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电话通报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法庭驳回中国细菌战原告的上告,以及受理上告的申请的决定。5月10日中午,一濑律师事务所收到了正式书面文本。这一决定事实上维持了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对本诉讼的判决结果,即一方面认定二战中,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的事实,判定日本军队实施的细菌战具有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性质,以及日本政府对此负有的国家责任,一方面,又以「国家无答责」等为由驳回了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一个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国民教育、法制制度、文明礼貌而夸示世界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通过它的最高司法机构,以这样一个细小的动作,把它的一段最黑暗、最丑恶、最肮脏、最可耻的历史,像包袱一样,扔了出去,甩给了唯一以诚心等待着这个决定,自1997年8月起诉以来近10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对日本司法的良好愿望的,180名细菌战诉讼原告,一群代表了被这一罪恶伤害了的中国平民和他们的子孙们。
   我们已经经过了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对于这一决定的到来,我们有所准备。
   2月9日,原告团派我到东京,和律师团商议应对关于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 

   3月16日关于“中国国民的对日战争赔偿请求权”的公开审理。
   2月15日,我在一濑律师事务所主任的陪同下,代表原告团向日本最高法院递交了开庭审理申请。
   3月16日,原告团派我参加了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的这一开庭审理。
   3月23日,原告团与各地细菌战受害者和调查者,在义乌细菌战历史纪念馆召开了细菌战诉讼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根据我报告的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开庭审理的情况,决定:一。组织代表团参加4月27日该案的判决;二。争取批准成立民间组织?细菌战受害者协会,获得法人资格,准备走国际诉求程序。会上,还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一。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二。与日本律师和支援团体、人士携手走向国际社会。
   4月19日,原告团组织的由法学研究者、专家证人、律师、记录片编导、原告、受害者亲属组成的12人的代表团,为参加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判决,向北京、上海的日本驻华领事馆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之后,同一个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通知中国山西省“慰安妇”受害者诉讼的日本律师,27日下午接受判决,为了让中国国内的原告能够参加,律师提出延期,遭到拒绝。
   4月26日中午,我们一行和日本律师团长土屋公献、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一起,向日本最高法院递交了一共九箱,139万多名要求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的签名。一审、二审时攒下来的。二审的东京高等法院还给我们了。
   4月27日上午,我们参加了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判决,加上一位从美国来的做日本细菌战博士论文的半中国人,一共14人。是除西松建设原告代表团8位以外,唯一到场的中国人,中国媒体不算在内。事实上,那天中国媒体的到场率也不如日本的媒体。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宣判时,旁听席上从广岛赶来的日本诉讼支援团体发出一片斥责声,意外的是,法官们没有作出要求法庭安静的命令,迅疾抽身离座,数秒间,法袍的背影就消失在砰然关闭的大门后。一列高大的法警立即从周边的门里进入法庭,排列站立在旁听席前。他们脸上生硬的表情,与我们一审、二审时上街游行带队的警察很不同。
   中午,我们在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判决新闻发布会现场,啃着各自带来的干粮,细菌战诉讼的日本支援团体人员又从挎包里拿出为我们准备的几十个饭团。完后,我们早早回到最高法院门口,排在一手捧着“慰安妇”受害者的照片,一手拉着横幅的日本支援团体的后面,再次排队等候抽签入场,旁听山西省“慰安妇”受害者诉讼的判决。我们14人是唯一在场的中国人。一会儿,赶到的日本律师告诉我们,下午1时左右,他们一连接到最高法院3个电话,通报驳回刘连仁劳工案、福冈劳工案、和另一起中国“慰安妇”诉讼的上告。
   下午,最高法院对山西省“慰安妇”受害者诉讼的判决比上午的西松建设诉讼判决更短,只持续了数秒时间,主法官宣布“驳回上告”的话音未落,法官们已经起立转身,循入迅速开启又关闭的大门。大家还在惊讶之中时,法警已经排列在眼前,带着僵硬的表情。
   日本最高法院一天连续驳回五个上告,这一日本司法史上的创记录,是在传达一个强化的信号。我们没有误读。
2   8日下午,在与日本各界支援人士的细菌战问题研讨会上,我们向大家报告了23日原告团工作会议的决定和今后我们工作的方针,“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去联合国。”
   30日我们回国当天,一濑敬一郎律师和国际法研究者、原告专家证人管建强赴成都,对打算在日本法院起诉的大轰炸受害者进行司法援助,与当地从事这一工作的志愿学者、研究者、学生交流,报告在日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情况。王选和记录片编导郭岭梅去山东。第二天,5月1日,和山东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同学和老师赴河北调查。同一天,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同学赴浙江农村调查。
结束五一假期的调查活动回到家后,我们接到了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驳回我们上告、不予受理的决定。
   日本最高法院作为国家最高执法机构作出的这一决定,在司法上,搁置了对日本政府的细菌战战争责任的追究;事实上,回避了履行对以细菌战诉讼原告为代表的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司法救济权利;结果上,纵容了上世纪最为严重的,国家组织的,违反人道的战争犯罪之一?二战日本细菌战。
