己正当权利的认识上，去努力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
王选女士同时指出，所有中国关于日本二战的民间赔偿，胜诉的案例少之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方仔细研究了法理，但我们国内几乎没有学者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普遍缺乏法的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