以原告团为代表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家属,从准备赴日本法庭进行诉讼到今天的12年间,四十多次、二百多人次,千里迢迢,从中国到日本,参加法院开庭审理,或出庭作证,陈述意见,期待在日本法庭实现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恢复。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对于始终没有放弃对日本司法的希望的这群中国老百姓,构成伤害。
   于1997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以来,细菌战诉讼原告团180名原告中,已有55人离开人世,生者也日渐年老体衰。虽然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我们的上告,但是我们坚定如初,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日本律师团、以支援团体为代表的日本人民团结在一起,通过合法的、有效的途径,继续我们的诉求,直到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对细菌战承担责任,向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
   为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我们成立民间组织?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以具备必要的资格,进一步,特别是向国际社会等,提出正当诉求。
   我们原告团从准备赴日本法庭进行诉讼到今天的12年间,与湖南、浙江、云南、山西、山东、河北、江西、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调查者等一起进行了细菌战受害调查。我们认识到,到目前为止的细菌战调查结果,还只是全部受害的一小部分。
   为此,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及时地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和研究,为了无名的受难同胞,把历史留下来。
   在这12年间,我们已经在一部分地区推动建立了细菌战历史纪念馆和遇难同胞纪念碑,其中也展示了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国会议员,为了解决细菌战问题所做的工作,和对于我们的支持。可是,在大部分受害地区,细菌战的相关资料还未得到妥善整理、保存、和管理。
   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细菌战的相关资料的保存和管理。要求义乌市人民政府早日启动细菌战纪念馆/博物馆的建设计划,使我们多年调查、研究积累的珍贵资料有安身之处,使这段重大的历史能够保存下来。
近10年来,我们在细菌战受害各地,特别是在我们建立的细菌战历史纪念馆和遇难同胞纪念碑,逐年举行了细菌战遇难纪念仪式,为了对于受难同胞的不可忘却的记忆,也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历史教育。今后,我们将继续举行细菌战遇难纪念仪式。以下是部分日军细菌武器攻击地区,原告团和当地受害者在被攻击日例行遇难纪念仪式日期:
湖南省常德  11月 4日
浙江省江山   8月16日
      衢州  10月 4日
      宁波  10月27日
      义乌  11月18日
      金华  11月27日
      丽水  待定
      运和  待定
    在这12年的调查和诉讼中,我们见到许多,特别是居住农村的细菌战受害者,因受害伤残,晚年生活困难。我们推动,并组织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为浙江省内小部分受害者提供了非常有限的关爱。
为了让更多的受害者能够在已经短暂的人生岁月中,从他们的祖国和同胞那里,得到些许抚慰战争创伤的温暖,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特别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关爱细菌战受害者。
    日本最高法院的决定终止了细菌战受害者通过日本的司法制度取得救济的诉求,也堵绝了这条解决中日之间的细菌战遗留问题的途径。
但是,细菌战是违反迄今为止所有文化、宗教、法律规范的伦理、道德、人道的极恶之罪。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承认细菌战,也没有公开重要资料,更谈不上为之承担责任。日本细菌战责任必须要得到追究。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任之持续遗留,将带来严重后果。
    据此现状,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以光明磊落的姿态,积极
作为,及时地就两国间这一重大战争遗留问题,与日本政府开展正面对话,建立操作系统,公开资料,组织调查,补偿细菌战受害者。应该在细菌战受害者的有生之年,解决细菌战问题,让他们看到正义和公道。
   我们志愿参加这一工作,贡献我们的经验和智慧。
   这12年的诉讼和调查,没有日本律师团、声援团体,以及和平人士持之以恒的支持,是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包括他们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特别是就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战争遗留问题,和细菌战问题等。对话使我们在以上问题上更为相互理解、支持和团结。
    就中日两国间目前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现状,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以开放的姿态,就中日间的以上问题,与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正面的、广泛的对话。中日两国只有正视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共同为克服过去,付出应有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友好,走向和平。我们志愿参加这一工作,贡献我们的经验和智慧。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诉讼不只是对自身正当权利的主张,我们通过我们的诉讼和调查,让人们了解战争的真相,使人们从中得到反思,认识战争,认识和平,并为实现和平而去努力。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符合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得知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对于我们10年的诉讼作出这一决定时,都异常平静。只有数量很少的几位长期关注者问了一下:“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好吧,先请允许我以细菌战受害者的名义,也问一个问题:

  “中国,我的祖国,你接受这个决定吗?”

作者注:本文的主要内容刊登在5月17日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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